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革命与宿命:打响辛亥革命纪念第一枪 第六部分 短暂的共和——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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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锣鼓声声催人忙——和战皆是戏(2)



黎元洪与黄兴争名号,很有凭恃心理。至于对未来民国的“大总统”的人选,在他心目中,非袁世凯莫属。袁世凯方面,为了使他自己的“和谈”计划顺利实施,换掉了傻不拉叽一心要打胜仗换“黄马褂”穿的冯国璋。

连下汉口、汉阳之后,冯国璋凭勇乘胜,很想(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武昌顺势端掉。冯爷的积极主动,使得在北京的袁世凯急火攻心,袁世凯心里那个气,不得不亲自打电话阻止这位不识时务的部下,让他停止进攻。阻止之后,又不好明说为什么。

冯国璋呢,一万个想不明白——武昌的革命军已经人数寥寥,清军大小船只齐集江边,只要一声令下,武昌即时可以攻陷。于是,他三番五次发电报给袁世凯,让他下达总攻命令。

光火之下,袁世凯在北京终于给他发来了电令:不是让他进攻,而是调他离开武昌,转任察哈尔都统(回京后就任禁卫军军统)。

至于冯国璋统率的第一军,转由深知袁世凯心思的段祺瑞接替。

段祺瑞这个安徽人很识相,他接手后按兵不动,一切惟袁世凯马首是瞻,袁叫干啥就干啥。正是因为在武汉结下的梁子,埋下了冯国璋、段祺瑞二人日后反目成仇的种子。袁世凯死后,北洋分裂,冯国璋直系,段祺瑞皖系,最终衍变成直奉大战。

话题扯回。再讲南北和谈。

12 月8 日下午3 点,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的市政厅举行。北方代表是唐绍仪、杨士奇等;南方代表是伍廷芳、温宗尧、王宠惠以及汪精卫。

汪精卫为何出现在代表团中呢?原来,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释政治犯,他出狱后,就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出狱后,汪精卫积极投入革命工作。他与同盟会员魏宸组等人分析局势后,认为当时中国能推翻清廷的,非袁世凯莫属。于是,他们就决定在北京“策反”袁世凯,建立共和中国。

袁世凯本人,对汪精卫的建议很感兴趣,便派出儿子袁克定以及杨度、赵秉钧等人与他密切联系。革命军攻克南京后,袁世凯先惊后喜——“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与冯国璋电报)。可见,袁世凯对天下大局,一直成竹在胸。

12 月6 日,倒霉蛋载沣辞去其“摄政王”一职,清廷完全处于“寡妇孤儿”状态。由于禁卫军统领一职由袁世凯嫡系冯国璋掌握,北京的清廷尽操于袁世凯之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常召见汪精卫、魏宸组,于深夜从容议事。趁此机会,汪精卫力谏袁世凯认清形势,并盛赞他“一言足以安天下”,希望他能当中国的“华盛顿”。

夜深茶热,袁世凯莞尔,表示要“研究研究”。

于是,唐绍仪率议和代表团二十人于12 月7 日出发。与他们同火车的,还有汪精卫、魏宸组。所以,汪精卫是南北方代表团共同承认的“代表”。

到12 月底为止,南北和谈共举行五次正式会议(18 日、20 日、29 日、30 日、31 日)。双方除讨论军队的具体停战措施外,主要争论焦点在于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国体选择。

袁世凯的本意是,以“君主立宪”与革命党讨价还价,再拿革命党的“民主共和”威胁清廷。

伍廷芳、唐绍仪皆官场老手,白天一脸正经谈空话磨时间,晚上老友鬼祟欢宴,在官场大腕赵凤昌的上海惜阴堂别墅里面大叙乡情。唐绍仪为广东香山人,伍廷芳是广东新会人,都是同治十三年的同级留美学生,他们本来就是老相识。

作为背后实际操纵者,袁世凯在北京遥控着一切。

对于清廷权贵和满朝的老臣子,袁世凯一直表示出忠心耿耿的样子。他发誓绝不辜负“孤儿寡母”,要拼命死保清朝皇统,以报国恩。同时,他大讲南军之盛,说对方兵精饷足,力量强大,不停吓唬周围的清朝贵族,并对庆亲王奕劻讲:“谈不拢,我们就与南军打(先表忠心),但是,打赢了固然好;如果打不赢,连南方‘优待清室’那一条都得不到,那就不好办了……”

袁世凯吓唬庆亲王,庆亲王转身就去吓唬隆裕太后。

于是,清廷只得同意唐绍仪电奏召开临时国会公议国体的要求。

实际上,当时南北双方已经有了草约五条,最主要的内容有三:一,确立共和政体;二,优待前清皇室;三,拥推促使清廷退位者为大总统(没好意思明点袁世凯的大名)。

如此看来,一切都似乎在袁世凯预先拟实的轨道上进行。

但是,孙中山的突然回国,打扰了袁世凯有条不紊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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