[原创]明军对宋陵盗墓辱尸,杨琏真珈望尘莫及

杨琏真珈盗掘宋陵财宝一事,自元代以来已广为人知。在当今互联网上,杨琏真珈这位元朝总统可谓是臭名远播,遭到各民族无数男女老幼口诛笔伐。


那么,杨琏真珈盗宋陵是不是确有其事呢?


笔者在此可以坚定地告诉广大汉族或非汉族同胞,杨琏真珈犯罪事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已经受到元朝法律的制裁,得到应有的惩罚,“械之于市,士民称快”。


某些人可能对此要质问说大元政府为什么不对其人判处死刑?


没错,元朝藏族宗教干部杨琏真珈的盗墓行径影响的确相当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大破坏了元政府与江南百姓的干群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即便将杨琏真珈处以凌迟之刑亦不为过。


然而,我们看问题要从历史背景出发。元代是一个宽刑慎法的时代,据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草木子》记载:“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而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则告诉我们:“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


因此,笔者认为,元政府对藏族宗教干部杨琏真珈的量刑是适度的,把杨琏真珈投入监狱已经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处罚相对而言,比民国政府对孙殿英要强出N倍;跟今日政府处理陈希同案件处罚力度基本一致.


有的人可能又要义愤填膺质问说既然元政府有惩治杨琏真珈的决心,为什么又要用杨琏真珈的儿子杨暗普当官,这不是有意包庇杨琏真珈一家么。


实际上,这样的质问是没有道理的。元政府任命杨琏真珈儿子做浙江的地方官,不正体现了元代不罪妻孥,不搞株连法律的人道性和先进性?难道非要元政府学朱明推行野蛮残酷的十族全诛瓜蔓抄剥皮抽肠锡蛇游才能令某些人心理满足?


历史的真相是,杨琏真伽被元政府“双规”以后,另一位总统沙罗巴实行了僧务改革,敬重当地汉族名流儒士,改善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最终以自身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德得到广大汉族同胞的认同和亲近。


当然,这样的历史对于某些大汉族主义分子而言,往往是避而不谈作选择性失明的。


更令人遗憾的是,对历史作选择性失明的不仅仅是今日的某些大汉族主义分子。或许是出于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当今许多汉族历史学者往往也一面唾沫横飞痛批杨琏真珈,而一面对朱明军队在宋陵盗墓辱尸的丑恶行径讳莫如深。


实际上,明军的丑行在明人的笔下从来就不乏记载。如明国子监博士徐祯卿《剪胜野闻》里写下“常开平遇春骁猛绝世,状类猕猴,指臂多修毫,所过之地,纵士卒剽掠,故其兵特锐”反映了明军在各地明火执仗烧杀抢掠的事实。又如明部左侍郎叶盛《水东日记》里的“肉羹肥油点皆圆,惟人肉羹点皆半侧不圆,食人肉多者睛有黄色……今日总镇诸公语如此”反映了明军嗜食人肉的历史。再如明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里的明将韩观竟公然叫嚣“它禽兽眼均不中吃,惟人眼味最美”……


如实记录了明军对宋陵盗墓辱尸一段臭史的,也正是一个明人。这位有勇气直笔写历史的明人叫徐勉之。这个名字对于当今许多人来说都是陌生的。


然而笔者如果说另一个名字——刘伯温,相信大家就不陌生了。刘伯温曾写过一首诗给他的朋友,题目叫《女儿割股词》,后面有一个副题就叫《为徐勉之作》。


徐勉之其人跟刘伯温一样,是江浙名士,他们曾诗文酬唱,交往甚密。然而在元末大乱的局势下他们二人最终选择了不同的效忠对象。刘伯温随了朱重八,而徐勉之则跟了张九四(当然,徐勉之认为自己依附张士诚并非“从贼”,因为当时张士诚降元了)。


公元1359,那时叫至正十九年,这一年江南爆发了一场大战,战争双方是重八的大将胡大海与九四的大将吕珍。我们后人今天能清楚了解这场战争经过和朱明军对宋陵盗墓辱尸一段臭史,不能不说全凭一位亲历这场战争的人留下的一本笔记。


这本笔记叫《保越录》,笔记的作者就是徐勉之。


徐勉之的这本《保越录》里的朱明军队形象显然跟当今某本《那些事儿》里的明军形象大不一样。《那些事儿》里的明军经过某人一番妙笔生花那简直堪比人民子弟兵,而徐勉之《保越录》里所记载的胡大海部明军看上去跟推行“三光”政策的鬼子兵可真有得一拼:“大索民船,四出抄掠财物、米谷、妇女、孳畜,所载不尽者,悉皆焚之,或弃水中,深山穷谷,无所不到,数十里之内,荡然一空。”


如果说这样的记载略显空泛的话,《保越录》里还如实记下了几位被明军掳掠侮辱不屈罹难的妇女个案,如山阴南池郁景文妻徐氏、蔡彦谦妻杨氏被明军掳掠,托言取首饰衣服而乘明军不备之时投井自杀。还有山阴项里徐本道妻潘氏,凶残的明军士兵杀害她的丈夫,见她姿色不弱,意图将其霸占,潘氏说不忍丈夫尸骨曝露在外,“愿将焚化随去,庶绝吾念”,明军便烧了她家房子来了一场大型火葬,结果义烈的潘氏“临哭之,遂投火而死”。


死得很英勇义烈的还有会稽一位普通乡民冯道二的妻子,当时明军已经残杀了她的大嫂,其用意是威逼她就范:“从我则为妻,不从我则死!”冯道二的妻子是怎样回应朱明兽兵的威逼的呢?她毫不犹豫回答说:“吾愿就杀,不为妻也!”随后“引颈受刀,首堕于地”,其从容就死的风范真可令天下无数须眉男儿惭愧。


以上那几位是不屈而死的烈妇。而一般的普通柔弱女子显然是无法抵抗明军的性暴力,更无勇气自尽。据《保越录》记载,当时明军“所掠民间妇女,纷纭田野”,后来张士诚大将吕珍怜悯这些孤苦无依的弱女子,“命入城中,聚大善寺,给以衣食”。


《保越录》在如实记录了明军掳掠妇女暴行的同时,也记下了这群禽兽盗墓的罪行:“发掘冢墓,自理宗慈献夫人以下,至官庶坟墓无不发,金玉宝器捆载而去。”可耻的是明军不仅盗墓,还要辱及尸体:“其尸或贯之以水银,面皆如生,被戮斩污辱尤甚。”


当今的某些人在义愤填膺倾诉理宗头骨被萨迦僧人用作饮器的时候,可曾有半句为这些被明军“戮斩污辱”的宋尸鸣不平?试想,理宗慈献夫人之灵地下有知,对今人这种厚此薄彼的选择性失明的做法,又会是如何反应呢?


英国人汤因比说过这么一句话:“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相对这句名言而言,笔者却更欣赏印度人泰戈尔的那句话——“人类的历史是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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