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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清帝国如何从体制上泯平满汉畛域(2)


由于八旗子弟二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状态,游手好闲之风,深入骨髓。直到解放初期,旗人仍是政府一大心病,不少人依靠救济为生。

无论如何,从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消除满汉畛域的改革,在清末各省进行得还算有起色,而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则无甚改观。改革前与改革后,在军机大臣与各部尚书中,还是满人人数占优(1907 年,军机大臣及尚书中,汉人7 人,满人11 人)。到了1911 年,所谓的“责任内阁”中,有满族9 人,汉人仅4 人,其中皇族竟占5 人,故被时人讥为“皇族内阁”。

清朝灭亡前夜的满汉矛盾,一般学者都把目光聚集在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的排挤上,把这个案例渲染为“满汉矛盾”的集中表现。

其实未必!载沣在握权之始,就把袁世凯赶走,让人顿觉是满族少壮亲贵排斥汉人高官。仔细思之,爬梳历史,觉得其中大有蹊跷。

袁世凯最大的靠山,乃庆王奕劻,他才是真正的正牌直系皇亲。同时,旗人端方与袁世凯是亲家,而与端方、荣庆并称“旗人三才子”的那桐,更是袁世凯的心腹。军机大臣世续,又和袁世凯拜过把子。这些人的关系,都可谓满中有汉、汉中有满,为此,就很难说载沣搞袁世凯是专门冲着他“汉人”的身份。

反观给载沣撑台面的,往往不乏汉人,比如盛宣怀、唐绍仪、梁士诒以及几个专门“咬人”的汉人御史,无不受摄政王极力拉拢架抬。他们身为汉人,攻击起袁世凯来,似乎都更有深仇大恨,不遗余力。

而且,观载沣短期所为,排袁之举,绝称不上是“排汉”。他把袁世凯的“同志”端方的两江总督帽子摘去,给汉人张人骏戴上;把端方从直隶总督拉下来后,补上去的是汉人陈夔龙。如此两大重要官职,免满上汉,总不能把此举说成载沣“排汉”。

在载沣摄政期间,被免掉的四个总督大员,除袁树勋以外,端方、升允、锡良三人,都是满人。地方以及军队中,少壮皇族派为了在袁世凯北洋系统中掺沙子,在军队系统引进了不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士官生出身的年青军官,而那些人,也大多为汉人。种种实际情况表明,摄政王载沣广受指摘的宣统年间“排汉”,根本站不住脚。如此,可以发现,清末上层统治集团的斗争,不能简单冠以“满汉之争”。实际上,多是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派与庆亲王奕劻的亲贵元老派以及袁世凯、端方为首的新洋务派之间的争斗。

嘉道以来,统治阶级上层的满汉矛盾其实已经大大减弱,到1864 年,清朝10 个总督中,旗人仅占两席,其余八个位置都是汉人。至于15 个巡抚大员,清一色的都是汉人,没有一个满人。1910 年第三次国会大请愿运动中,19 个地方督抚、都统、将军联衔会奏,满蒙官员有7 人参加。第二次联衔会奏时,也有6 个满蒙官员加入签名,反而是汉人大臣张人骏和陈夔龙反对立宪。而各省督抚联电请立开国会的努力过程中,也是满人瑞澂、载涛和锡良最为积极主动。以至于当时就有人讲:“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者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署名为“民”所作《申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

所以,简单的满汉矛盾之说,完全无法解释当时当地清政府高层的政治立场。

作为文化不发达民族的满洲,经过近三百年的同化,其实已经完全被汉文化这种进步的、高级的文明所吸纳,在文化上取得了“净收益”。但是,很可惜,虽然有时候“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但民族毕竟不是国家,一个少数人统治的民族,想建立使得“民族国家”能够延续下去的长治久安,在汉民族主义勃兴的二十世纪初,更是近乎天方夜谭。

当然,如果当时多数国人能够做到某种“集体的健忘”去认同重新创造出来的某种共享的文明意识,即能强调“中华民族”的同一性而不是满人、汉人、蒙人的差异性,很有可能“革命”就不会发生。

对于晚清时期京城的满汉关系,曾经久作京官的汉族士人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有着非常真实的记载:

“满人在京,可分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满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满人)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遂,若遇有汉人在座,(满人)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他们)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咸光以来,满人对于满人,上有肃顺、光绪,下有端方等人,也大多持蔑视轻视之意。反而对于汉人士大夫,一直深加礼敬,大起大用。这种情势的发生,当然与太平天国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满洲官吏在清朝中早期那种骄横跋扈,自咸丰以后已经少而又罕。

对于清末满汉矛盾所引起的政治纷争,作为新洋务派官员的满族大员端方等人一直忧心忡忡。和许多温和的改良派人士一样,他们多年来一直都很想竭尽所能去调和矛盾,希望在大清朝实现不流血的立宪。这些人具有非常善良的初衷:在八国联军侵华后难得的喘息时刻,在同仇敌忾的大氛围下,一边深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一边提倡满汉一体、实行满汉通婚,进而使得诸族界限“浑然相忘”成为现实,中国社会一定会实现“不留血的革命”和真正的进步。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端方这些人从容改革的机会。清末的内忧外患,致使压抑多年的满汉矛盾被人为地提升,忽然加剧。武昌一声枪响,革命,摧毁了一切温情脉脉的改良意愿。

而后,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要从破坏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即将展开另外一个崭新的、冗长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