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革命与宿命:打响辛亥革命纪念第一枪 第三部分 民间力量暗流涌动——会党势力及“邪教”对清政

梅毅1 收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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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响应武昌起义的延安哥老会武装(3)


从思想方面,会党成员的幼稚低下,有时候甚至让人感觉到啼笑皆非。以萍浏澧起义为例,革命党发出一份檄文,其中尽表同盟会的宗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与此同时,会党头目也让手下的腐儒冬烘胡诌了一份《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内容荒谬离奇,不伦不类:“...... 毋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亦不过望吾辈之肯构肯堂,而非有奴隶犬马之心。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以表悃忱爱戴之念。”(《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除此以外,当新军在湖北活动的时候,长江一带的会党大头目张伯祥竟然提出要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最终竟然还得到共进会的同意,极大地降低了革命运动的水平。(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民间教门对军事、政治方面的影响,最显著的在于“妖法”和“厌胜”两种形式。近代战争中,连与西方正规军交战的清朝军将,也利用妇女月经污布、屎尿等作为厌胜物品,在与洋枪洋炮的比试中想以此来取胜。其中最“经典”的战例,当属虎门失陷后参赞大臣杨芳,他让人在江上用排满屎尿木桶的木筏,迎击英国铁皮舰。

当清朝大臣面对近代威力巨大的火炮惶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已有的经验不能帮助他解释那个未知世界的新事务,瞠目结舌之际,老爷们就只能想到民间教门和邪教的妖法。当一个王朝的大臣们开始使用这些伎俩的时候,我们感到的不是可笑,而是那种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令人心痛的黑色幽默。

纵观秘密会党的基础,主要是那些一直被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游民群体。

这些人形形色色,包括江湖郎中、民间艺人、舟楫水手、僧侣乞丐,以及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破产农民、游勇散兵、城乡棍痞,等等。相比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会党分子肯定缺乏清晰的理性思维,常年以来基本处于一种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于逻辑运筹的精神状态。

由于一直是文化贫困的群体,会党成员的情感、愿望、价值观念、道德风尚,自然是他们极为低下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具体反映,所以难免有着强烈的惟利是图欲望和实用的雇佣意识,且无时无刻地有所表现。

如果对晚清各阶层进行缜密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令人惊讶的结论:无论

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在广大底层群众的影响方面,都比不上那些会党发起的基层暴力活动。没有经济基础而引进的“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字眼,对于数亿处于群氓状态下的清朝百姓来讲,远远不如“反清复明”、“杀洋灭教”、“均田均粮”等标语式的口号那么鲜明和亲切。在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空,乡村气息浓厚的歌谣、谣谶、揭帖、咒语,等等,更加深入人心。

成长初期,秘密会党的政治组织色彩并不浓厚,这种游民阶层的反抗意识的萌动,在于他们在清朝社会中长期受歧视、受排挤、变压迫的亚文化群体地位所决定,所以才会产生与现实统治相对抗的政治心理。会党分子早先最理想的境界,也不过是营建《水浒传》中所描述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大同平等社会而已。

这种政治上“越轨”的信仰集团,同中国农村的传统家长制一拍即合。它们不仅仅融汇儒、道、释三教,更多的是吸收了民间的迷信、民俗,杂糅交错,自成体系。它们脱胎于正统宗教,反映了小民百姓的彷徨无依,成为无数人的精神信仰和支柱。而农村小生产者长久以来为了生计和互助而结盟的风习,在清末大量流民的社会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如溃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

穷困的升斗小民,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乡民,生活在中世纪的状态下,而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昔日闭塞的生活,搅得死水微澜式的生活更加难以忍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饱经威胁,在精神上无可倚恃,而民族、政治方面的高压,最终使长久以来的压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情绪化宣泄,并在正统的教化失去威力的前提下,纷纷加入教门和会党组织。

所以,平素看似麻木如牛的小民,在骤然失控的社会中,在“中国”尊严被列强削剥殆尽的情形下,爆发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狂热和躁动,昔日的小心翼翼和拘谨木讷,一变而成为放纵和破坏。

应该看清的是,游民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体系,他们不能体现新的生产关系。组织涣散,分困落后,思想蒙昧,即使在清末那个天翻地裂的时代,决定了他们依旧摆脱不了传统的皇权主义。

所以说,如果说秘密会党具有某种政治意识,也不过是感性经验的意识,绝非理性批判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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