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革命与宿命:打响辛亥革命纪念第一枪 第三部分 民间力量暗流涌动——会党势力及“邪教”对清政

梅毅1 收藏 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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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失衡社会的精神庇护所(3)


从文化心理的层次讲,晚清社会动荡不安,新鲜事物千奇百怪,科学知识传播四处,社会风气逐渐开化,秘密教门宣扬的那些“三劫末世”论、“无生老母”、

“真空家乡”等俗浅鄙陋的教义,很难再让普通百姓产生敬畏感。还有一个原因,鸦片战争后在坚船利炮掩护下蜂拥而入的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城乡多处地方建立了不少教堂。洋教的实际“好处”,极大争夺了秘密教门的基础“客户”。

在这种不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中,晚清的秘密教门就由民间秘密宗教向秘密结社方向发展。而后,教门昔日的宗教狂热色彩逐渐黯淡,低级点的就去聚敛钱财,高级点的想在巴掌大的小地方“改朝换代”。逐渐地,秘密教门的组织系统日益微弱,大多数教门蜕变为小型的秘密结社。再往后,随着各种教门宗教色彩的淡漠和组织的蜕变,他们与会党的关系逐渐紧密,慢慢实现了会教融合。

免灾祈福,是中国民众宗教的最大宗旨,对这四个字最浅俗的解释,就是“临时抱佛脚”。真正内向的自省型宗教在中国很缺乏,最获民众青睐的就是这种外向的实用型宗教。只有“实用”价值所产生的精神慰藉,才能让国人“信仰”某种宗教或者宗教类的事务。乱世之中,加入某种乡间教团组织,不仅能得到避灾免祸的心理支持,还能享受到互助互帮的实际效能。

传统中国发展到晚清,依旧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社会表层极为有序,社会深层却极其无序。所以,在看似庞大的官僚体系和行政体系控制下的中国社会,它的权力网络远远不能覆盖广袤的农村地区和州县的偏僻角落。王朝教化的死角,遍地都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教门的土壤,就变得非常肥沃。秘密教门的教主们,可以利用宗教恐怖、富贵憧憬、入教避劫、共担患难等等口号来吸引民众。在人心浮动的晚清,寻求庇护的免灾心理和有所归附的依赖心理,成为教门得以成立的最大基础。

教门和会党合而为一最大的成功案例,当属哥老会。哥老会这一无业游民结社团体,原本是以“啯噜”(清初四川移民社会中专门从事抢劫、偷窃活动的一种游民结社)为胚胎,逐渐吸收青莲教等教门和其它会党的组织形态,混杂融合,最后形成的一种很有教门色彩的会党组织。

在晚清中国近代社会,秘密教门对社会的影响不可忽略,对此,我们既不能对它们简单地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加以否定,更不能把这些教门当成“农民革命”的重要组成加以拔高。

清末秘密教门的发展,是当时各种社会问题――流民增加、民教矛盾、鸦片泛滥等等――的集中展现。少数秘密教门组织,例如灯花教的刘义顺就曾奋起反对洋人占领中国领土,揭露洋人贩卖鸦片的暴行,进而号召民众起来反清。也有一些教门组织的目的简单,只是想劝百姓吃斋行善,禁烟禁酒。如廖帝聘的“真空教”,心急火燎地劝诫人们警惕鸦片的危害,以武术导引的方式教导吸食鸦片的百姓脱瘾,广受支持。

在清末大环境下,即使是那些居心叵测的秘密教门,比如响应太平天国的八卦教、青莲教、灯花教等,打着血亲化、神巫化的“上帝”幌子四处起事,破坏社会的安定,但他们对于促进清末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高潮的到来,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即便如此,从本质上说,作为封建社会怪胎之一的秘密教门,从思想上讲既封建又落后,特别是他们所宣扬的“末世论”,严重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属于典型的邪教性质。

秘密教门在晚清与会党融合后所打出的“反清复明”旗号,大多塞入“弥勒信仰”和“劫变”等“私货”,目的无非是想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使得本教门的教主能够登基称帝。

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动,也使得晚清秘密教门的荒谬悖乱暴露无遗。从本质上讲,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社会进步过程中不折不扣的毒瘤和赘物。还成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工业之父”……坏人得良死,让人扼腕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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