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图方便与帮派打交道 造成流氓政治流毒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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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上海的光复,是上海地区各种反清社会力量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有帮会组织的一份功劳。

帮会力量参与革命,是从1908年春陶成章以光复会名义活动开始的。陶成章试图联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东南五省的青洪帮会组织革命协会,并自称五省大都督,将五省划分为十路,其中浙东、浙西与江南三路与上海关系最为密切。为了筹措活动经费,陶成章远赴南洋,之后由于秘密机关曝光,光复会联络上海帮会的工作刚刚起步便夭折,革命协会也未能组织起来。

真正打开上海帮会工作局面的是同盟会干部陈其美。1908年春,陈从日本回国后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设立秘密机关,接待来往上海的革命党人。同时他也在一些妓院中设立机关,在花天酒地的掩护下与一批“主要人物”讨论时事。1910年元旦陈其美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创办《中国公报》,作为联络秘密会党的机关。当时陈结交的帮会人物主要有青帮大字辈人物应桂馨、李徵五以及通字辈刘福彪。这些人后来也都曾“赞助”过革命活动,并借用其势力为陈其美成功夺取了上海地方政权,使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当上了沪军都督。这也意味着帮会势力的参与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程序。

引发“流氓政治”

20世纪初,上海的青帮在青浦等上海郊区频繁活动、滋事,曾国璋、范高头等帮会首领均是令上海官府头疼的人物。邵雍介绍了辛亥革命前十年里上海各帮会在郊区的活动概况,认为尽管这些帮会活动能量大,范围广,客观上冲击着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但不成气候。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局限于经济斗争;二是未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反清力量互通声气。到了辛亥革命高潮期间,上海郊区却没什么动静。邵雍表示,这从帮会史角度支持了一个史学观点,即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能在农村进行社会大变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帮会的历史惰性又更多地呈现出来,“流氓政治”初步形成。陈其美为了抢夺浙江都督的席位,不惜使用上海滩帮会流氓“包作人”的伎俩,指使蒋介石等人暗杀了在浙江帮会中有着极高威望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对此周恩来在1943年曾经指出:陈其美、蒋介石等人“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最初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此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著名血案,就是由成为袁世凯特务的青帮首领应桂馨执行的。

尽管曾经参与并推动过革命,但帮会终归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动能量又最不安分的很难控制的社会势力。任何革命党及其领导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胆略,不花时间去研究、团结、改造它,就无法取得长久的胜利。近代历史表明,革命党和帮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谁影响谁,谁改造谁。上海辛亥革命的历史,某种意义上陈其美是帮会化的。然而帮会毕竟是中国近代病态社会的产物,具有极大的历史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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