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宣传的八路军抗日英雄:能让日军送机枪(转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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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凤凰网看到的,请铁友们一同欣赏、一同品味。这种人才是中国真正的脊梁!如果你曾想当一个真正的英雄,我想这种人才是;如果你从内心深处喜欢像李云龙一样的汉子,我想他也是!

本文摘自《中国供销合作经济》2002年第7期,作者:林鹏,原题:《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樊金堂去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回想过去……


那是1973年,一位老首长对我说:“咱们晋察冀有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叫樊金堂……去延安学习,以后到了东北,现在在辽宁。他挨了好几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来,你帮个忙,把他调回来吧。”我说:“行。”会上研究通过,然后发个函,不久,这人就带着全家回到了太原。人回来了,情况也逐渐清楚了。支左的军人们背地里嘀咕,说我调回来一个“坏人”。我不放心,就问那位老首长:“听说他蹲过监狱……”他说:“扯淡!运动当中态度不好,抓起来的……他从来没有态度好过……哈哈。”樊金堂回到太原三个月不能分配,后来知道这些情况,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他人还没回来,电话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过问此事,指示“妥善安排”。支左的军人们顶不住了,同我商量怎么安排,我说:“好办。”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县大队的大队长,到70年代才只十六级,一次会上决定,安排在省测绘局任办公室主任。


他回来以后,我们才认识。我的老首长曾经多次向我讲述樊金堂的战斗故事。我同他认识以后,便常常问他。我是想检验一下老首长说的是否真实。现在要从头说那些战斗故事,读者也未必爱听。再说,我也不善于描写。我曾经想过,边区的著名作家不少,怎么没人写樊金堂呢?有个朋友对我说:“如果写樊金堂,那是宣传什么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继续说:“宣传,宣传,不要忘了宣传……”我说,“宣传抗日还不行?”他说:“正是抗日,不能宣传……”我不能说服别人,只好说服自己。我说宣传抗日,也是顺着“宣传”的竿爬……文学是人学,它应该着眼于人。多年来,见物不见人,记吃不记打,呜呼哀哉!


樊金堂本质上是个侠客。他年轻时剽悍得很。他的大队最善于行军,尤其善于夜行军。他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认真说来,日本鬼子也向他学习,学会了长途奔袭。有一次,军区抗敌剧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里奔袭,两路包围。聂荣臻司令员立即命令樊金堂大队去解围。电话上说:“把演员们都抢救出来,一个不能损失!”樊金堂的大队跑步赶往出事地点。他要求他的战士们:“男演员一个战士拉一个,女演员跑不动,背也把她们背出来!”他们赶到时,日本鬼子的包围圈已经合拢。他们冲进去,把演员都救出来了。那真是枪林弹雨……日本鬼子也懵了。他们绝没想到,樊金堂会有这一手,他真敢往包围圈里头冲……所幸,演员没有损失。


他当时的警卫员,叫张培华,我们不久也认识了,他对我说:“老林场战斗,我背出来一个女演员,她就是胡朋。”张培华是个典型的旧中国农村的青年,淳朴、腼腆,招人喜欢。晚年他耳朵聋,可是喜欢跟人说话。他听不清别人说的什么,只为自己的话哈哈地笑。我常想,现在的农村里,已经不大见这种青年人了。别人也是打日本,樊金堂也是打日本,樊金堂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服口服,自称“朋友”。


当时驻军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叫什么,樊金堂说过,我忘了。这位联队长也是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说:“非常敬佩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这一类的话,倒也十分的客气。樊金堂的豪侠气概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批其信尾,说“愿奉教”,定了时间,地点,最后是:“在下恭候,樊金堂。”在约定的时间,那联队长带了一个翻译,不带武器,真的来了。战士们问:“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哟!人家这是客情,咱们要以礼相待。”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那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忙命炊事员炒几个菜。我问:“都是什么菜?”他说:“就是炒鸡蛋,炒豆腐,记得有个炒干豆角,别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啥算啥。”我说:“喝的什么酒?”他说:“白干。”两人除了不谈打仗的事,别的什么都谈,主要是互相问候,家里有几口人等等。


