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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动了进攻,这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又被称为赎罪日战争。这一天是星期天,是犹太教的安息日,犹太人一般都在家祈祷,不出门。10月6日又是犹太教的赎罪日,是犹太教徒最神圣的日子,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在家或到教堂忏悔和祷告,所有的工作都停止。此外,10月又是穆斯林的斋月,所有的穆斯林白天要不吃不喝进行斋戒,也不是适宜作战的日子。因此,开战日期的选择具有突然性。谁也没想到埃及和叙利亚竟然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战争。以色列仓促应战,虽然最终顶住了进攻,避免了亡国的命运,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后,为了调查以色列在战争爆发前出现失误的原因,以色列成立了以最高法院院长阿格拉那特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认为,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的最大原因是军事情况局阿穆恩错误判断了阿拉伯国家的开战意图,于是,时任阿穆恩局长泽拉因“严重失职”不能继续担任阿穆恩局长职务,他的副手沙勒夫“不能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其余两名高级军事情报官员也被解除职务。此外,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还就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提出了五点改进措施:1.政府要有自己独立的辅佐机构,以便对政略和战略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2.加强外交部情报研究室,使外交部能独立进行情报分析;3.各情报机构之间要进行情报交流,彼此之间提供原始情报材料,同时上报总理和国防部长;4.鼓励情报人员提出不同意见;5.情报分析机构要设在摩萨德。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摩萨德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但由于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穆恩的地位随之上升,凌驾于其他情报机构之上。它使外交部情报研究室和摩萨德想要扩大规模或进行独立情报分析的企图化为泡影。阿穆恩不仅搜集军事情报,而且涉足其他情报领域,成为政府主要的情报来源。由于以色列政府没有其他的参谋机构,它本身不能独立作出情报判断,一切工作有赖于阿穆恩。阿穆恩不仅负责提供情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政府的决策。这是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在这种体制下,以色列政府的决策优劣就取决于阿穆恩的工作质量。万一阿穆恩工作出现失误,那么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几乎没有。赎罪日战争前的情况正是如此。

在战争爆发前,摩萨德通过各种途径获悉了埃及的“白德尔行动”计划,摩萨德首脑扎米尔竭力向泽拉和其他领导人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泽拉等人无动于衷。10月4日晚,一位潜伏在开罗的摩萨德特工提供了埃及发起进攻的日期和具体时间,摩萨德的值日官打电话给泽拉的副手,反而遭到这位副手训斥,认为荒唐至极。泽拉和阿穆恩的权威达到极致,使得以色列在战前虽然有大量的情报供其改变对中东战争形势的看法,但最终没有其他的选择。另外,除了阿穆恩的情报分析失误和泽拉个人的权威外,另一位重要责任人就是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达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