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革命与宿命:打响辛亥革命纪念第一枪 第三部分 民间力量暗流涌动——会党势力及“邪教”对清政

梅毅1 收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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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响应武昌起义的延安哥老会武装(2)


孙中山对他们的看法,可一语道破革命派的目的:“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孙中山《革命原起》) 所以,在革命者眼中,对于这些“脑筋简单”之人,“只能利用”,“不可恃为本营”(邹鲁《中国同盟会》)。

而武昌的革命党人,一向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只是看中了天地会(洪门)的反清宗旨,革命党人才与他们联络,但骨子里,他们对这些人十分警觉。其中,陕西的革命党明白表示,联络会党起义,只是想避免革命发起后他们的破坏作用。

可见,当时革命党的各级领导人中,对会党势力的看法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从会党那里能得到最迅捷有效的响应,容易取得相帮的速效;另一方面,他们又鄙视会党,觉得那些人孤陋寡闻,脑子里面仅仅想着恢复“明太祖、洪天王”的江山,根本不懂得共和真理。

貌合神离下,革命党人对会党组织以利用为主,并纷纷亲自加入会门当“龙头老大”,借此取得对方的信任。

纵观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无论是1895 年广州起义还是1911 年黄花岗起义,无论是武昌起义还是四川独立,几乎每一次起义和造反,都少不了会党的支持。特别是萍浏澧起义和辛亥革命中陕西、贵州独立,会党组织的加入是成功的关键。

从组织角度说,从海外的兴中会到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都有会党成员的身影。

会党的力量,蔓延滋生,让当时的清政府防不胜防,徒发哀叹:“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可恨之至!”(《袁统领第四次致赣抚电文》,《辛亥革命》(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对于革命党、会党以及群众之间的联动关系,清末的江苏巡抚陈夔龙(终任直隶总督)最有心得:“长江一带,各邦匪徒本众,孙文逆党亦多,不独联络勾结,固属滋蔓难图,即使各不相谋,而闻风响应,为患何可胜道!……第逆党可忧矣,不与盗匪合,其势尚孤,是锄伏莽急于治逆党也;盗匪可虑矣,不与饥民合,其患犹小,是抚穷黎急于诛盗匪也。”

陈夔龙奏折中的“逆党”,指革命党;“盗匪”、“伏莽”,指会党;“饥民”、“穷黎”指穷苦无依的百姓。他恰恰道出了当时革命党、会党、百姓之间的三角关系,明确指出了会党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影响。

确实,如果没有会党的介入和参与,辛亥革命的成功不可能那么迅速,特别是陕西、湖南、浙江、贵州、四川等地。

在长期与清廷为敌的基础上,会党分子建立了严密的、完整的组织系统,制定了无比严格的纪律。清末,他们在革命党人的指导下,在不少地区实现了大联合,能够做到一方起事,八方响应。只有在最后关头,会党的一些领导者才从多年以来的“反清复明”旧框框里面跳出来,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轨道。由此,他们参与的斗争与旧式的会党暴动大有分别,减少了行动上的破坏性和意志上的盲动性。

不过,会党毕竟是会党。辛亥革命时期,陕西、四川的会党势力帮助革命党人取得成功后,他们不是继续协助去稳定地方秩序,而是胡作非为,常常引致地方混乱,形成了新的恐怖局面。

最典型的,当属陕西。哥老会头目们几乎都不识字,独立后各自占据“码头”地盘,气焰嚣张,鱼肉乡里,明抢暗夺,祸害地方,使得民心大失。在四川,赵尔丰交出权力后,“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那些散布在城内的巡防军、陆军、同志军以及各种会党分子,在“革命”胜利后,皆以功臣自居。这些兵哥、地痞,不少人花天酒地,在城内为争妓女大打出手,整日持枪拥械,招摇过市。特别是哥老会的“袍哥”们,他们相互打杀,互有死伤,最终引起地方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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