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全文阅读地址:http://book.tiexue.net/book_17277.html


4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希望朝廷收回成命。面对群情激昂、有理有节的请愿人群,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很感动,表示一定力奏朝廷,为川民请命。即使是罢官,也再所不惜。

1911 年7 月,盛宣怀等人收买了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宣布他为清廷直接委派的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这种行为,就是绕过川汉铁路公司,直接派人去接收川汉铁路,抢夺路权。这一步棋,清廷也是投石问路,试探这一着是否灵验。

四川人民愤怒日甚,川汉铁路的股东们召开会议,开除李稷的职务,上书纠劾盛宣怀。自以为大权在握的清廷罔顾民意,更发出语气严厉的“上谕”,指示署理川督赵尔丰严办“闹事”群众,并“钦派”李稷为川汉路宜昌总理。

当然,即使如此激动,川民并未武斗,仍是“文明争路”。接着,他们开始罢市、罢课、罢工、罢耕。由此,保护运动走向纵深。在这个过程中,连成都执行任务的警察,也在会场上跟随激愤的群众一起哭泣,也就是说,清政府的国家机器内部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和分歧。随着怒气的日益加深,川民表示拒纳厘税杂捐。当时的川民,在斗争形式上一直保持克制,以“良民”状态进行抗争。他们四处摆放光绪皇帝的圣位牌,或粘于门首,或供于街道通渠,焚香礼拜,以显示保护运动全无“犯上作乱”之意。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到处串联,煽动演说,致使保护运动的内压越来越大。

短视而急进的清廷,一方面死命催促四川署理总督赵尔丰对川民进行镇压,一方面派出端方从湖北携一部新军入川弹压。由此,本来温和、和平的保路运动,最后酿成“保路同志军大起义”。

枪杀和平示威民众的“成都血案”发生后,给同盟会提供了鼓动革命的最佳时机。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宣布成都全城戒严,封锁一切邮电交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曹笃、朱国琛等人,密议之后,连夜赶制数百块木牌,写上“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外裹油纸,趁夜色浓浓,把木牌投入锦江。

成都周围河网密布,这些木牌顺流而下,沿江流纵横,越漂越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水电报”。说是“水电报”,实则是“木牌檄文”。警讯传出后,在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军”(以下简称“同志军”)率先起义。

同盟会会员、哥老会首领成为带头人,从华阳、荣县、新津、灌县等地揭竿而起,源源不断攻往成都方向,与清军展开血战。

赵尔丰毕竟是经过大世面的清朝干吏,虽坐守孤城,依然方寸不乱,作困兽之态,指挥清军四下阻击。清廷得知四川大乱,非常惶恐,立调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东、陕西等省派兵合剿。但当时的清廷,百孔千疮,指挥失灵,最终只有贵州、湖北、湖南部分军队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