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革命与宿命:打响辛亥革命纪念第一枪 第二部分 被刻意夸大的鸿沟——倍然激化的满汉矛盾 1.

梅毅1 收藏 0 51
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7277.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7277.html[/size][/URL] 1 被刻意夸大的鸿沟——倍然激化的满汉矛盾(2) 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返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没有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清朝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者的失败教训,在短暂而骇人的恫吓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庞大帝国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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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刻意夸大的鸿沟——倍然激化的满汉矛盾(2)


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返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没有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清朝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者的失败教训,在短暂而骇人的恫吓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清朝那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其实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和“异质文化”浸染下得以类似两晋五胡时代的凤凰涅般,而是陷于一种清朝统治

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之中。

清朝统治者们这种“柔性”的、极具权术手段的精神摧残,表面上看似粘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处心积虑的摧灭和压抑,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甚至超过无数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统治高压之下,我们汉民族性格同趋而下,日益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奋发有为、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

明王朝丧钟响起之后,中国在“满洲化”的适应过程中,其实步入了一种浑噩而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这么一个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而后,就是西方“文明”蛮族的野蛮侵略。到十九世纪中晚期,昔日威名赫赫的中央帝国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著”。

可悲的是,当清朝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我们国人心中的“辫子”,仍然顽固地悬浮在脑后……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 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于公平与分配政策有着深刻、清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肯定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随着社会中的人群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的普及和日益明确,人们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会更加迫切地进行比较且得出更加令人反感的、难以忍受的结论,也就是说,“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却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

什么是“托克维尔效应”呢?

作为《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巨著的作者,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革命”有着他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认为,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人民的长期贫困,反而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获得大幅度改善之后。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大革命发生前,法国社会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反而最终引起了民众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因为,人民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们对社会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

所以,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会忽然对于自己身上的残存枷锁过分敏感,就会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根据我们常人有限的“常识”,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明是件好事,因为这两种因素可以提高一个社会人群的满意程度,使得社会日趋安定。由此推之,贫困和专制,长久以往,一定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酷的事实往往与简单美好的推断背道而驰。美国历史研究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总结道: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政治暴力冲突频发的地点不是穷困地区,而是普遍发生在那些经济发达的省邦;数据和历史事实也表明,1789 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前,恰恰是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反而最激烈。

这种历史的吊诡,在清末的满汉民族矛盾中,也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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