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朱德被打动:国军虽屡战屡败 但无部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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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凤凰卫视2011年3月1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满江红——抗战珍稀影像全纪录 曾子墨: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抗战之初,全世界主要媒体的焦点,都集中在中国的东南地区,从上海到南京到徐州,但此时,在北方,日军占领华北后一路向山西挺进。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展现了,他们令人惊讶的残忍,肆意杀戮、强奸、抢劫。为了生火取暖,随意拆毁百姓们的房屋。此后,他们将为这一切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 此时,在陕西严阵以待的是八路军和晋绥军。中共的武装刚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番号,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晋绥

凤凰卫视2011年3月1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满江红——抗战珍稀影像全纪录


曾子墨: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抗战之初,全世界主要媒体的焦点,都集中在中国的东南地区,从上海到南京到徐州,但此时,在北方,日军占领华北后一路向山西挺进。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展现了,他们令人惊讶的残忍,肆意杀戮、强奸、抢劫。为了生火取暖,随意拆毁百姓们的房屋。此后,他们将为这一切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


此时,在陕西严阵以待的是八路军和晋绥军。中共的武装刚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番号,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晋绥军的领导人阎锡山毕业于日本著名军校,主政山西多年,深得山西人心。这是两支曾经水火不容的部队,他们将会如何共同面对强敌呢。


解说:早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就开始商谈联合抗日,蒋介石答应不再剿共,中共则同意取消红军番号,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在改编后的红军指挥权,及人数等关键问题上,双方始终没有谈拢。


1937年7月7日,蒋介石又邀中共代表博古、林伯渠、周恩来上庐山谈判。当晚北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国土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1937年8月9日,蒋介石邀请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双方再次谈判。蒋坚持向改编后的红军,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坚决拒绝,双方激烈争执。


国民政府代表康泽回忆:“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几天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难当头,这对恩怨已久的敌手,终于互作让步。蒋介石发表讲话说:“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欲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竭诚接纳。”


中共代表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了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18集团军的番号。”


据载,当年八路军的番号,原是蒋介石整编地方军时留下的,蒋曾问军政部长何应钦,红军改编后该授什么番号。何答,整编桂系时,空着一个“第八路军”的番号,就授给红军算了。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后来则改编为新四军。中共领袖毛泽东,为改编后的八路军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指示八路军以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不与日军正面硬拼。八路军改编后,下辖三个师共四万余人,划归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序列。


1937年8月22日,八路军走出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陕西夏县祁家河乡七泉村的村民,杨圣清后来回忆:“陕西国共两党合作组织了牺盟会,牺盟会就到了村里边,首先演抗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再一个就是教唱歌。如《五月的鲜花》有《义勇军进行曲》,小孩子也就跟着唱。后来我们模仿他们,自己也组织在村里边演剧。人们的思想很快活跃起来了。村里边组织了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组织。”


“山西王”阎锡山对八路军进入山西的心态是复杂的,阎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后参加“辛亥革命”长期占据山西,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山西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他深得人心。阎锡山形容他与蒋介石、中共和日本人的关系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个都不行。


八路军东渡黄河前,毛泽东曾派129师副师长徐向前,随周恩来先行去谈判。阎锡山很重乡情。山西有句俗话“说得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徐向前的老家永安村与阎锡山的河边村仅一河之隔。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记述:“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我们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他对周恩来半开玩笑说。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把我们五台同乡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与我会见谈判了,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


徐向前与周恩来与阎锡山就“联共”和“守土抗战”达成共识,解决了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地域,军饷与装备补充等事宜。


1937年9月19日,时逢中秋佳节,山西突降大雪,雁门关、宁武关及平型关一带,白茫茫一片,民间普传“三关戴孝,乃不祥之兆”果然,日军在攻占大同,浑源后,分两路扑向雁门关和平型关,“太原会战”由此展开。


“太原会战”当时事关中国抗战全局,如日军拿下山西,南可进攻华中与华南日军会合,西可长驱直入西北、西南,威胁中国抗战后方。日军调最精锐之第五师团入晋,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曾是阎锡山的同学。


时阎锡山所部包括八路军在内,有三个集团军,他采取了正面堵截的战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正面防守是守不住的。


八路军初上前线,就领略了日军地空联合作战的威风,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回忆:“独立团分乘五十多辆卡车,从圆平出发,向大营镇急进,过了代县之后,扑入眼帘的是一片山河破碎,溃兵如潮,百姓离乱的凄惨景象。六架日本军用飞机,分为两批,低低地擦着树梢飞过,喷出一阵弹雨,然后朝太原方向飞去。”


