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啸南疆 中越战争全纪实 正文 五十九 战争停止硝烟尽 难慰亲人生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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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7090.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7090.html[/size][/URL] 五十九 战争停止硝烟尽 难慰亲人生死情 硝烟散尽,枪声停止,在巨大的荣誉光环背后,并不都是鲜花美酒。南宁庆功回到连队后,许多现实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受伤的战士陆陆续续地回到连队,看到他们缺胳膊少腿的残废之躯,任何人都非常难受。战争后遗症不仅仅表现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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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 战争停止硝烟尽 难慰亲人生死情


硝烟散尽,枪声停止,在巨大的荣誉光环背后,并不都是鲜花美酒。南宁庆功回到连队后,许多现实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受伤的战士陆陆续续地回到连队,看到他们缺胳膊少腿的残废之躯,任何人都非常难受。战争后遗症不仅仅表现在战士的身体上,更多的是表现在战士的心灵上,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心灵安抚。自卫还击作战期间,战士受伤后,一般情况要经过四道处理程序,首先是战场救护,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后,经过急救处理,进行简单包扎,马上转到师级战场救护所,作第二道处理后,送野战医院,野战医院经过第三次处理后,再进行第四次处理,就是分送到国内的军队医院进行长期治疗。因此战士被送到哪个医院,分散到全国什么地方,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战士写不得信,或者没给连队写信,我们就不知他的下落。因此很多战士受伤回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他们的下落。知道连长王荣森在武汉161野战医院住院,也是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晓得的。我决定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去武汉看看他。161野战医院位于武汉的汉口,我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医院。医院内绿树掩映,环境也算不错。一进院内,看到不少伤员,问到王荣森的病房时,见是一大间通房,象是一间大仓库,连排的病床上躺的都是伤员,王荣森腿上打着石膏,用绷带拉着掉在床上,还不能坐起来。见到是我去看他,惊喜交集。还是那种乐观的态度,说话还是那种粗喉咙大嗓门。他给我详细说了自己负伤的经过。并说到师战地救护所之前的情况他基本上都不知道,因为那时一直处于高度昏迷之中,在师救护所抢救后才清醒过来,后来送回国内的野战医院再进行处理后,转送到武汉161医院。他的双手都受了伤,严重的是右大腿骨头打断,因此整个腿经过重力拉了后还短三四公分,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在他住院期间,他的爱人正在医院照顾他。他爱人是安阳市化肥厂的会计师,一个业务非常强,而且温柔贤惠的女同志,可惜在王荣森出院不久,她反而得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了。

在161医院,我才知道二班长周忠孝战友也在这里住院。3月3号,我连在“727”激战,他就在我的身边,跟随我一起战斗,接受我的指挥,就在我右前面受的伤,离我的距离不到五米远。因为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们都忙于与越军作战,伤员烈士都只能留给后面的收容人员去处理,他何处受伤,严重程度如何,我都不清楚。到了医院,我才知道,他的马尾神经全部打断,整个身体从腰部以下,全部没有知觉,而且所有的肌肉全部萎缩,一张黑皮包裹在僵硬的骨头上,大小便失禁,没有任何收拾和感觉。我仔细看了他的伤情,那种严重的程度使人难于想象。他看到我去看他,望着我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我们相对无言,我这位作政治思想工作的政治指导员在此时才知道自己的无能,我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语言对他进行安慰,我知道一切美好的语言都是假大空,一切赞美、表扬、嘉奖、荣誉,功勋、甚至金钱,对他都是身外之物,甚至是那样的遥远和多余!如果提及这些,对他不会有任何精神安慰,而且会具有讽刺意味,也是对深藏在心中那份对祖国感情的亵渎。我俩默默地相对,无话可说,一些不现实的想法,甚至一种负罪感和自责袭上我的心头。假如那天我们不遇到越军,他会受伤吗?假如那天他不在我这个方向,他会受伤吗?假如那天我们动作慢一些他会受伤吗?假如那天我不指挥他向前,他会受伤吗?假如……我知道,一切都没有“假如”,一切都不能“假如”!铁的现实就摆在面前,战争就是流血,就是死人,就是残废,就是生离死别!周忠孝的母亲和妹妹在那里护理他,看到她俩脸上愁云惨布的样子,我心里更加难受。我知道只有面对现实,我尽力安慰他母亲,说一些“会好起来”的话来安慰她们,我知道我是在欺骗她们也在欺骗自己。

