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胡适:醉生梦死的民族怎配批评苏俄?

狐狼001 收藏 0 281
导读:2011年03月11日 08:2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易竹贤 核心提示:胡适给友人写信道: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本文摘自:《新文化战士:胡适传》,作者:易竹贤,出版

2011年03月11日 08:2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易竹贤

核心提示:胡适给友人写信道: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本文摘自:《新文化战士:胡适传》,作者:易竹贤,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欧美之行1926-1927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①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终于驶进了莫斯科。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②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三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③胡适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颇大的反响。


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徐志摩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称赞苏俄的信,很不以为然;又看他寄回的相片显得有点瘦了,便开玩笑式的说胡适“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④其实,胡适在出国前一个多月,便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言论,他说: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⑤人们读到这些地方,往往误以为胡适真的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了,并由此而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他的朋友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胡适自己其实是说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看他当时写给徐志摩的信是怎么说的罢: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⑥胡适接着批评共产党的朋友,说他们以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话;而且责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强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无产阶级应该是民主自由的天然拥护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教条式的专制的不好的共产党,才会把自由硬送给资本主义。但是,胡适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胡适说:


美国近来颇有这个倾向。劳工与资本之争似乎很有比较满意的解决法;有几处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国人歆羡。⑦


这就很明白了,胡适所赞成和歆羡的,正是美国牌的“自由主义”。这回到美国去,他还想打听打听哩。


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


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东西?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来,这敦煌卷子,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窃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


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


8月26日,胡适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开始翻阅敦煌卷子。那时,伯希和因捞得我国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名声大噪,已经当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胡适也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他的帮助。“他给我介绍,得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①果然,在巴黎读敦煌卷子,竟大有收获。胡适自记道: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卷子号目Pelliot3488)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号目P.3047)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②不仅读书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当年在巴黎专攻法国文学的袁昌英女士,写信给胡适,信中说: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人的福寿与成功。③读着这样的信,胡适自然也高兴。但是,得意之时,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有一天晚上,胡适与当时也在法国的傅斯年约定,去万花楼吃晚饭。胡适因事去迟了一点,在门口碰着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胡适当即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他上了楼,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却没有外人,也不见传单。大家不说传单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们走到对街一个路角的咖啡摊,坐下闲谈,胡适才问传单的事。原来他们都收起来了,怕胡适生气。胡适说:“我决不生气”,才给了他几张。一看,原来是中国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发的《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大约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当了孙传芳手下的“淞沪总办”,又同为中英庚款委员,才作这样推断的。胡适当时忙着看敦煌卷子,每日写几千字的读书笔记,无暇顾及这种无聊事,只保存了一张传单在他的日记里,④便又埋头读书去了。


这年9月,胡适又去伦敦,翻阅不列颠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经卷,又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2月17日,是胡适满35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读书度过的。


他这天校读了《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抄了《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了七种卷子。博物院电灯不明,校书抄书很费力。这天晚上,胡适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自从去年9月底出京后,和我的“书城”分手太久了,真有点想念他。这一年多,东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规规矩矩的作品。……英国庚款事总算有点成绩。此外只是出来跑一趟,换了一点新空气,得了一点新刺激,于我有点好处,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B.M.里校读敦煌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⑤


总计在巴黎和伦敦,仅所得神会的语录三种,《显宗记》一卷,约计达两万多字,为国内所得的30倍!此外,还看到《楞伽师资记》的两种写本,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收获确是很丰厚的。


在海外读中国的敦煌卷子,能有这么多收获,胡适真是喜出望外了。至于这些中国的东西为什么竟要到英国和法国去读,他似乎没有想,似乎也不愿意去想。


转眼到了年底。胡适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轮上,他匆匆挥笔,写了《海外读书杂记》,向读者报告他所得到的几项材料和收获。回国以后,又把从巴黎伦敦影印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⑦序言中说:


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了两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⑧①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册,1926年8月26日(三版补注);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序》里也说:“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巴黎的ProfessorPaulPelliot,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二,第292~293页。


游欧伊始,胡适便打算往西去,到美国去!


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听说冯玉祥将军那时也住在莫斯科,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胡适便对冯的秘书说,希望冯将军从俄国往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①到了巴黎,他曾写信给国内朋友称赞苏俄,也流露他向往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同傅斯年谈论政治的时候,他更明白地说: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惟一之大路也。②胡适自己当然更想到美国去,看看那离别已经十年的“第二故乡”。③1926年除夕,胡适登上“AmericanBanker”号海轮,横渡大西洋,于1927年1月11日早7点抵达纽约。这是胡适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大都会。熟悉的街市、广场和学校,显得那么亲切,却又有些陌生了!离别十年后,纽约变了,给胡适印象最突出的,是摩托车!即汽车。纽约的街道上,以致乡间,汽车都像流水似的不断奔驰。


他在1月16日纽约的《国民周报》(TheNation)上,看到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全世界的摩托车27500000辆。


美国的摩托车22330000辆。


美国摩托车数占全世界81%。


美国人口平均每5人有车1辆。


去年(1926)美国造的摩托车凡450万辆,出口50万辆。④请读者注意,这是60年前的统计数字,难怪胡适当时要感到惊讶,要赞叹美国“真是一个摩托车的国家”!


