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革命与宿命:打响辛亥革命纪念第一枪 第二部分 被刻意夸大的鸿沟——倍然激化的满汉矛盾 4.

梅毅1 收藏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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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革命家对满汉矛盾的夸大和利用(3)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民族主义的呼声如此甚嚣尘上,汉民族主宰中国命运的诉求如此强烈,但辛亥革命枪声响起后,满汉两个民族并没有在这个千万平方公里的大竞技场上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

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的国内战争,不仅没有使得其中一个民族消亡,反而使得“五族共和”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先前悬挂龙旗的旗杆上。革命发生后,武昌城内的杀戮行为很快平静下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满汉民族仇杀并没有发生。只有两个例子比较特殊,一是哥老会控制下的陕西西安发生过“秦陇复汉军”对负隅顽抗的满洲军民集体屠戮事件,一是福州将军朴寿和满人文楷组织“杀汉党”抵拒而导致的驻防八旗被杀事件。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最早从国家层面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语的,乃是袁世凯努力想把蒙古保留在中国国土之内的民国初建之时,在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中,他正式使用“中华民族”来涵盖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清政府在清末对于传播中华民族属于汉族的这个民族定义非常警醒,一直在他们所掌握的《中央大同日报》上不断宣称清朝立国以来一直奉行“五族大同”,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三天忧心如焚地发布上谕表示:“至于持种族革命之说者,意在离间满汉,激成仇衅,祸变相寻,比使大局糜烂而后快其私心。”

从历史的经验看,辛亥革命后即使发生了武昌杀害满人满官的小概率事件,当时在国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对于革命党激进派所宣传的以汉族为本的民族主义,并未感到恐惧或担忧。

从部落民族、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中国从清末开始,逐步克服了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危机,实现了从传统文化民族到近代政治民族的转型。只有到了政治民族这一步,才能从家国同构的简单思想中挣脱出来,把君权神授观点转化为国家主权意识,从天下一统的观念改为领土完整意识,从臣民服从转化为公民平等。

成熟的政治民族的飞跃,在于民族国家的崭新认识,不再以部落民族的血缘地域认同以及文化民族的文化认同当成基本要素,而是着重于主权意识、公民意识、万国平等的概念。如此,当人们以理性主义为指针,以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为基础,从狭隘的单一民族主义突围而出,中华国家才得以真正形成。

在满汉民族矛盾其实并不尖锐的晚清,在梳理了上述脉络之后,我们可能更加清晰地梳理出为什么革命党会以民族为借口发生大规模的革命,也可能由此洞悉:为什么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各省督抚和谘议局人士)会借助大众这样的民族狂热,掀起一场不可遏制的推翻帝制的运动。

对于革命的发生,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一席话道出其端倪:

“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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