朱德不愿参加阎锡山的正面防御,将三个师的八路军向日军侧后运动,准备打击日军的补给线。


解说:1937年9月下旬,日军突袭平型关,阎锡山命国军刘茂恩部在平型关正面阻挡。朱德命林彪率领八路军115师,侧击日军。林彪最善伏击战,他以三个主力团,埋伏在通向平型关的公路两侧山地中。


9月25日,日军板垣师团的辎重车队,进入115师伏击圈。八路军枪弹齐发,数百名日军丧命,115师缴获了七十多辆军车及大量物资,自身也损失了一个团。但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场胜利,全国为之振奋。


蒋介石也发来贺电说:“有日(9月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


正在石家庄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描述:“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了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战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这样说:“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


而平型关大捷的主角,115师师长林彪,却对日本士兵的拼死顽抗,印象深刻。他说:“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拉到太原街上示众,结果一个也没抓到。”


整个“平型关战役”最后终因日军包抄中国军队全线撤退而结束。此后,蒋介石调卫立煌入晋增援,先后发起了“忻口战役”“娘子关防御战”和“太原保卫战”。


在“忻口战役”中,朱德协助阎锡山与卫立煌只用八路军的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烧毁日军军机二二十四架,结束了“忻口战役”中日军的空中优势。朱德当时曾说,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但没有一支部队投降,他显然被此打动。


不久,朱德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还将手中的六个团交给朱德指挥,这是中共将领第一次指挥国军作战。朱德对日军实施拿手的运动游击战,他详尽解释了这种战术:“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制到黄河拐弯的地方,你往哪里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那时候我们八路军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往东边打过来,让你去黄河边,结果他打到黄河,四处一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时候他错知道,已经失败了。同时,他不能过河,因为我们在敌人后方,他只有回来。”


不久,朱德率部大胆跃进太行山,完成了对华北、华中日军的重大战略威胁,他的大胆不仅让国军吃惊,连中共高层领导都感到惊讶。为了让国军将领熟悉游击战打法,朱德还专门让刘伯承打“响堂铺伏击战”组织国军将官观摩,对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取得的以外战果。


蒋介石感触良深,他在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点面子,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疲于奔命也。”


曾子墨:平型关大捷是一次孤立的胜利,日军不解攻下了太原,这次会战,虽然以日军表面的胜利落幕,但它已经达到了中国的战略目的,不但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为中华战场的战略布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由于八路军深入敌后,也使得日军不敢再进一步西进。稳定了西北和西南后方,对中国的持久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此时,在南方,日军开始向华中集结,逼向武汉,蒋介石利用了水的力量,他炸毁黄河大坝,制造黄泛区,日本人停住脚步,但六百多万普通中国人也失去了家园。他们开始痛恨这个政府,但蒋认为,这是中国必须付出的代价。


解说: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当时蒋介石投入陆海空一百一十万人,日军也投入了三十多万人,双方都竭尽全力,会战从6月打到10月,范围波及湖北、江西、安徽及河南等省份。


1938年6月“武汉会战”风声正紧,从上海来汉口投亲戚的小学教员姚稚鲁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在‘中原大会战’的主要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姐妹逃难呢。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姚稚鲁的信发出去没多久,安徽怀远人许润田也随家人从乱战中的老家逃到汉口,谁想,脚跟还没站稳,就遇上日机轰炸,许润田回忆:“敌机经常从九江机场起飞,袭扰武汉,每日警报数起,搞得军警百姓一日数惊。最后,敌人竟以大批战斗机、轰炸机轮流不停地空袭武汉,国民党空军也出动了大批飞机迎击敌机。空战激烈。”


当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在武汉,他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我在汉口呆了近七个星期,日本飞机的定期轰炸,使炎热的天气显得更加沉闷了。空袭造成的军事损失不大,但是正与广州一样,数以百计的平民,丧失了生命。当时,除了中国士兵难以想象的勇气,和他们在战争每一天,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英雄行为外,情况是很不妙的。”


其实早在“武汉会战”前,国民政府就已制定了“武汉保卫战”的方针:“保卫武汉之最重要意义,不仅在保卫武汉城市本身,而在掩护东南及中部人力物力,向西南西北转移,以建立长期抗战基础。”


当时武汉不仅是南京失陷后,中国的军政中心,也是工业生产中心。抗战后自上海及沿海,迁来的工厂达七百余家,分布着汉阳铁厂、裕华纱厂等众多大企业。随着“武汉会战”打响,国民政府强制这些企业限期迁往西南大后方,否则一律炸毁。


学者徐凯希后来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冶金矿山大多体积庞大,拆迁工人在缺少大型工具的情况下,利用敌机轰炸的间隙,用敲、钻、扛、拉等方法,陆续拆卸汉阳铁厂材料三万吨,重要设备一千一百八十七件。军政部又将已接管的汉口日商泰安纱厂的纱锭两万四千八百枚,布机三百台全部运往重庆,改名军政部纺织厂,专门制造军用布匹。


