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替我回家,对越自卫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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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战区,曾有人说过:“从战场上完整走下来的人,不是幸运者,只算是幸存者。这种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战友的鲜血和生命。”     面对昔日战友最后的栖息地,我缓缓地脱下军帽,立正,向着墓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久久不肯放下,那战斗中的一切,又一一闪现在我的眼前……       ——谨以此书献给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   和平是军人最大的勋章   在战区,曾有人说过:“从战场上完整走下来的人,不是幸运者,只算是幸存者。这种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战友的鲜血和生命。”

在战区,曾有人说过:“从战场上完整走下来的人,不是幸运者,只算是幸存者。这种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战友的鲜血和生命。”


面对昔日战友最后的栖息地,我缓缓地脱下军帽,立正,向着墓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久久不肯放下,那战斗中的一切,又一一闪现在我的眼前……


——谨以此书献给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


和平是军人最大的勋章


在战区,曾有人说过:“从战场上完整走下来的人,不是幸运者,只算是幸存者。这种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战友的鲜血和生命。”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能留下真实的姓名。现在北方某城市公安系统工作的我,有义务把他们的事迹告诉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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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冬我还不到21岁,刚被提升为班长。看着别的班紧张有序地训练,总感觉自己几个人实在别扭,特别是那三个扎眼的“新兵蛋子”——乔俊、何国庆、吴岗。


乔俊是市郊兵,活泼得有些不好管理;何国庆戴着副眼镜,一副柔弱的样子;吴岗是个农村兵,参军前连县城都没去过,新鲜事物接触得少,看什么都稀奇,尽管人很朴实,可还是老出洋相。


训练强度越来越大。练习投弹,战士们都疯了似的甩,胳膊轮圆了猛甩,第二天肿得抬都抬不起来。印象中,实弹射击好像比平时提前了半个月左右,子弹也发得比以往多了许多。


没过多久,部队开进的命令下来了,往南,到边境上去。我和战友们在南下的车厢里迎来了元旦。晚上,乔俊他们坐在窗口旁默默地抽着烟。吴岗呆呆地看着夜空里的星星,他说这样他娘能看到他。靠在车厢一角的“眼镜”——何国庆,捧着本书,依旧默默地看着。


最终,战争还是爆发了。


2月17日的凌晨,我们连分散隐蔽在中越边境我方一侧的树林中。战友们三三两两地蜷缩在阴冷的战壕里。在这片不大的树林里,除了我们,还潜伏着其它几个兄弟连队,我们默默地等待着出击命令。


快4点的时候,乔俊摸索到我身边,靠着简易战壕坐下。我们沉默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了:“班长,有件事,我早想和你说了。入伍前,有几个哥们来看我,我想请他们喝酒,可又没有钱,我就到我爸厂里偷了点电线,用火烧了化铜,卖了二十多块。到了前线,看见弟兄们想的干的都是准备为国家流血牺牲,这事就成了我的心病。我攒钱了,有14块,放在我的挎包里。这次我要是‘光荣’了,班长,你就帮我把钱凑齐,还给工厂吧,千万别让我爸知道。”接着又塞给我一个写有工厂地址的纸条,就猫着腰跑开了,我本想叫住他,可乔俊很快便消失在茫茫雾气之中了。


过了5点,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那声音有点像天边的闷雷。看来兄弟部队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


5点20分,我们在连长的指挥下,跨出简易战壕,开始搜索前进。我平端着冲锋枪走在全班最前面,紧跟着的是乔俊,再后面是吴岗……


刚开始,我连的位置还算是靠前的,可七转八转,我们就转到了大部队的后面。看着友邻部队一路向南,战士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老乡兵的时候。


人是怕死的,可当兵的上了战场,捞不着仗打,那滋味比死还难受。几天来,我们一直在大山里乱转,搜剿残敌。大部队过后,残存的越军和特工经常袭扰我后方部队。我连的任务就是找到他们,消灭他们。


2月24日,一上午,我连遭到了四次零星的炮击,是迫击炮干的,准确度差得惊人,我方没有人员伤亡。上级通报附近可能有残存的越军,让我们上。侦察的四班副回来报告,说附近山头上发现有小股越军活动,似乎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刚才的炮击可能是巧合。


我们排迅速越过尖刀班,向有敌情的高地摸去。这个高地周围大约有一段四五十米的开阔地,原有的飞机草都被清理干净了。高地上有一座A字形地堡,约50米开外的山坡上还有一道环形战壕,估计越军至少有两个班的兵力。


我连后续人员陆续接近无名高地。连长命令天黑之前必须拿下它。我们几个班、排长开始向连长靠拢,听他布置任务。连长命令:我排一、二班从正面分散接敌,三班和指导员他们从两侧迂回佯攻高地;三排负责火力支持;二排在我排一、二班后面跟进。


我们班的任务是强行通过环形战壕下面的开阔地,夺取战壕后,以战壕为依托,配合二排干掉地堡,夺取整个无名高地。


第一次参加战斗,我们都很兴奋,也没想过打仗会死人。吴岗异常亢奋,四下张望着,很不老实,我和“眼镜”不得不把他按在地上。半个小时后,高地两侧突然响起了枪声,几秒钟的时间就响成了一片,很密集。吴岗一听那边打响了,跳起来就要冲,被我一把拉住,拽了回来,又按在地上。一会儿,高地战壕里有人影晃动,越军扛不住了,开始向两翼分兵布防。我回头命令道:“把保险都打开!”“冲啊!”我和战友们开始向高地冲击。


