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历史:清朝时满汉大臣都是自称“臣”,不称“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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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奴仆常被称为“奴才”。清人梁章钜《称谓录》有别解,释为“奴仆之所能”,即奴仆的能耐。“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今人骂某某人奴气重、是走狗,常称之为“奴才”。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是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恃术不恃信”,本是中国历代皇帝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乾隆皇帝对此显然运用娴熟。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说,中国人做了满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隶。中国人的奴性之养成,固然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但是否与皇帝特别喜欢奴才有些关系呢?清朝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奴隶制基因,尤其喜欢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别喜欢奴才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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