根据樊金堂的描述,我猜想这位联队长很可能是个绅士,很有派头,文质彬彬,翻译说他懂中文,熟悉中国古代典籍。而在他对面坐的樊金堂,却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成分中农,父亲是乡村教师。樊金堂身板粗壮,异常憨厚,初中毕业,不善言谈,只是说:“今日相见,万分荣幸,请喝酒,请用菜……”翻译问:“联队长请问,樊大队长娶媳妇没有?”樊金堂差不多脸都要红了。那时候他才19岁,还没有结婚。认真说来,这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深刻、非常独特的场景。一个日本绅士同一个中国农民,打得不可开交,又抽空儿坐下来,互相敬酒,开怀畅饮。翻译说,联队长深通中国的历史地理。这种所谓“中国通”,全世界到处都有。他们了解中国的各种东西,就是有一样,他们不了解,这就是中国农民。所有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只看到了码头上的中国苦力,却不了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农民。他们最终都败在这些淳朴农民的手里了。所有外国的、西方的东西,概莫能外。这种农业文化的柔软的刚强,或说刚强的柔软,说来无比神奇……西方的和东方的帝国主义们,怎么能认识这种高级事物呢?


那联队长临分手时,说道:“樊大队长,有什么需要,兄弟一定帮忙,一定尽力。”樊金堂实际上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说:“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联队长说:“一定办到。”在双方激烈的战争之中,开这种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见的。谁知那联队长一言九鼎。隔了几天,前沿哨所报告说:“有两个鬼子,带着几个民夫,打着白旗,进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着白旗,就不要打。看他们来干什么……”进山来才知道,两个日本兵,轮流扛着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后边四个民夫,抬着两箱子弹。樊金堂收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嘴:里不停地说着:“够朋友,够朋友。”请两个日本兵吃完饭,樊金堂写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给两个日本兵。那两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了半天才把意思说清:“联队长的命令,把东西送交樊大队长,就不用回去了,算我们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枪毙的……”这把樊金堂给难住了。后来才想起来,把他们送军区。电话上聂司令员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樊金堂嘿嘿一笑。后来对人说:“一个日本人,想见我,这有什么可报告的。”这种事在他来说,好像稀松平常。


聂司令员非常喜欢他,很关心他,想培养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学习。樊金堂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日本。延安没有日本可打,只好安心学习。正赶上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劳动积极,表现好。后来见他老实可靠,枪又打得准,就口叫他去跑运销。他腰里插两把驳壳枪,一个人押着十几个骡驮子,北走包头,西闯兰州。路上土匪甚多,别人经常出事,他从来没有出过事。我问他:“你怎么不出事?”他说:“我没碰上过,真要碰上,自然也是凶多吉少。”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平淡里说,在他嘴里没有惊险事情。不过,他想这很可能是他的威名远扬的缘故。当时没有见过他的人,也知道有个樊金堂,厉害。


学习完,任命他为后勤部长,师的架子,日本投降后开赴东北,便成了一个军,他依然是后勤部长。有人告诉我,行军路上,他看见一个放羊的老汉正蹲在路边抽烟,他装好一袋烟走过去:“老大爷,对个火。”把烟抽着,他也蹲下了。“老大爷,光景怎么样?”老汉就哭起穷来。他一回头喊道:“通信员,从骡驮子上拿一捆票子来。”他把那捆票子放到放羊老汉的脚前,说:“改善改善吧。”也是这次行军,从他家乡过,正好赶上一个庙会。听说樊金堂回来了,人们不看戏,都跑去看樊金堂。樊金堂的豪侠气概又上来了。庙会上有一排溜饭棚,他对卖饭的说:“凡来看樊金堂的,都管饭,最后我给结帐。”那次事情闹大了……反正也不怕,他是后勤部长,有钱。碰上一个小时候的同学,又是老战友,当时是县里的干部,腆着脸对他说:“金堂,我看你这手枪特别好,我挺喜欢,送给我吧。”樊金堂说话不打磕:“拿去吧。”听说那次荣归故里,光手枪送人好几支。


