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千万:大清国如何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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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天津城被大量的灾民和大量的赈灾粮填塞得满满的。 灾民们操着南腔北调,除了来自直隶本省的,也有不少来自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而赈灾粮则是因为交通的问题,无法及时输送到各地,大量积压在天津,“米至天津竟为止境”。 从1876-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 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坐镇天津,调动各种资源,应对这一艰难挑战。 而令国内

天津城被大量的灾民和大量的赈灾粮填塞得满满的。


灾民们操着南腔北调,除了来自直隶本省的,也有不少来自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而赈灾粮则是因为交通的问题,无法及时输送到各地,大量积压在天津,“米至天津竟为止境”。


从1876-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


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坐镇天津,调动各种资源,应对这一艰难挑战。


而令国内外大跌眼镜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宁静,没有人趁机揭竿而起、问鼎中原。


大清国这艘靠“裱糊”而艰难挣扎的航船,是如何渡过惊涛骇浪的?



人间地狱


水利失修、仓储荒废、良田尽种罂粟,这场大灾难实际上就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总爆发,是严厉的“天谴”……



对于大清国来说,1876年绝对是流年不利。


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两省损失犹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出现大面积干旱,部分区域颗粒无收。随后,蝗虫覆盖了直隶省的大部,包括天津在内,蝗灾过后,一片狼藉。


第二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光顾。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十年前遭受战争灾难(捻军之战)的区域。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地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英国外交报告)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中央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直隶“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继食槐柳叶,……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


河南“全省灾区缺粮,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瑾相望。” 灾民们“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甚至出现了“易子析骸之惨”。


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灾荒如此严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灾”,但“人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内战平息之后,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官场腐败,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因战乱频仍和官员腐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短”,这导致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制度在灾难面前毫无作用。


“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中央,请求从省外输送救济粮。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河南本地的“常平仓”里应该有95万余石谷,却几乎是空仓。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尽管报表年年做,“卫星”年年放,粮仓中却空空如也。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大灾面前,灾区的干部们还算是正视困难,没有打肿脸充胖子,为了圆之前的谎言而拿百姓性命开玩笑。各地纷纷奏请中央,告急求援。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鸦片之毒,大清国但凡有识之士无不切齿,但吊诡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地方政府到农户,都大力种植这种“钱”途远大的“经济作物”。曾国藩之弟、山西巡抚曾国荃指出:“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他的继任人张之洞刚到山西便指出:“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陕西、宁夏等地情况也都差不多,最好的田用于种鸦片,粮食生产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依赖从外地购买粮食。时人认定,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申报》上的评论痛心疾首地说,正因为这些地方“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远之良谟,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


“丁戊奇荒”,的确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大爆发,是一次严厉的天谴。



应急机制


这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中央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东方专制主义”,充满了反面评价。但是,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常平仓”系统后,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他认为,明清时的中国,把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从粮价、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雪珥注: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烈度。


其实,魏丕信所未能参透的是,即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这种机制在大清国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百姓有饭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不能不讲的绝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H.B.Morse)记载,中央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中央运用国家权力,调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并集中到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中央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甚至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干部身份和干部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


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平粜”上: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抑灾区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实现救灾的可持续发展。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平粜同属救荒事无二致”。


比钱、粮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运输。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积压了大量粮食,难以及时转运。李鸿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了三条通道:北路在保定转运,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换旱路经获鹿进入山西;中路在山东馆陶县转运,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转经清化镇入晋。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参的参,罢的罢,关的关,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干部。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也趁机清洗了一遍干部队伍,换上了李鸿章的亲信人马。


救灾工作的推进、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民为邦本


民族主义的萌芽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地方精英们因此没有成为暴动的领导人……



“丁戊奇荒”影响远及江南。此地自古便是国家财赋重地,每当有征战、有大工程,江南总要承担最重的负担。此次也不例外,不仅接纳了数百万难民,也是李鸿章筹粮筹款的主要基地。


而出人意料的是,向来坐等灾民上门的江南地区,此次在士绅们的带领下,走出江南,主动深入到华北灾区腹地,实行就地救助,开创了中国民间救助的先河。


其动力之一,当然是“御灾民于江南之外”。此次灾情严重,灾民如潮而来,远及苏杭,已经造成了江南社会物价**、治安动荡、民怨沸腾,这无论对江南的“小局”还是国家的“大局”,都极为不利。江南官员和士绅们竭力强化在苏北等江南“边境”上的救济力度,希望能将难民潮羁留于此,但效果并不理想。只有深入灾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潮。


另一方面,江南士绅们希望以此“杜外人之觊觎,固中国之藩篱”。在“丁戊奇荒”中,西方传教士及慈善团体,深入灾区,这深深刺激了灾区当地及江南的士绅们。为了争夺民心,江南士绅提出了“跟踪济赈”的口号:洋人救灾到哪里,我们也救到哪里。这种对洋人慈善目的的质疑,在客观上促成了一场救灾竞赛,将中国民间社会的救灾潜力挖掘出来。


在《申报》等媒体的推动下,奔赴华北救灾俨然成为江南的群众性运动,甚至波及南洋、日本、美国,捐款捐粮一时蔚然成风,志愿者纷纷加入救助队前往华北,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谢绝了官方的任何奖励。


而在华北灾区,当地士绅虽然在经济实力、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均不如江南士绅,也因为西方救援团队的介入,而激发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西方传教士们不得不感慨:在当地士绅的鼓动下,灾民甚至拒绝接受洋人的救济粮和救济银。这种近乎极端的排外情绪,居然在这已经上演“人吃人”悲剧的灾区中还能屹立不倒,当然成功地转移了灾民们对于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欲望。而且,在经历了之前多年的战乱之后,人们对安宁和平的向往并没有因灾难而消失。中国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地方精英阶层的推动和参与,普通农民最多也只能闹些“吃大户”之类的治安骚乱,而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暴动。


这是一个相当吊诡的现象:在堪称人间地狱的“丁戊奇荒”中,民族主义意识鲜明地迸发出了萌芽,虽然极为狭隘,却依然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这比学界普遍认为的甲午战争之后才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提前了足足20年。


对于大清政府、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民族主义的硕果,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是甜蜜的果实还是带刺的荆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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