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在解放战争中悲惨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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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在解放战争中悲惨的际遇


一家人在解放战争中悲惨的际遇


一家人在解放战争中悲惨的际遇


一家人在解放战争中悲惨的际遇

我们是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新蔡县陈店镇任集村人。在那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拔开迷雾,带领无数热血男儿,有识之士,向反革命之宣战,救民于水火之中。万众响应,群情激昂,高举革命之红旗,抛头卢、洒热血,前仆后继与敌人进行殊死的博斗。

一九二九年我的二伯父任效堂就参加了革命,加入我地下党为党积极工作。震惊新蔡的“小李庄事件”中,国民党党政分会遍捕我地下工作者,枪杀、活埋、砍头、手段之残酷、真是骇人听闻。新蔡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上级党组织的派遣下,转移到素有“小延安”之称的确山竹沟。在李先念部警卫师任警卫营营长,在“竹沟事件”中,为掩护党中央机关的撤退,致全军复没,包括团长赖彭(汝南县马乡镇人)在内以下官兵战死殆尽,唯有联络员王景瑞(解放后曾任轻工部副部长),通讯员肖章(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得以幸免。二伯牺牲后,仅撇二十五岁的妻子和后来出生的儿子取名“天生”。

我的三伯父任效曾于1935年参加革命,在新蔡县的周寺学校以教书为掩护,任地下交通站长,由于叛徒告密被捕,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仍拒不投降,后被拉出活埋,幸亏革命先驱时任新蔡县参议员的任芝铭老先生鼎力营救(任芝铭乃前清举人,人极正义,老同盟会员,素有革命思想,在新蔡县是我党的坚强支柱。大名鼎鼎的冯友兰乃其大女婿,二女婿孙炳文,二女儿任锐与周恩来、邓颖超相交甚好。孙维世是其女儿。三女婿李达,时任中央委员。)方得脱险,后经组织密送延安至西安后,下落不明。失踪后撇下妻子和一女儿,取名天荣。

我父任效禹排行第四,时在新蔡县任芝铭先生创办的“今是”中学上学,在任芝铭老先生的引导下参加革命,在学校闹学潮,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搭台演戏,宣传革命思想,闹得轰轰烈烈。后建立武装任武工队长,豫皖大队大队长,新蔡县西区区长,打土豪,斗贯匪,分田地,开仓济贫纵横新蔡、正阳、息县、平玉、安徽的临泉诸县。后刘邓大军南下和王达夫(解放后任信阳地委书记)、赵黑子(解放后任信阳县长)、余文富(当时从野战部队派来的指导员,解放后任洛阳市委组织部长)等同志一道参与刘邓大军强渡汝河,挺进大别山之战,有力的支援了刘邓大军的胜利进军。后调至信阳火车站任站长。1948年受王达夫之委派到汝正县(当时的临时行动区,包括今汝南县、正阳县及其周边地区)任县长。1949年在执行任务中被原汝南伪县长李良部包围,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后撇年仅二十多岁的妻子和一女取名天芝,一子取名天亮年仅四岁。

姑姑任效萍二十一岁时丈夫死后,就回到娘家,带有一子取名任天良,一女取名任天芳,后为革命搬到新蔡县城居住,在任芝铭先生的掩护下,以给学生做饭为名,给革命人员送信,联络、站岗、放哨等。曾两次被捕入狱,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百般折磨,由党组织及任芝铭先生营救,得以生还。解放后随我家也被定为地主成分。后经王达夫、陈夷清(我三伯之战友,时任地下交通站副站长,解放后曾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戚涛(我二伯的副手,解放后任北京矿研学院党委书记)等人的证明,以及享受民政部门的定补,后病逝。