到美国后,胡适整日忙着会客,又忙着到各处演讲。有一次,胡适在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位朋友邀请他到乡间去住一天。他和那朋友同车前往,开到一个地方,见野外停放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胡适很奇怪,心想,乡里那来这么多汽车呢?便问道:“这里开汽车赛会吗?”那朋友笑起来,用手指着那边的工地,说:“那边不在造房子吗?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来做工的汽车。”


在美国,胡适所看到的,是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的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生产的鸡蛋牛乳也每天自己用汽车送进城。有的人家,星期日全家坐自备的汽车到远地方去旅行游览。胡适说,这便是美国的文明,“摩托车的文明”!而我们中国呢?当时还处在“轿子文明和人力车文明”的阶段。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胡适怎么能不赞叹,不歆羡呢!


这次在美国小住三月,胡适目睹耳闻了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飞速进步。汽车公司通行的“分月付款”方法,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购买汽车;实行所得税,成了国家税收的一大宗;雇员与工人都购买股票,成为企业、公司的股东。凡此种种,胡适都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他应邀参加过纽约的一次“两周讨论会”(FortnightlyForum),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做什么时代?”到会的一位劳工代表,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他的演说使胡适由惊叹而首肯,终至于赞佩不已。美国的这种种事实,给胡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得出了美国不会发生社会革命的结论,说: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⑤胡适所说的这种美国牌“渐进的”社会革命论,也就是他所赞成和歆羡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他说: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元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⑥胡适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美国不灵,不适用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这确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十分尖锐的挑战。胡适并不懂得多少经济学说,但他根据实际,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出了一个题目,却是需要作出回答,科学的!


美国如此进步,而中国何以这般落后呢?这是旅行海外的炎黄子孙都不会不想到的问题。1月25日晚,胡适与友人谈论历史问题,便谈起“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胡适在日记里写下了他谈的答案:我提出几个答案:(1)中国在统一的帝国之下,没有竞争的必要,没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种进步到可以勉强应用的时期就停止了。欧洲的列强竞争甚烈,有意的增加国际贸易,有意的发展工业,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国缺乏的因子。(2)鸦片之害。中国吃了印度的两种麻醉剂: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鸦片——佛教;后吃了一种物质上的麻醉剂——鸦片。三百多年之中,鸦片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病夫国。(3)19世纪初年,嘉道的学风还在,到阮元林则徐还不曾表现大弱点。19世纪中叶的洪杨之乱毁了国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几省。这也是一个大原因。⑦


胡适的答案自然不是唯物史观的,但却是他几十年间几乎一贯的观点,不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吗?


经日本返国途中


1927年春,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继克复。


北洋军阀政府行将覆灭。就在这时,吴稚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遗训,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党”反共,在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


胡适这时正由西雅图登船,离美返国。登船时,他便听到了上海、广州开始“清党”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横滨。胡适踏上日本国土,便给上海的好友高梦旦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询问国内的情形。高先生当即回电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学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①胡适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当了几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也寄信给胡适,述说北伐战争起后的情况,他对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不久便辞职,回北方去了。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信,则劝他归国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动;“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信有一段分析,颇为中肯,他说:先生归国以后(按,指1917年胡适留美返国),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②这些理由,概括一句话,就是国民党也有可能给胡适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其实也就是高梦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劝胡适暂时不宜归国的理由。胡适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贸然回国?于是便暂留日本,观察时局的变化,考虑如何应付变化了的时局。


他在欧洲时,也很关注国内形势,与人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对蒋介石诸人也颇有好感,寄予希望。他说: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


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③这段时间,胡适在日本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据他自己回忆,便明白了当日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胡适的同情,那时就已经在蒋介石一边了。他曾追述在东京的一段故事,说他在帝国大旅馆里,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O.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


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④这番话,是在26年之后,胡适逃亡美国时写的。他当日拥蒋反共的态度,虽然未必像后来这般分明,但基本倾向却毫无疑问,是前后一致的。


在日本徘徊观望了20余天,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点底,觉得似乎不至于怎么样。他便订了船票,要回离开不满一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祖国来。

0
回复主贴

相关文章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广告 国产军事战争模拟 新增南极洲地图 核武参战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