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日本关东大地震——祭奠被屠杀的死难华工!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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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大地震火灾,可谓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地震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确实称得上前所未有。


关东大地震 (関东大震灾 かんとうだいしんさい)


1923年9月1日,日本的横滨和东京一带发生的地震灾。这一带在日本称为关东地区,故此震习惯上被称为关东大地震。震中在附近的相模湾内,在东京的西南方约70~80千米,震级为8.2(日本所定震级,最高为7.9,最低为7.8)。据日本政府发表的数字,死亡和失踪的人数共计14万余人,其中东京的4 万余人是被大火包围因烘烤或窒息而死。


1923年9月1日11时50多分,时近正午,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多数人家都在准备午饭。突然,地下传来一阵可怕的轰鸣声,紧接着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刹那间房倒屋塌,许多人来不及反应就被砸死在屋子内。烧饭的炉火翻倒,引起木造房屋着火……。


地震的震源在东京湾西南的相模湾。沿此海岸除东京和横滨两大城市外,还有许多小城镇,统称关东地区。这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震中距横滨约60多公里,距东京约90多公里,因为这一地区复盖着松软的冲积层,一些抗震性差的木造房屋大多在地震中完全倒塌毁坏,损失严重。


地震发生时又正在中午做饭时间,房屋一塌几乎马上起火。东京、横滨虽然开始火势很小,但因为地下供水管道破坏,消防设施也已震毁,许多街道拥挤狭窄,消防人员根本无法扑火。救火人员千方百计从水沟和水井中抽水,但是无济于事。当大火临近时,人们争着携带家财用具,拉着人力车逃命,结果堵塞交通,贻误救火,而且把火带过马路,使火势不断蔓延。火长风势,风增火威,熊熊烈火卷起阵阵旋风又使着火区不断扩大。


特别悲惨的是东京下町区(现在的墨田区),约4万人逃到被服厂广场避难。因地处下风,不久广场就被猛烈的大火包围,无路可逃,许多飞溅火星随风而至,衣物家什开始燃烧,整个避难广场一片火海。有不忍烧烤的人跳入河中,不是淹死就是被高温河水烫死,3.8万人活活烧死于此地。


大火燃烧了3天,直至可烧的烧尽。关东大地震引发的次生火灾,燃烧时间、过火面积和死亡人数等在灾难史上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除了建筑倒塌和次生火灾,这次地震引发的山崩、海啸等次生灾害也十分严重。


谣言四起——朝鲜人和华工惨遭屠杀!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值中午,很多人家在做午饭,倾倒的炉火引发了100多处起火点,其中大部分没能被扑灭,再加上日本当时的房屋多以木结构为主,火势迅速在各处蔓延开来。尤其是在东京和横滨两个大城市,火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东京的大火持续燃烧了3天,江户以来的街道、建筑大部分被烧毁。火灾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现在东京墨田区的横纲公园,当时这里是一片约6.6万平方米的空地,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避难者,但不幸的是这里也被大火袭击,约3.8万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横滨也化为了一片火海,当时华人集中的南京街有5000在日中国人,结果约有2000人因地震和火灾死亡。在这次地震中死亡、失踪人数合计约为10.5万人。房屋损毁10.9万余间,严重损坏10.2万余间,烧毁21.2万余间(包括损毁或部分损毁后被烧掉的)。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的北洋政府组织赈灾救济委员会,并支出库银20万元(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用于救灾。还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各界名人也纷纷捐款,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还组织了赈灾义演。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也都有自发的募捐活动。9月6日,上海总商会、红十字会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到9月27日,该会共捐助钱粮、药品计14万元。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各大寺院道场组织各种法会,吊祭日本地震的罹难者。地震发生后,日本共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的救援物资和资金。


2.谣言称朝鲜人趁乱纵火


大地震使东京、横滨等地的电力、水力、交通、通讯等系统完全瘫痪。由于交通、通讯的断绝,无法传递准确的情报。政府一时间也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救援。大地震不仅摧垮了人们的肉体,也几乎摧垮了人们的精神,幸存下来的人惊魂未定。


