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大地震杀中国人:一场鲜为人知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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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场鲜为人知的日本军国主义暴行 温州首次出国热因何夭折 700多浙籍华工被屠真相为何 2005年07月18日 杭州网 核心提示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军国主义暴徒乘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的华工肆虐屠杀,700多位华工(90%是温州人)被害,史称“东瀛惨案”。1986年起,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女士多次赴温州调查,回国后撰写出版《关东大地震屠杀中国人》一书。仁木富美子从此成为日本右翼分子攻击对象。迄今为止,日本官方未正式承认过屠杀华工事件。“东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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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鲜为人知的日本军国主义暴行


温州首次出国热因何夭折 700多浙籍华工被屠真相为何


2005年07月18日 杭州网


核心提示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军国主义暴徒乘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的华工肆虐屠杀,700多位华工(90%是温州人)被害,史称“东瀛惨案”。1986年起,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女士多次赴温州调查,回国后撰写出版《关东大地震屠杀中国人》一书。仁木富美子从此成为日本右翼分子攻击对象。迄今为止,日本官方未正式承认过屠杀华工事件。“东瀛惨案”后,温州人“出国热”转向欧洲的荷兰、意大利等国。

7月13日下午,温州市区华盖山上,郁郁葱葱,阳光透过摇曳的树叶,洒下无数的斑斑驳驳。几位衣着光鲜的年轻人,正在“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前嬉戏乘凉。

对于纪念碑所纪念的人物,及其背后的血泪故事,年轻人们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这里只不过是个乘凉的好去处。“确实,除了少数文史工作者,几乎没多少人知道那段历史,至今,日本官方也没有正式承认过屠杀华工事件。”原温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黄胜仁对记者说。

黄胜仁所说的大屠杀,是指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军国主义暴徒乘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00多位华工(90%是温州人)被害,称为“东瀛惨案”。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各地纷纷集会抗议,当时的北京政府也曾调查交涉,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北京政府昏庸无能,被害华工家属虽满怀悲愤,却投诉无门,在一阵抗议浪潮过后,华工惨案逐渐被人淡忘了。


700多华工惨死在屠刀下

1986年2月,一封日本友人的来信使大屠杀重新浮出水面。

来信的是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女士。她在给温州市政协文史委的信中说,1982年夏,正在上海华东师大任教的她,在翻阅资料时,偶尔发现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只言片语,感到非常震惊。她说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希望能得到温州方面的帮助。

此后,黄胜仁联系了数位文史工作者,和仁木富美子女士一起,到处收集查找资料,还深入实地,走访当年旅日华工幸存者,经过数年的努力,到1993年,也就是“东瀛惨案”发生70年后,这段历史终于大白于天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瑞安、瓯海、青田三县山区接合部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迫于生计,三五成群由上海东渡日本谋生,堪称温州历史上第一次“出国热”。据统计,当时前往日本的温州、青田华工大约有5000人。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损失惨重。据统计,地震死伤30多万人,财产损失百亿日元。

地震发生后,我国各界民众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仅当时的北京政府就拨款20万元(注:当时一元钱能买40斤大米)。在温州,还成立了“日灾救济会”,发动各界人士慷慨解囊,运往日本的木炭、菜籽、鲜蛋等物资价值就达45.4万元。

然而,日本的一些暴徒却在军国主义的煽动和纵容下,恩将仇报,对手无寸铁的旅日华工下了毒手。他们乘震灾混乱之机,以“韩人放火”为借口,在大批杀害旅日朝鲜人的同时,大肆虐杀旅日华工,其中绝大部分是温州、青田籍华工。

这些暴徒主要是接受日本政府命令维持秩序的所谓“青年团”和在乡军人(预备役———记者注),他们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排外情绪严重。他们与日本劳工、警官、军队一起,用刀剑、铁棒、铁钩等凶器,对旅日华工肆意击杀。

其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集体屠杀是在1923年9月2日。当晚9时许,日本暴徒300余人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将客栈内174位心怀恐惧、手无寸铁的温州、青田旅日华工,赶至客栈外荒地上,“佯言即将地震,须卧地上”。

当华工们伏地时,暴徒们即乱砍乱杀,当场打死173人。

据仁木富美子和黄胜仁等人统计,在大屠杀中受害的温州、青田人数为700人,其中死者639人,伤61人。


幸存者笔录令人触目惊心

在“林合吉客栈”屠杀事件中,一位叫黄子莲的华工(现温州瓯海区五凤垟村人)佯死躲过一劫,大屠杀后,他接受了《民国日报》的采访,成了第一个公开的受害者直接证人。

记者拿到了当年仁木富美子和黄胜仁采访大屠杀幸存者及后人时的笔录,同样触目惊心。

温州瓯海的潘瑞发老人说:“我们3人(华工)乘电缆车(电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的陈崇帆说:“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垟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的朱木坤说:“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这些90来岁的老人们愤怒地控诉着,平时耷拉着的双眼发出激动的目光。他们用粗大的双手或手中的拐杖比划着,形象地勾画出当年的惨景,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震撼。”黄胜仁这样描述当时走访时的情景。

温州人“出国热”的一个分水岭

大屠杀发生后,日本政府想方设法隐瞒事件真相。由于华工一般由上海私渡至日本,没有护照。“他们拒不承认,以为这样就可以蒙骗过关。”黄胜仁说。

在大岛町八丁目集体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军警就用煤渣覆盖现场,使别人发现不了屠杀留下的血迹。

当时的长春籍留日学生、华工领袖王希天在知道屠杀事件后,立即赶往当地调查。日本军警为了掩盖真相,残忍地将其杀害,尸体也被抛入河中。

第二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后在温州沦陷时,被日寇拆除。

后来,日本政府终于承认在杀害朝鲜人时,“误杀”了部分华工。但幸存华工们对此驳斥说,既然是误杀,为什么有时候日本邻居喊,“这些是中国人,不要杀”时,暴徒们还是毫不留情?

屠杀事件后,幸存的浙籍华工们大部分被投入了集中营,后被遣送回国。也有少数人经过东南亚,到了欧洲。史学专家认为,“东瀛惨案”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此,温州“出国热”转向欧洲的荷兰、意大利等国。

日本友人设立基金会

仁木富美子在完成了她的调查后,回到日本撰写出版了《关东大地震屠杀中国人》等专著,引起很大反响。

日本不少知名人士,还自发组织了“日本关东大地震屠杀中国劳动者悼念会”,为重建王希天和蒙难华工纪念碑与救济遇难者后裔捐款。

1993年,王希天和蒙难华工纪念碑获得重建,并由日本友人捐款1000万日元设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据温州市政协初步统计,总共有2000多位浙江蒙难华工后裔得到了基金会的资助。但是,仁木富美子女士从此成为日本右翼分子攻击的对象。

采访中,记者试图联系仁木富美子女士。但得知,由于经常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骚扰、恫吓,她已经很少与外界联系。

黄胜仁告诉记者,在他们调查期间,曾有不少幸存华工提出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问题,“但最终由于资金、健康等实际问题而没有正式提出。”“现在这些老人都已经去世了,他们留下的只有痛苦的记忆和永远的遗憾,因为日本政府到现在也还没有正式承认当年那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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