这种事情,严格地说,拿公家的财务,随便送人,不能算对。不过从前的人,同后来的人不一样,可以说大不一样。从前的人,不俗。不像后来的人们,针头线脑,鸡毛蒜皮,上纲上线,没完没了……像樊金堂这事,在从前,就是首长知道了,骂一声:“他妈的樊金堂,胡闹!”也就过去了。那时候人们甚至传颂着樊金堂的这种严重违纪行为,哈哈一笑完事。那时候人们都有点豪侠气概,都是英雄。樊金堂是这启迪地英雄中的大英雄,是鸡群中的鹤。后来人们变了,变得琐碎无聊。有一次在闲谈中,樊金堂以平静的口气说:“都是小人。”我听了这话就想,君子都到哪去了?所谓农业文化的优势,就是道德。把道德丢掉了,这就像一个人掉了魂儿一样了,连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了。


事情总是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发展。解放后第一个运动是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樊金堂身为后勤部长,自然是在劫难逃。各种严刑吊打都来了……他贪污的数字,最终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他们部队的装备和给养的总和。定襄的一位老革命叫周铭,我问他:“樊金堂社会究竟贪污没有?”他说:“他贪污个屁,他连两条裤子都不趁。”就是周铭同志给我讲了上述的,庙会上给大家开饭,和送人手枪的事。周铭最后对我说:“他是个侠士。你听说过这种侠义之士吗?他就是有万贯家财,他也敢都送了人……”此后的历次运动,都跑不了樊金堂。樊金堂就是假装老实,最终还是态度恶劣……一次一次,变本加厉。樊金堂命大,开除、下放、坐监、劳改……总算没有被整死。他的身体好,依然故我,威风不倒。这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他没有被整死,同老首长们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他毕竟是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像樊金堂这么一个生活俭朴的人,他贪污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不过,群众也恨他,主要是恨他态度恶劣,据说是非常恶劣。


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主动给他落实政策,职务改为太原市城建局副局长。定襄县的老干部特别多,级别都很高。例如范儒生、梁寒冰、周铭、郭高兰等等。有一回他们一起儿回到了故乡,住在定襄县招待所里,院子里忽然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问才知道,是来看樊金堂的。在故乡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其他的老干部,虽然级别很高,不在话下。他晚年,喜欢吊尔郎当,爱喝酒,爱下棋。有人告诉我说,他看见樊金堂蹲在马路边,跟人下棋呢。我的棋,应该说比较臭。他的水平跟我不相上下,所以他喜欢找我下棋。有一次他老伴路明对我们说:“老攀下乡去了。这回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给他带了十五条烟,够他三个月抽的。”谁知刚一个月,他就回来了。我一见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笑一笑说:“没烟抽了。”我说:“路明说给你带了十五条烟,这么快就抽完了,怎么抽法?”他说:“我当队长,一开会,拿出烟来大家抽……”豪气不减当年,真是禀性难移。


最近几年,见面不多。他老了,我也老了,懒得动弹。忽然听说,老樊病故了,我难过极了。我老伴急忙买来挽幛。深夜,我写了:“伟大的民族英雄樊金堂同志永垂不朽!”说实在的吧,我当时是泪流满面。第二天,我和老伴赶过去,一同在老攀遗像前三鞠躬。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说什么“时代造就了英雄”,当然不能说这话不对,不过,大家都是从那一个时代走过来的,怎么只出了一个樊金堂?老实说吧,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从来都被人珍视。把一切光荣伟大都归功于抽象的时代,这对吗?谁知道,也许是对的吧。樊金堂逝世于定襄县。听说给他送葬的有好几千人,许多老汉,七八十岁的人,都哭了。他们哭什么?我猜想,他们是哭历史,历史结束了,昔日的光荣早已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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