据当时报载,只有十点五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多时,竟达三万之众。当时能走峡江的船只,只有重庆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船公司的二十二艘轮船,国难当头,卢作孚挺身而出,他临时增加了雇工三千多人,征用民间木船八百五十余只,运载轻型物资,他对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日后卢作孚这样回忆工矿企业西迁的景象:“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上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唱歌,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一支及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由于日机不间断地对长江轰炸,民生船队每天都有悲壮的故事发生,四十天时间,一百一十六名民生人,血洒长江,六十一人受伤致残,十六艘主力轮船永沉江底。时,民生老人李铁仙感叹:“这不是一川江水,是流不尽的英雄血啊。”


据战后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一百五十余万,货物一百余万吨,包括近十万吨军事器材和枪炮物资,民生公司延续了战时,中国的工业命脉,著名教育家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解说:1938年10月26日,历经四个半月惨烈战斗,中国军队主动弃守武汉。但日本大本营,却对“武汉会战”的结果颇为失望。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投入三十五万兵力,作战经费达三十多亿日元,这已是当时,日本所能投入的最大力量。“武汉会战”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转折点。会战后,日军再武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战自此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发表声明称“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此时,日军面临军需供应的枯竭,曾参与“武汉会战”的日军大佐田部圣在《武汉攻略参战记》中这样写道:“初到湖口,就发现依靠现地粮食物资,来维持我军生活,几乎完全不可能,必须从内地(日本)向战地输送粮食,居民全部出走,住房尽被破坏,可利用的几乎没有,冈村司令官的办公室进宿舍,也是被破坏了的房屋一部分。”


据载“七七事变”时,日本黄金储备及纸币发行准备金为十三亿五千万日元,到“武汉会战”后日军军费支出,已高达六十一亿五千万日元,远超国家的储备量,当时日本国内,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军队。日本陆相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日本政府为此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将军事逼降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8年11月3日“武汉会战”结束后仅一周,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近卫声明中说的更换人事组织,就是让蒋介石下台,那么日本相中了谁呢?


1939年元旦刚过,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陈恭澍与局长戴笠一同飞往越南河内,陈恭澍尚不知此行的使命。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始终不开口,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哼哼两声,不肯多说,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音太大,如果放开喉咙,在这种场合,又恐被人家听了去,因而泄露了事机,当然不好。”


陈恭澍后来才知道,他此行是要组织刺杀汪精卫。汪精卫时为国民党副总裁,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曾因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而入狱,他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激励了当时无数的青年。


“九一八事变”后,汪一度积极主战,日后汪伪政权要员陈公博这样回忆:“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为‘长城古北口之役’促使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因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的官兵看不见敌人了,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本积极与汪精卫接触,汪暗中派代表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等四下媾和,达成了所谓中日停战的“重光堂协议”。那时汪精卫周围聚集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一批主和官员,促使他最终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1938年12月19日,汪带上老婆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及周佛海等人,从重庆经昆明,逃到越南河内,陈公博回忆:“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是即所谓‘艳电’。”


汪精卫在“艳电”中回应了日本近卫内阁关于“日中亲善”的声明:“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结束战争,则国家质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军统局长戴笠派人秘密赴河内锄奸,军统局天津站长陈恭澍,曾执行过刺杀汉奸张敬尧、殷汝耕、王克敏等多次锄奸行动。但陈恭澍这次失手了。


时,汪精卫一行租住越南河内高郎街二十五、二十七号相连的小楼,汪夫妇与大女儿及女婿,住在二十五号,汪的秘书,被称为十一姑丈的曾仲鸣被安排住在二十七号。陈恭澍行动当天,刺客们闯入了二十七号,误将曾仲鸣当成汪精卫,对其房间扫射,汪精卫的女婿回忆:“我们所有人都手无寸铁,刺客来去未受阻挡。二十五号和二十七号中间,平常常开着的门,那夜幸亏关上了,不然刺客往这边看一眼,我们就全完了。”


这次刺杀行动,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身亡,其妻方君璧身中四枪,侥幸生还,汪精卫则毫发未损,从此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1940年3月20日,一个与蒋介石重庆政府对立的所谓“中央政权”在南京成立,出任汪伪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的周佛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人生由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曾子墨:汪精卫的投敌来自于他一直对中国胜利的几率充满疑问,加上其野心,与倡棋杯边缘化的郁闷所驱使,汪宣称自己只是在寻找一条和平之路,他还不停地引用孙中山对日本的偏爱,孙曾说,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反之亦然。


但汪很快就意识到,他只是成为了一个通敌叛国的首领而已,不但国民党内部过去的汪派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伪政权统治下的人民,也纷纷逃往两个抗战中心,重庆和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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