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革命与宿命:打响辛亥革命纪念第一枪 第七部分 百劫山河乱愁叠——清朝的覆亡 4.风云满地起

梅毅1 收藏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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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云满地起龙蛇——大总统职位变数交接(2)


孙中山有口难言,只得反复回电解释说,推翻清朝政权是同盟会最高目的,而国家“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袁世凯)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

其实,孙中山也受夹板气,一方面南京的党人让他让位,另一方面海外华侨以及广东陈炯明等人催他“北伐”。如果真有“北伐”的本钱,孙中山能主动让位吗?

事已至此,孙中山再无他招,只得反复电催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为“欢迎员”,去北京“请”袁世凯。

袁世凯心中有数,他口头上不再坚持在北京当大总统,命令手下隆重接待南方的“欢迎员”专使,大摆筵宴,一副马上就赴任的样子。

经过舆论广泛、“积极”的报道后,北方各省原清朝统治区很有不稳的迹象。立宪派的张謇等人更是四下活动洋人,希望外交使团能劝止袁世凯南下,以免袁到南京就职后中国北方再发生大的动乱。

首都的选择,对革命党、袁世凯一方以及洋人列强都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

继续以北京为都城,似乎意味着中华民国传统的延续。而在南京定都,一方面是汉人政权的标志展现(明朝以此为都城),另一方面意味着某种革命性的涵意。

在2 月14 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那一天,南京的临时国会本来以20 票对8 票通过了以北京为首都的决议。孙中山对此极其恼火,他威胁议会中的同盟会员,如果不按自己意愿去投票,他就让军警逮捕他们。于是,2 月15 日,原来的决定被撤销,议员们重新以19 票对8 票决议以南京为首都。(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宪政的先驱》,台北1964 年)

其实,细观当时的政治情状,孙中山并不具备充足、不可辩驳的理由以及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力能迫使袁世凯到南京就职。

同盟会资深人士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富有政治远见。他们认为,即使从最普通的军事政治地理以及防备俄国、日本的国防角度考虑,新中国的首都就不应该设在南京。同时,各省的都督,包括山东、湖南、广西、浙江、江苏、江北等,都打电报到南京,认为应坚持以北京为首都。(易国干《黎副总统政书》)

当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南方“欢迎员”沉浸在能回去向孙中山交差的喜悦中时,1912 年2 月29 日晚,北洋驻军第三镇在北京东城发动变兵。

晚上八点多,一群士兵携枪持械,从朝阳门冲入城中,嘴里大喊“袁宫保要走了,没人管我们了……”一路朝天开枪,冲入东四一带大肆抢掠。

这些大兵抢完了东四,再去北新桥、东单牌楼一带烧抢,并有一部分人冲向煤渣胡同,找寻南京方面派来按袁世凯去南京的“欢迎员”们。

听见枪声四起,人声喧哗,蔡元培等人慌忙从住处逃离。其中有的人连鞋也顾不上穿,乱哄哄,急促促,前往六国饭店“避难”。他们知道,洋人的地盘,乱兵一般不敢轻易来闯。

这次兵变,历来都认为是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的一大阴谋和罪状。其实,只要回顾清末民初的历史,就可以发现,那一时期的兵变是一种常态。自1908 年开始,新军内部的哗变,大大小小,经常发生。

所以,这一次军变,如同京津同盟会行刺一样,于袁世凯而言,都是上天赐给他的运气,坏事最终都变成了好事。兵变的原因,也不是国内外研究者们捕风捉影所认为的那样,是唐绍仪在袁世凯授意下有意策划的。只要细看当时国事新闻社编写的《北京兵变始末记》和英国武官1912 年3 月4 日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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