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我们全家出动,我的爷爷推着“土牛车”(一种木制的人力手推车)以走亲戚或送病人为名接来上级派来的地下工作者,送走需要转移的同志,昼伏夜行往返数百里还得给他(她)们备单、棉衣、盘缠……我的老奶奶扮成乞讨村妇,刺探消息,摸清敌情,站岗、放哨,我家既是迎来送往的中转站,又是开会、集散的秘密场地,卖掉了田地、粮食、猪、牛……以筹备革命经费、买枪支弹药、马匹,并支持南来北往的革命人士的花销,我的妈妈也曾胯马提枪,战斗在血与火的战场,周边的大小集镇反动派张贴了通缉告示,挂满了偿单,就连还不懂事的我们兄妹也被悬赏一千大洋。所谓的家年年被剿,有家难归,院内蒿草过人,蛇虫遍地。从我记事起就只能姓马,姓张,姓刘,唯独不能姓任。乱坟岗、河坡是我们休息的地方,不论黑夜白天,那怕是风雨交加的夜晚,风雪扑门之寒冬腊月,只要敌情一来,我们便扶老携幼逃遍四方。真是吃的千家饭,睡在乱坟岗,呀呀才学语,姓刘或姓张,有家不能归,呼天抡地找爹娘,何日天才亮?往事之残酷,不堪回首。。。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千呼万盼的天亮了,而我们的父辈你们在哪里?

我们回到了破败不堪的家,当时我家随着爷爷的去世,只有我七旬老奶奶,二伯母及一子,三伯母及一女,我妈及我与妹妹,一群孤儿寡母。本想安稳渡日,盼望亲人的归来,不料一场更大的灾难突然降临。

新的政权建立,组织了农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根据我家的实际情况被划为中农成分,然而一些被我父辈打击过的坏人由于是贫下中农也慢慢成为掌权人物,借机报复,借1952年土改复查之机,以我父辈在外地被我党镇压为由颠倒事非,把我家划成恶霸地主,把我奶奶、伯母、妈妈整的死去活来,要钱、要枪、由于没有便严刑拷打,酷刑严逼。多年来,国民党反动派没能达到之目底,被他们达到了。悲乎!

1953年,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任效堂,任效禹两位革命烈士证书,并随之发放了抚恤金,民政局还给我兄妹每人做了一件新单棉衣,并享受国家的定期补助金,以照顾我们的日常生活及 能以入学。

但在农村我们并没有享受到革命烈士子弟的公平待遇,而随而来的上级给我家纠正成份的通知被某些人扣压不放,我们全家变为四类份子。脏活、累活、出差、送信、开四类份子会,做义务工则人人有份。每到政治运动,我们则是被批斗之对象。由于众所周知之原因,地富子弟均受到岐视,不能继续升学。虽然我们表现很好,成绩优良。

特别是那个“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年代,左倾思潮真是铺天盖地,对我们更加变本加厉,大会批、小会斗,把我年已六旬又卧病在床的老母用架子车拉到会场轮翻批判斗争,连当年被镇压的反革命、打击过的土匪一起被定为罪名、一块挨批斗,一块做义务工,既挨打又挨骂,欲哭无泪、无所适从。黑白颠倒,人妖不分………。

我们思考,我们仿惶,我兄弟阅读了法律文献,特别是土地纲大法,及当时政务院有关成份划分的补充规定及有关文件,认为我家被划为地主成份是不公平的,就多次反映、申诉、无果。招之而来的是更严厉的批判斗争………。

但我们不死心,就三番五次的私自上访,每次回来,就挨批斗,罪名是所谓的翻案!可我们拼上“犯法”,乃至“犯罪”仍继续上访,其间出门靠要饭,露宿街头,公社我们去了、新蔡县委我们去了、驻马店地委、河南省委我们去了,其间多少些革命干部给我们安慰、同情、但也遭到很多喝叱责骂,我们百折不挠直到民政部、军委、公安部、国务院、反反复复宁死不服,直到1973年国务院批河南省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进村入户,经过艰难的调查,并于1973年6月27日公布,纠正了我们的地主成份及其荣辱,仅此而已。

昔读岳鹏举,又阅杨家将,小人能挡道,革烈尽仿惶,家国若有难,何人作忠良?

