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前苏联如何在与美国的对抗中瓦解

大势不再


“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我们内部……”这句话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都是适用的……


对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而言,苏联其实已经越来越不足为虑了——虽然那时苏联的威胁被媒体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会降临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国人所主导的“金字塔”型分工体系的结构开始变得清晰且严密起来,并且西方世界大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总量在美国人的统一调配下成为实实在在的优势。两个阵营之间的实力差距从当年的两届奥运会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美国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借口,带头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结果不算苏联自己,当年参赛的国家只有80个,参与报道赛会的新闻记者共有5615名,比参赛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多。开幕式上,这80个国家里又有16个国家的代表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以奥林匹克五环旗替代,新西兰代表队干脆打了面黑色五环旗,有10个国家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干脆没出场,后来在获奖时这些国家也不升国旗、不奏国歌——借着奥运会搞政治对西方国家来说是轻车熟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还以颜色,也带头搞了一次抵制,但声势上要小得多,参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越南、蒙古、老挝、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门和古巴等国家。


所谓“抵制”,就是要让各个国家表明立场、选边站队。看看两次抵制的响应者,东西方阵营的界线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差不多涵盖了世界工业生产力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实力一旦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总体实力居于劣势的情形下,苏联要继续和资本主义阵营保持均势,那么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以及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就都无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和国家经济增长就无法成正比。举个例子,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一架米-24武装直升机的价格只约合9吨猪肉,这不是说苏联直升机多便宜,而是意味着那里的猪肉太贵了,这背后就是苏联国内轻重工业严重失衡。苏联的封闭经济体系里,发行的货币和生产的产品是对应的,然而这些产品中大多数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军工产品,刨除这一块,只对比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消费品的话,卢布的发行就是过量的。因为对一般消费品的购买力不足,导致卢布对西方货币的官方汇率和实际汇率能差出很多,那时黑市兑换猖獗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8 · 19”事件以后卢布迅速贬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说苏联为什么不能不搞对抗,为什么不以“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主题?问题是西方国家不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个机会。里根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对苏重新采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没有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主义那样强硬——因为美苏的实力差距没有那时那么大,但也不是尼克松时期的收缩政策。里根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强调以抗击苏联为中心,奉行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具体说就是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压制苏联;在地区争夺上,把苏联顶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扩张线上,使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再前进一步。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联的“对话”——也就是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国务卿黑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国防部长温伯格成为对苏战略的核心人物。后来艾伦在任职10个月后被对手搞了个受贿丑闻被迫辞去了职务,军人出身的麦克法兰接任了他的位置,这样里根身边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鹰派幕僚在决策对苏战略。和平与发展在后面的历史的确成了时代的主题,但其前提是美苏两边必须有一方衰落直至灭亡,而很不幸,苏联是灭亡的那一个。


异化


产生变化的不只是双方实力上的对比,更为根本的是苏联自身的变化:由于缺乏人民对党实施有效监督的体制,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从一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步一步蜕变成了所谓“全民党”,实质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权贵集团,国家资本主义蜕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列宁被他们改造为一个形象越来越模糊的简单图腾,用以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党开始背离社会主义,背离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退化成为一群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猪的官僚;官僚主义与干群关系紧张大大地损害了原本运转正常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内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经过长达18年的、稳定的、“一团和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共的权贵化已然到了积重难返的时代,为了让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苏共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开始搞起了******——抛弃社会主义搞私有化,好让自己从管理财富的国家干部变成掌握财富的资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视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谓“知识分子”,此时也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高喊着要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实质则是妄图在动荡中为自己分一杯羹——当初靠搞“民运”上台的这批人,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了新贵族,譬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于苏共背离党的宗旨和原则、背离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在这些人嘴里却成了社会主义的罪状,以此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由于苏共的腐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快速发展的表象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而不自觉地成为这些思想在苏联国内的传播媒介,而这些天真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认知尚处在“西方19世纪的水平”——面对一堆经济问题,他们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决了。除了党内与知识界的这两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势力、各种宗教势力以及沙俄时期的旧贵族在这段时期也都活跃了起来。而这些人又都不约而同地纷纷将手伸向了西方国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时代大量所谓“异见人士”的活动经费来源于哪儿呢?显然并不是从苏联的工人农民那里募集来的,苏联时代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集资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大金主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END,熟悉国际政治的人恐怕都不会太陌生。它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数出来的有: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


不仅仅是在党外,在苏共党内,为了抓住权力很多人同样选择去搞“挟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牵线搭桥之下,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一对一地秘密会见,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立即统一形成了舆论热潮,它们“盛赞”戈氏“是苏联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颗带有招牌式胎记的半秃脑袋在当时常常会出现在西方的各种杂志上,其中包括《时代周刊》——撒切尔夫人曾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雷克雅未克会见也是一对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牺牲苏联利益,为美国效忠的准备。戈氏后来公开地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体移交苏联内政、外交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个快言快语的外交官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叛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还只是迎合西方势力的话,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切尔诺梅尔金等人则走得更远,这些人代表了苏共党内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叶利钦就开始与美国驻苏联大使进行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苏维埃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行为。由此开始,叶利钦或者说是苏共内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派,成为西方国家眼里“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尔巴乔利用外交场合所反复宣传的“新思维”、****等话题,此时对西方国家恐怕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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