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明皇帝拥立看东林党人品德

崇祯煤山上吊之后,安徽以南尚在明朝手中。谁来继承大统就成了首要问题。当时可以继承皇位的不过三人,: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还有一个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其中惠王,桂王,潞王都比崇祯大一辈,潞王还是万历的侄子,不能算万历一脉。只有福王朱由菘是万历的孙子,崇祯的堂兄。而且他的父亲老福王要比惠王桂王都长。显然不论血统亲疏和长嫡,即所谓的伦序纲常,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当年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朝廷官员孜孜以命抗争的就是这份血统亲疏和长嫡。那么这次东林党他们应该拥立福王了吧?可这次他们自扇耳光起来,说什么“立贤”。拥立潞王朱常淓——这个血缘辈分都不着边的王爷。他们不说什么“万事法”了。但潞王怎么贤呢?谁都知道明朝后期藩王也就大地主一个,能有什么作为从哪能看出贤来?而且这人在大名将士与清军奋战的时候,他却酒肉犒劳清军,这种忘恩负义,数典忘祖,一心投降的主贤在哪?福王怎么说也是在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徒出卖活捉的,两人差距可见一斑。

那么东林党一开始为什么坚决不立福王呢?原因很简单,老福王是因为东林党当不了皇帝的,他们害怕福王报复他们,宁可冒着国家动乱也要阻止福王即位。明史写道: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续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东林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史可法则看出立福王是唯一正确选择,选其他人尤其是哪方面都不沾的潞王必然国家动乱,但他又害怕福王报复,于是找马士英商量。之所以找马士英是因为他手下有三镇总兵,另外福王潞王都停留在他的治下,因此立谁都必须和他商量。从这方面看他对形势的认识远比钱谦益等高得多。马士英当时非常想和东林党亲近,于是与史可法商量一个两面都不得罪之法,舍弃二人拥立桂王。史可法于是写信给南京方面提出拥立桂王,潞王为兵马大元帅的方案。这时那些所谓“立贤”的东林党也不立贤了,立马准备仪仗去广西迎接桂王了。可见这伙人的龌龊了,为了一己私利竟拿立国君这样大事当儿戏。

福王朱由菘不干了,皇位眼看到手了,一眨眼煮熟的鸭子飞了,八竿子打不着的潞王当了兵马大元帅,崇祯的叔叔桂王当了皇上,自己反倒成了局外人,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这时一个人看不过眼了。这人就是太监卢九德。这人能力如何?你看他节制的人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刘良佐、陈永福等名将、悍将你就该知道了。这时正在凤阳任监军太监。卢九德在宫中与老福王关系不错,也知道福王最有资格做皇帝了。于是找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三镇总兵,给他们摊牌。他们原本关系不错,又见是这个理啊,更何况还有一场大富贵,做吧。山东总兵刘泽清原本同东林党一起支持潞王的,一看算了支持福王吧。

再说马士英原本是立桂王的二号人物,又倾向东林党,凡事都听史可法的(马得势时曾对东林党人曹曰广说::“立桂,史意也。予日:亦佳,但须速耳。”),按说应该受重用了吧。结果马士英邀请南京方面来浦口商量立桂大计,结果人家看不起他觉得他官太小(尽管他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掌控着几个藩王,是南京附近最大军事实力),可人家就觉得他不配商讨这么大事。找了两个无关轻重的人,告诉他了一声完了。

话说马士英灰溜溜的回到凤阳,可毁了。城里城外全是他手下的将士,大伙都拥立福王的。他一看就明白形势了,自己不改变立场,别说仕途,小命保住都是问题。于是半推半就成了拥立福王的第一文臣。我们先别急着骂马士英无耻没骨气。看看钱谦益等东林党人的表现。在得知凤督,四镇总兵支持福王后,脸变得比六月天还快。立马支持福王,更进一步的是为四镇总兵请功。特别是那个叫嚣拥立潞王的吕大器在得知福王先监国后,更是倡议也别监国了,直接做皇帝得了。连必要的遮羞布也不要了。钱谦益更是立马紧抱臭名昭著的阮大钺的粗腿。这就是东林君子的丑陋表现。

出于对民族英雄的尊敬,史可法的这段表现我们就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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