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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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


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时代的任何“变局”都可能成为我们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

任何一种新旧“体制”及政策的转换都可能成为我们个人营造发展舞台的“好风”。

任何想有作为的人,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听从时代的召唤。如果墨守成规,拘泥旧的体制束缚,就难以成功。曾国藩在京时以理学家自居,理学讲孝道。按礼制的规定,曾国藩无论时局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应该在家乡为母亲守丧3年。但儒家礼法也有变通的办法,即当确实需要时,为官者可以不必等到守丧期满就去任职,这被称为“夺情”。后世这种“移孝作忠”的事虽屡见不鲜,但当事人仍要遭到士人的白眼。明代宰相张居正的“夺情”,曾引起朝政的大波澜,以至于张居正成为言官们攻讦的对象。清代康熙时期,大学士李光地也有一次“夺情”,时人也争相攻击他,并说这是李光地的平生三大耻之一。因此,当曾国藩最初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请他出山时,他委婉坚拒。当咸丰帝的朱谕诏示他时,他也三缄其口。为什么?这就是礼制的限制。

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县令朱孙诒知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往曾国藩家。120里的路,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崑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 “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

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出山的功劳最大,当时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具疏力辞,正准备派专使赴省城送奏折。“束装将行矣”的时刻,他赶到了曾家,极力劝说,结果曾“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这大体上与事实相符,但时间上显然有出入。如前所述,曾国藩于十二月十三日接到上谕后就写了这个奏折,已经抄好,但没有发出。两天之后接到武昌失守的消息,从情理上推论,只能使他更倾向赶赴长沙,决不会深更半夜的打发人去省城送这份奏折。郭嵩焘所谓送信人“束装将行矣”的场面,可能是事过多年记忆上的错误,更可能是郭嵩焘为了渲染自己劝说曾国藩出山的“功劳”而有意“记错”的。除了“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外,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当乡间名流好友及巡抚大员一再请他出山时,他最初均表拒绝。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信给刘蓉,解释迟迟不赴团练局的原因:

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暗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曾国藩办事讲究条理,往往从最根本处讲求。让一个身带墨孝的人出入乡绅富户之家,是对先人不孝,对他人不恭,况且,他的“人力资源”对于筹集饷项可以说没有大补。但是曾国藩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对刘蓉说:“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以明同舟共济之义。”随即提出自己的意见:“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认为“但得敢死之士400人,则固可以一战。”

十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又给他的内兄欧阳秉铨写去一信,请他前往京师,帮助将家眷接回湘乡,他还说自己在家服丧仅满4月,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立即出山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

且所办之事亦难寻头绪,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

再四思维,实无裨于国事,是以具折陈情,恳乞终制。

为了取得昔日友好对他内心苦楚的理解,他还将折稿寄到京师,请内兄转交。

相好中如袁、毛、黎、黄、王、袁、庞诸君,尽可令其一阅。

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吕鹤田有欲阅者,亦可一阅。

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而办事,陷于不孝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出山办团练的困难考虑得十分细致、具体。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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