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特工:摩萨德特工的暗杀 五 赎罪日战争和阿穆恩的失误 赎罪日战争和阿穆恩的失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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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结束了,尽管以色列又一次度过了战争危机,在阿拉伯国家的围攻中生存下来。但这次战争的代价让以色列人痛心不已。也许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巨大胜利使以色列人放松了警惕,由于此前的历次战争,以色列的领土大大扩张,使得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的困难大大增加。以色列军方认为,苏伊士运河以及沿运河东岸构筑的巴列夫防线将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前总参谋长巴列夫认为,西奈的常备军就足以阻止埃及的大规模进攻。300辆以色列坦克就可以对付埃及1500辆坦克。达扬曾说,面对巴列夫防线,任何埃及军队渡河攻击,都将在24小时内被消灭。他甚至夸口说,即使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它也能很快扭转局势。战前,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战争征兆,但以色列仍然沉醉在军事优势的美梦里。在10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泽拉还坚持认为,埃军大规模渡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达扬则拼命反对埃拉扎尔全面动员的要求。

安全环境的改变导致了以色列安全战略的根本改变。过去,由于以色列缺乏周旋余地,以色列军界总是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决不能让阿拉伯人取得主动权,而且一旦战争爆发,以色列必须在敌方领土上展开兵力,否则对以色列就是灾难。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这种战略的典型体现。可是,在这场战争以后,由于安全环境的改善,以色列的战略也随之改为遏制战略,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战略纵深,完全可以不承担战争发起者的罪名,而让阿拉伯人打第一枪,然后,以色列发起反击,结束战争。遏制战略成了赎罪日战争之前的主流思想。为了奉行遏制战略,让埃及人知难而退,以色列决定沿运河东岸修建一条防线,在埃及和西奈半岛之间架起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就是耗费巨资的巴列夫防线。以色列指望,这条防线能挫败埃及的战争图谋,为以色列赢得宝贵的机动时间。但显然,以色列过低估计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尤其是过低估计了阿拉伯国家的防空实力。阿穆恩确认,在经历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后,阿拉伯国家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实力再同以色列打一场战争。以色列现在是高枕无忧。应该说,从纯军事角度考虑,以色列在军事上确实占有较大优势,尤其在空军实力上。消耗战后,美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以色列军队对自己的装备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

实际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对边界地带出现的异常军事形势还是相当重视的,战争爆发前,达扬、埃拉扎尔和霍菲等人都对边境地区的形势表示过担心,只是,他们谁也没有采取行动以避免这场危机。能够采取行动的人对即将来临的风暴无动于衷,处于战争前沿、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情况有变的下级情报人员,却在认认真真地进行分析,预测。

西曼·托夫是一个基层情报人员,战争爆发前是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的情报参谋,专门分析埃及军队的战斗序列。他从埃及军队调动的迹象中,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10月1日和3日他两次对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埃及的演习是为了掩饰它的战争准备。事后证明,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第一份有关战争的情报报告。报告送到了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戴维·格达利亚中校手中。格达利亚毫不犹豫地驳回了托夫的报告,理由是,这份报告与情报部的判断“相互矛盾”,情报部门始终相信埃军的行动只不过是一场演习。格达利亚在这里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原则:以色列阿穆恩本身的判断也有赖于基层情报单位提供的情报。他对阿穆恩所作的判断毫不怀疑,更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身处前线的托夫分析的结果与阿穆恩的判断相反。另外,埃及的军事调动也引起了另外一位情报人员的注意。10月5日13时,阿穆恩埃及科科长约拿·班德曼中校起草了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在报告的前39段,他列举了埃及的军事集结,给人的印象是战争即将爆发。但是,在写完这39段以后,班德曼觉得意犹未尽,又在后面写上一段自己对上述迹象的分析,最后还是认为,埃及企图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很小。班德曼自相矛盾的根本原因也在于阿穆恩所作的最佳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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