目前家庭状况:烈士任效堂的妻子因病去世,生前享受国家的定补,其子任天生现年70岁,患有严重之心脏病,长年服药,妻子王秀英68岁,子女自立。

烈士任效禹的妻子因病于2011年2月7日去世。生前享受国家定补。其子任天亮,现年68岁患有胆襄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病,失去劳动能力,原曾干过赤脚医生,于2000年后体弱多病,视力下降,不能行医。种旱田四亩以渡日。妻子王氏患高血压,肾亏、视网膜脱落等病,长年服药,不能劳动,子女自立。

附件:

求 救 信


我是河南省新蔡县陈店乡任集村、组人,名叫任天生,曾用名:任珍君。现年69岁,高中毕业,中农成份,共产党员,是个烈士的遗骨。我向首长求救的原因是:我们一家为革命前仆后继,我也为人民为党工作一生,现在年老,身患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保障,患病无钱医治。

我的父亲任效堂1929年入党,曾任党支部书记,确山竹沟八路军留守处独立连长,新四军五师警卫营长,于1945年牺牲于沁阳的牛蹄。三叔任效曾,1934年入党,曾任新蔡县委敌工部长、地下交通站站长等职,1944年被捕,被县知名人士任芝铭救出后在送往延安的途中失踪。四叔任效禹1936年入党,曾任新蔡县“新蔡今是中学”共产党负责人、新蔡县西区区长兼区委书记,组建农民武装区中队,任支队长、信阳火车站站长、汝南县副县长等职,1949年牺牲于上蔡县内老王坡。五叔任效舜,1956年入党,曾在河南省政府工作过一段,后参军入伍曾任班、排、连长,1958年随部队集体转业到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任人事科长,1960年调中央审干团,1962年调青海省西宁市西川军工厂任组织部长,1975年又调回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任动力处书记,1990年因病去世。哥哥任小胖,是四叔的义子,系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他八岁来到俺家,16岁时四叔把他带入区中队,后随军南下渡江,解放江南,抗美援朝而负伤。

解放前由于父辈们先后投身于革命,当时的俺家是革命人士长来长往的地方。例如当时的胡亮曾任信阳地区工会主席、中医院长;杨世光曾任江苏省陈港市市长;戚涛曾任中央地质部副部长、地质学院党委书记;王景瑞曾任中央轻工部副部长肖章曾任河南省委、省直党委书记;陈夷清曾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王达夫曾任信阳地委副书记等许多革命人士,都曾在俺家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四叔任效禹组建革命的农民武装区中队后,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土匪武装剿捕和悬偿捉拿的对象。为了挽救保存新组建的区中队员,五岁的我曾被作为人质,被送进大土匪——王余安的老巢东王庄几个月,后被敌后武装工作队营救出来后才跟随八路军的区、县政府一道转移。在解放前的四年中,我们全家人几经生死,一言难尽。

1949年家乡解放,经过清匪反霸,新生人民政权得以巩固,父辈们和无数革命志人士为之而奋斗的革命成功了。他们和战友先后离家,投入新的战斗,家中只余老人,妇女和儿童。1951年在土改复查时,由于四叔解放前在地方工作多年,对罪大恶极的恶霸、土匪、叛徒等镇压了一些人,现在父辈们无一人在家,个别阶级报复之人,首先摘去了政府为我家挂的四个“军属光荣牌”,并当众摔碎,又在大会上宣称我的父辈们在外地全是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已经在外地分别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把我家立即上升为“恶霸地主”成分,扫地出门,并对家中老人和妇女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逼要枪枝、弹药、银元、血汗粮,奶奶、妈妈、婶母,一天被整昏死过去数回,用冷水泼醒还整,就是对我这个不满十岁的小孩也不放过,他们用机枪炮壳加着我右手的无名指逼问银元的下落,手指被夹的皮开肉烂,鲜血迸流,几经昏死。三婶被逼改嫁,十岁的任秀荣姐姐也被撵离家门……