我回家乡休假时间没到期我就提前返队,预留时间又到武汉去看了他们一次。他们的伤情没有多大的好转,特别是周忠孝的双腿基本没有恢复地可能性。

我心情特别沉重,在等火车的空闲时间里,在繁华的武汉街头乱转,正好路过中山公园门前就走了进去。那天是星期天,公园里绿树红花,游人如织,可以看出基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结伴同游。许多年轻的夫妻带着孩子,陪伴着老人,在公园里悠闲的漫步。年轻的情侣们,坐在树荫下花丛中相拥相抱,情意绵绵,窃窃私语。在一个水榭旁,一大群青年男女穿得又薄又透,摆着各种令人艳羡的姿势彼此照相。她们的笑声是那样的幸福,是那样的祥和,是那样的天真和无拘无束。这是一片和平温馨的环境,哪里有半点战争气氛。他们哪里知道有战争!有死亡!有残废!有痛苦!有眼泪!如此巨大的反差,使我心灵产生非常大的震撼。那时我们国家刚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的开放度,特别是我们这些长期禁锢在军营中的军人,思想都相对保守。看到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想起还躺在病床上与痛苦与死神作拼搏的他们,想到周忠孝和王荣森!我的心在阵阵作痛,我甚至在内心拷问自己,我们战士牺牲的意义、作用所在。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中山公园的,但我知道我在那里打了一场败仗。无情的现实,巨大的反差,特殊的条件,使我在内心激起不可言说的涟漪。

回到部队后,我调到营里任副教导员。一天,团里通知我,要我去武汉161医院处理伤员的事情。原来,周忠孝的父亲从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一条消息,报道说广东汕头市人民医院是我国治疗马尾神经的权威医院,他们成功治疗了许多例马尾神经断裂的病例,提出要求,希望能将周忠孝同志转移到汕头市医院去治疗。部队医院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提出要部队同意才能转院。团里派我去,我是他连队的领导,只有我去最合适。其实就这项工作的本身最简单,只在转院书上签一个名字,但后果责任却是重大的,不可预料的。我去后,听了医院领导和主治医生对他伤情的介绍,和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测的后果,也就是说手术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败就意味着有生命危险。我将这些都给他母亲和妹妹讲清楚了。她们一家人的意见还是希望送去治疗,我理解她们的心情,只要有一份希望,她们都希望作100%的努力。经过她们家人的同意,我代表部队一方在转院书上签了字,他的母亲代表家人也签了字。161医院非常重视,联系到一架去广东的军用飞击,专门派了两个护士全程护送,我和他母亲、妹妹陪送到军用机场,并由我将他背上飞机,看到那架载着他的军用飞机飞上蓝天后,我们才离开机场。送走周忠孝,他母亲给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我送她们母女俩回洛阳,主要目的就是去厂里给领导反映反映周忠孝受伤的情况,和家中的困难。我当时心中非常犹豫,因为出来时,领导授权就是叫到医院签字,并没有叫处理其他任何事情。那时通讯不发达,根本没有办法与部队联系。见我犹豫,周忠孝的母亲再次用请求的语气说,反正你回安阳路过郑州,转一下路到洛阳也不远,部队领导能够理解的。忠孝这一去能不能回来,还说不定呢。话没说完那眼泪就流了下来。见此情景,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陪她们到洛阳。周忠孝一家原来是东北军工厂的,我国进行三线建设,备战备荒,准备打仗,工厂大量迁往内地,他们迁到洛阳,一家人在洛阳矿山机械厂。父母和哥都是矿山机械厂的普通工人,妹妹没有工作,名义上是一个知青,但一直待在家里。我去了他们厂,找到了他们厂里的党委书记,据说党委书记是高岗的秘书,一个非常高大魁梧的东北大汉。他非常热情地在办公室接待了我,我介绍了周忠孝打仗时的表现和家庭困难、房屋狭窄、妹妹没有工作的情况,他仔细地听了我的介绍,并表示一定认真研究他们家的具体情况,力所能及地解决 。

就这件事,我回到部队后给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不仅没有肯定我的作法,反而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不经请示擅自去处理与地方的事情。那态度好像我给部队捅了好大的漏子,出了部队好大的丑,上纲上线让我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但我内心是无愧的。后来周忠孝手术没有成功,应该说手术是成功的,由于他身体太虚弱,没能抗住综合反应那一关,最终牺牲了。后来他妹妹参军到了我们师,我见到了她一次。她说:哥哥到汕头做手术后,双腿开始有了温热感了,我们知道后全家都非常高兴,谁知没几天就不行了。哥哥牺牲后,爸爸妈妈希望部队派你去帮助处理后事,但部队说你出差,就改派了另外一个连队的同志去的。爸爸妈妈说,哥哥是你们连队的,打仗时又在你身边,看到你她们心里亲切一些,也安然一些。我没有说什么,也不好说什么。