这时,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间传播。据日本警视厅的记录,谣言包括“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9月1日傍晚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谣言包括“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震灾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地震中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要发起暴动、对现实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趁乱进行暗中活动”等。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尤其为人们所深信。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发生暴动,并以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当时的日本人会相信这些谣言,与当时他们对朝鲜人的认知不无关系。日本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并在朝鲜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利用“土地调查”等手段掠夺朝鲜土地。很多流离失所的朝鲜人被迫到日本做工,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在日本的朝鲜人也成立了一些组织,参加日本工人运动,1921年至1922年,先后成立了东京朝鲜劳动同盟会及大阪朝鲜劳动同盟会,19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也有在日朝鲜人参加。日本当局也据此认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日本媒体的宣传也极力丑化朝鲜人,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因此很多日本人对谣言深信不疑。


那么,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有日本学者怀疑,是日本政府为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而制造的,并任其散布;也有学者主张是在民间自然形成,一部分官员相信了这些谣言,并以此为依据加强了戒备。确实,今天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很难了。另外,遇害朝鲜人和华工的具体人数是多少?责任是否在日本政府?这些问题也有待历史学者继续研究。


3.朝鲜人和华工成屠杀对象


9月2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3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同时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和神奈川县。颁布戒严令意味着进入非常时期,由军队掌控一切,一般情况下是在战争和内乱爆发时颁布。这次颁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不逞之举,保护罹灾者”。据此,军队和警察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虽然不久后人们开始知道有关朝鲜人暴动等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有史料称,当时有6000多名朝鲜人在屠杀中丧生。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有一说称他们被误以为朝鲜人)。据不完全统计,有700多名中国人(90%是温州人)遇害。东京大岛町 8丁目是华工的一个聚居地,9月3日就有近200名华工在这里惨遭杀害。据当时住在8丁目146号的木户四郎(当时27岁)回忆:“五六名士兵和多名警官及很多民众,包围了约200名支那人(中国人),民众都手持斧头、铁钩、竹枪、日本刀等,从一侧屠杀支那人,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众一起,像疯了一样实施屠杀,其间还有两声枪响,可能是射杀逃亡者吧。我当时都不敢正视自己同胞的残虐行为。”此外,横滨等华人聚居区,都发生了屠杀事件。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去了解和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之后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


4.日当局借机杀害异见人士


在残酷杀害朝中劳工的同时,军队和警察从9月3日开始,也对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及工人运动领袖等进行镇压。地震后产生的谣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借机暗中行动”,日本当局最担忧他们鼓动群众发难。日本宪兵队正好借此机会拔掉“眼中钉”。9月16日,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冲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的家,强行将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带到宪兵队,掐死了他们,并将尸体投入井中以毁灭证据。这件事在9月20日被《时事新报》与《读卖新闻》发现,12月甘粕正彦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但1926年10月即获得释放,并由陆军出资送往法国留学。


关东大地震后外国强烈谴责日本大批屠杀朝鲜人,对此日本官方避重就轻,百般辩解,不承认屠杀罪行。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一战时日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战后发展经济的各种有利条件消失,经济发展减慢。关东大地震引发了震灾经济危机,自此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危机和慢性萧条状态。在政治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打击力度,再加上当年12月27日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刺杀摄政的裕仁亲王未遂的事件(虎门事件),更加重了市民对社会主义者的恐惧心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增强。


5.日本政府痛定思痛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痛定思痛,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加强了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视。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日本的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这次汶川特大地震后,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就来到四川灾区抢救受困民众,其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让人钦佩,值得赞扬。


不过,日本对屠杀朝鲜人和华工的反省则一直待到日本二战惨败之后。


在今天东京的横纲公园,就竖立着一座“追悼关东大震灾朝鲜人牺牲者碑”。此外,在神奈川等地也有类似的慰灵碑。自1983年开始,每年9月,在日朝鲜人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在中国,1924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抗战期间,此碑在温州沦陷后,被日寇拆除,这一事件也逐渐被人们淡忘。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详细调查,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虐杀》、《大地震时对中国人民大屠杀——中国工人和王希天为何被杀》等书,使人们能通过史实了解事件真相。


1993年9月关东大地震70周年纪念时,日本友好人士捐资,在温州重建了“王希天烈士暨温处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

本文内容于 2011/3/13 11:08:51 被密码忘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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