1953年信阳地委王达夫书记,亲临新蔡县,送来了我父亲和四叔的“烈士证明书”,真相才算大白。处理了个别阶级报复之人,县委又派工作组入村,进行拥军优属,土地代耕,成份纠改和物归原主等。我七十多岁的老奶奶说:感谢各级领导的关心和照顾,只要各级政府承认我们是革命家庭就行了,至于成份纠改和物归原主就不要搞了,只要不以“地主”看待,房子已经分给贫下中农,现在是一家人了,谁住都一样。谁知奶奶这一好心的提议,却给我们家留下了无穷的灾难。

真相大白后,我和姐姐任秀荣(三叔任效曾之女),弟弟任天亮,(四叔效禹之子)都入了学。1962年,姐姐师范毕业在教书,这年我高中毕业时正是国家困难之时,全国大学很少招生,新蔡县高中这届毕业了162名学生没有一人升学,我也返乡务农。1963年地委指示,县委、公社、大队共同协商,为我家盖了四间土坯新房,我也被安置在砖店公社的杜阁小学任教。

1965年我因成份问题从学校押回公社批斗,也连累了当时的公社工作组长谷好永(时任县团委书记)和因负责给我家建房的孙德贵社长。在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中,取消了家中一切烈属优待,我成了他们专政的对象,家庭又从革命家庭变为“反革命家庭”,说我去外公社教书是逃避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没办法改造好的地主子弟,是现行“反改革”,押送洪、汝河治理工地、开全公社民工参加的批斗大会和监督改造。又从工地押回来在生产队,大队多次组织批斗,在生产队监督劳动,干活不计工分,不分口粮,他们说这样做就是对我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此,我多次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1973年在中央首长的指示下,省、地下文,县、公社成立联合调查组,我家才得到平反昭雪,家中成份重新划为中农。现存有《新蔡县革命委员会040号的复印件》恢复了上级对烈士家属的一切优待。

1976年,我到本大队学校任教,这是十二年后重新任教。1977年公社教管站任命我为该该校校长,但在我任校长十余年间一直兼任初中毕业班和小学毕业班的班主任,任语文教师。1980年我39岁又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在大队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时满票。由于我热爱教育事业,不同意在村委任职,最后乡领导再三做工作,只兼任村委员,星期日协助村委工作。在工作期间,多次被评选先进教育工作者和先进工作者。1984年春,在县参加教育战线先进代表会期间我找文教局领导询问民师考试转公立教师一事,虽然在1982年民师整顿,考试过关时,我是免试过关,但二年来每逢民师考试转公立教师时,乡教管站总是通知,不让我参加考试。局领导解释说:接上级指示,有一批优秀民师免试直接转为公立教师,你的条件好,只等上级指标一到,填了表就是公立教师了,希望你要加倍努力,搞好教学,才不辜负上级的期望。

从县开会回来,我到乡找了杨书记,向他说明了情况,辞去了村委兼职,准备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哪知从村委辞职不到三个月俺村委党支部书记任天忠同志也辞职不干,村委班子瘫痪,各项工作无法进行。新调来的乡党委第一书记王泽生同志是部队转业干部,他追问任集村委班子瘫痪的原因,其它领导反映是该村学校校长辞去兼职村委员引起的。村支书没文化,原来很多问题校长帮助处理的。查明原因王书记就到学校找我,任命我为任集村支部书记。因为热爱教育工作,我不同意在村委任职,就推荐了原村主任任守国同志为村支书人选,又推荐任天运同志为新支书的助手。王泽生书记一直坚持让我到村委任职,我告诉书记说最近我就要直转为公立教师机会难得,我又特别热爱教育工作。王书记说:听说你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和叔叔们都为革命牺牲了,他们为革命不讲价钱,而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听从组织分配到村委任职。我又请求还像原来一样兼职,王书记只是同意保留民师指标。但在1989年的民师指标也被取消,当时填写的档案是任教二十六年。(从1963年至1989年)