那时我虽然离开了七连,但连队伤员,特别是烈士的家属来队,除了连队作一些工作外,基本上是我接到营里来安排的。因为连队的变化太大,干部基本上变化得差不多了。了解烈士们的许多战友差不多都负了伤,知道烈士情况的人不多,我就成了烈士家属们寄托感情的对象。我印象最深刻地是余延潢的父母和烈士刘启武的父母来队时的情况。余延潢的父亲是河南潢川人,名叫余名卯,母亲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他们一脸哀伤,一脸憔悴,话都不多。他俩打仗之前来过部队,我们见过面,也算是熟人了。那时他们来队高高兴兴,虽然知道儿子上前线生死难卜,但谁也不会真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回不来。他们离开部队时,再三说把儿子就交给连队领导了,希望多关照。如今二十来岁的儿子没有了,几个月前还生龙活虎活鲜鲜的儿子,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尸体在何方都弄不清楚,这种人间悲剧不是亲身经历者是无法体会到的。延潢的父亲话不多,他母亲也是坐在一旁流泪。我静静地陪着他们,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在沉默许久之后,他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最先通知他们说延潢立的是一等功,不知怎么又变成二等功了?难道是延潢作战不勇敢,贪生怕死?人都死了,立个一等功也不为过。其实功不功就是那么回事,立再大的功又有什么用,还是人活着的好,主要是我们不好给亲戚朋友解释。对这个问题我真无言以对。余延潢是我们连队与越军面对面交战牺牲的第一个战士,牺牲得非常勇敢,非常壮烈。没有他首先指挥战士打响第一枪,让越军抢占了有利地形,那么战斗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727”高地是广渊周围最为险要的地方,居高临下,直逼广渊县城,如果让越军占领,就会威胁到各级指挥部的安全。是余延潢在最前线与越军打响第一枪,指挥一排英勇反击而牺牲的。我们上报的是一等功,而师党委在审批的时候,批准的是二等功。也可能从全师的范围看就该如此,亦未可知。当然这些我不好细说,只说延潢确是一个好同志,作战非常勇敢,事迹非常突出,他们为部队养了一个好儿子!

烈士们的亲人来部队,我当时唯一能做到的是把伙食搞好一点。当时营里的其他领导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坚守营门。营部负责事务的是医生肖庆友,他是我的老乡。我给他交代,让他派骑兵通讯员去附近的市场,多买点猪肉和内脏之类的东西,多炒几个菜,陪他们喝几杯酒,借酒浇愁。喝得最醉的一次的是刘启武的父母来部队,启武的父母都喝醉了,而我整整地睡了两天才返过劲来。刘启武,1960年10月生,1979年1月入伍,高中毕业,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父亲刘喜森,在湖北襄阳总后襄北五七干校工作。他是一个独子,自小非常听话,还没满16岁在学校入了团。他母亲思念儿子几乎达到精神崩溃的程度,人都变形了,看到我们这些穿军装的,拉着手就不放,嘴里唠唠叨叨的说着启武小时的一些情景,完全是一个祥林嫂的状态。他们到连队,连队的干部基本对启武的情况不熟悉,特别是一班除了一个新战士李刚没受伤外,全部不死即伤。因此他们把我当做亲人,当做最了解启武的战友。我也把他们作为亲人对待,把他们接到营部来,请他们吃饭,安排伙食。那天营部的管理员、医生等人都在。我记得刚好一桌八个人,开始喝了五瓶白酒后,启武的父母还要喝,说要代表启武敬战友们一杯。我们都在性情中,我就将我探亲时从家乡带的二瓶万县大曲拿出来,启武的父亲站起来敬我们,他的母亲也要喝我们都不准许,她还非常不高兴。我知道他们是借酒浇愁,但没有办法,当时唯一可以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就是将那一杯又一杯的高度白酒喝下去。我记得我还没下桌就不行了,通讯员们将我扶回寝室,我就醉得一塌糊涂,通讯员王爱民陪护我将近两天。为了亲人,为了烈士,为了烈士的亲人,这是我一生喝得最多,最醉的一次!那酒已经醒了多年了,而那情至今任然在我的心中,那情景依然萦回在我的脑际!“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是从古至今的军人心理活动的自我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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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残酷的,善后工作肯定更难做,巴夫前辈做得很细致入微体贴周到让人敬佩,特别是洛阳之行,让人感动。再次敬礼

大力支持原创佳文!

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离开我们也三十年了,有些人可能已经忘记或不了解那场战争了,但是烈士的亲人心中的伤痛依然存在,在战场上受伤致残人员的困难依然存在。希望民政部门和战友们平时多关心他们。我们小区有一名烈士,八五年从济南军区开赴老山轮战时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烈士牺牲后国家发给两千元抚恤金,烈士的父母一分钱也没要,一千元给儿子交党费,一千元捐给困难烈士家属,当年老人的事迹还上了省报。如今烈士的父母已年近八旬,烈士的父亲多病常年不能下楼,每当我看到年近八旬的烈士母亲站在寒风中帮残疾的女儿买报纸,我的心里总是酸酸的,从报摊走过时不管我今天是否想看报纸,都会从衣兜里掏出一元钱买一份报纸。两位老人从不给政府提要求,也不希望单位领导和民政部门每年春节前例行公事的慰问活动,不愿重提失去儿子的伤感往事。

此时读这些文字,心中十分酸楚,英雄远去,留给亲友们无尽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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