在村委我担任了文书工作,支书任守国没有文化,主任任天运只上到小学三年级,所以村委各项工作大部分都是我献计献策,提出合理化建议,由于我心系学校于1986年又搬迁新建了全砖瓦、水泥结构的一所新学校。协助村委规划新建全村委的公路和沟渠,栽了树,打了井,带头在全乡第一个办电搞企业,给乡政府引资办厂,经全村委干群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我村委原来贫穷落后的面貌,受到乡领导和村委干群的好评,我严格村委各项制度的执行而被乡政府命名为红管家。我在村委工作了十七年,其中兼职十年(1980——1989年)。1996年因年老退职务农,又因为是大换班子,村委小负担不起,所以没有补贴一分钱。当时我觉得自己还能劳动,也没向领导反映情况。2008年身患严重心脏病,看病花去了近三万元,凡能变卖的东西全部卖光,我才勉强出院,回家休养治疗,我彻底的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给我继续治疗筹款,唯一的儿子去海南省打工,六十多岁的妻子还去捡破烂、去新疆拾棉花、去南京采茶叶,就是现在还在广东佛山市清扫大街。他们临走前把我送到砖店女儿家里养病,在养病期间遵医嘱为转移患病无钱医治的心理压力,一年之中我提笔写了三部书。第一部十三万字,记述了我出生到1973年家中平反昭雪,所经受种种磨难和坎坷经历,故取名——“磨难岁月”。第二部分八万多字,记述了从1973年到现在,我干一行爱一行,为党为人民工作一生的经过,故取名“创业”为书名。第三部近四万字,为了饮水思源,以史为鉴,为祖国建国六十周年献礼,还历史以真面目,我写了解放前后与部分党的领导干部接触和相处的情况,故取名“我与革命老前辈在一起”。

在我病中或在女儿家养病写书期间,原来我在校工作的全乡各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同事,因病他们先后前来砖店看望我,他们闲谈中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还在继续任教,他们的月工资在一仟多元和贰仟多元不等,退休后没有后顾之忧,当他们看到我生活过的清贫,六十多岁妻子还在为我看病到处奔波筹款,都摇着头说:老校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和你的家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建设比我们每个人都出的力多,贡献也比我们大,现在重病在身,没钱医治,咋不像上级反映情况呢?

为此,我先去县民政局反映情况,给解决一个农村一个低保,每月五十元,其它无能为力,对看病来说,真是杯水车薪。找到了已经退休的王泽生书记,他说,当时在全乡你是个人才,学校,村委都争着要你,我当时也确实想重用你,没想到却苦了你,但我已退休,也帮不上你的忙。无奈我才提笔给县委贾书记写了一封信,他看后立即批转给县信访局酌情处理。当信访局派人到县教育局查我档案时,教育局领导却说:查找1976年至1989年及82年和89年两次民师过关均没有我的片纸只字,怀疑我是否从没在教育部门干过,信访局没法解决,县委石业秘书向我传达了上述意见,并说也去了民政局已经给了低保。

夜已很深,听了石业秘书的话,使我翻来复去不能入睡,回想起我们一家走过的路是多么的漫长和坎坷啊!我和父辈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不计个人得失。父辈们的流血牺牲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广大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作为烈士遗骨、饱尝辛酸后又接过父辈的旗帜,为了党为人民工作,但是人老体衰,身患重病,生活没保障,病后无钱医治。父辈们兄弟几个,为革命家毁人亡,只留下我和天亮弟弟两个烈士的遗骨,他在大队当了一生的卫生防疫员,到老却不能参加正式防疫员招考而除名,我如果不是一名党员,工作不是那么出色,仍然是一名普通的教师或校长,工作直到退休。或是我父亲与叔叔能留一个不牺牲,也不会落此下场。

真的如教育局领导所说的那样吗?我百思不得其解,1965年第一次从杜阁小学押送我回公社批斗的武装部长还健在,为我犯错误的工作组长,团县委书记还健全,还有我那时教的学生,第二次任教从1976年至1989年学校全体教师和校长及群众都可作证,况且那时的工资发放花名册一部分还在,究竟档案哪里去了,为此特向各级首长求救,希望能派工作组调查落实,帮我这个苦命人渡过难关。

致礼!

任天生 百拜

2010年2月10日书

联系电话:1530396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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