我跑在最前面,就是端着枪一直跑,那几秒钟是我一生中感觉过得最慢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我是班长,我得带头冲,要死,也得先死我……”很快乔俊超过了我,冲到了最前面,眨眼工夫便把我们落了一大截。也就是我们几个发起冲锋后几秒钟的样子,敌人的机枪也响了。我能感觉到子弹呼啸着从耳边飞过,没准哪里发就是给我准备的。


乔俊投出一枚手榴弹,硝烟还没有散尽,我们就已经冲过了开阔地,乔俊已经接近了战壕。正当他的右脚刚刚踏上壕边时,一个趔趄栽了下去,重重地摔在战壕下面的一个土坑里。二排长他们也开始通过开阔地了。我们不停地把一排排的手榴弹投向战壕,用不间断的爆炸来压制敌人的机枪火力。这时,乔俊又突然从土坑里跃起,像头受伤的豹子,几步便蹿上了壕沿。他在烟雾中紧紧抓住了敌人一支发烫的枪管,死命地往上举,往回夺。同时,头也不回地大喊:“班长……快上啊!”敌人的机枪手也紧抱住机枪不放,跟他来回争夺。乔俊左手攥着发烫的机枪枪管,右手用步枪托狠砸着敌射手的盔式帽。我跳入堑壕,发现此时敌机枪副射手正用冲锋枪对着乔俊,便当即给了他一梭子弹。子弹从右腋下钻了进去,第一次杀人,相距还不到4米。可是,那家伙在倒地的那一刹那也扣响了扳机,乔俊在弹雨中抖动了几下,便一头栽倒在堑壕边上。二排长他们利用乔俊打开的口子也冲了上来。一个越军猫着腰刚要钻进壕壁上的猫耳洞时,便被一班长一刺刀扎在肩膀上,接着,二排的一个小战士上去就是一枪托,那越军顿时瘫软在地上。


副连长带着三班、四班也把战壕两端占领了。他跑过来,命令我班迅速做好爆破地堡的准备。趁这机会,我赶紧拉着“眼镜”去找乔俊。乔俊抱着步枪侧卧在堑壕下面的土坑里,蜷曲着身子,轻声呻吟着。上衣前襟和一条裤管都被血水浸湿了,他身中四弹。我急忙解开他的衣扣,锁骨下面的伤口,随着呼吸还不断地涌着血。右腿膝盖附近的弹洞周围凝聚着黑乎乎的血块。


“眼镜”紧咬着嘴唇,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颤抖着的双手撕了几次才把急救包撕开。我叫“眼镜”托起乔俊的上身,小心翼翼地给他包扎。可锁骨下的伤口怎么也止不住出血。我让“眼镜”按着,一步也不准离开。然后,我提上乔俊缴获的机枪转身翻进了战壕。


这时,山头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静得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冲锋的准备,越军似乎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冲锋。二排的两名爆破手在全排的火力掩护下,跃出战壕,敌人依托着地堡,有目的地射击着,两名爆破手相继中弹负伤。吴岗把六枚手榴弹缠在腰间,又用绑腿将三节爆破筒捆在一起,第二次跃出了战壕。全排的各种火器,比先前更凶猛地吼叫起来,用火舌舔着地堡的入口和射击孔。我手上的机枪也对着地堡的射击孔不停地射击。这时,“眼镜”哭着跑了过来,我心里咯噔一下子。“眼镜”不住地摇头,我火了:“你不看着他,跑这来干什么?”他扯着嗓子哭叫着:“看什么?看着他死?”就在这时,一发流弹击中了“眼镜”的头,7;生。就这样,我眼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我的面前。



与此同时,高地上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接着又是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紧跟着又是一次大爆炸,敌人的机枪戛然而止。我和战友们顶着灼人的热浪冲了上去。吴岗拖着一条伤腿在硝烟里摸索着。


最后,我们攻上了满目疮痍的高地。在战壕和残毁的工事里一共找到32具越军的尸体和一些令人作呕的尸块。我也失去了乔俊、何国庆等13位战友。我带着几个战士去看乔俊,他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原本开朗乐观的脸庞憔悴得叫人难以辨认。我摸了摸他的胸口,血已经凉了。多年以后,早已脱下军装的我常常在梦中惊醒,时常想起乔俊、何国庆他们。


24日的战斗,使我们这些初上战场的毛头小子,开始成熟起来,机警起来。依旧有人惧怕死亡,可更多的还是仇恨。朝夕相处的战友,转眼间便撇你而去,特别是那些有老乡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们,他们所要承受的,要比我们这些人更大一些。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连又参加了几次小的战斗,基本上就是搜剿、掏洞子之类的。我们以轻伤四人的代价,毙敌19人,俘敌一人。


2月27日,我军开始还击越军。兄弟部队于29日攻占了高地,残存的越军退守。我连在团的编成内,担任右翼警戒。


连日来,大家的情绪很高。24日战斗的阴影早已经淡化了。在子弹乱飞、每走一步都可能踏上地雷的战场上,过于感性的思绪,往往是危险的。作为班长,我常用自己的方式和同班的战友们交流着,拍拍肩膀,握握手,我们便能从对方那里获得力量。


3月1日傍晚,我连到达559高地。几天前,兄弟部队曾在这里与敌人进行了一场血战,最终敌人被我们赶到了河南岸。16点刚过,部队又要出发了。连里得到的命令是:“迅速插向公路,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为了完成此次任务,上面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无后坐力炮排和一个重机枪排。16点30分,全连开始接敌。二排长带着他的人沿高地西侧的小路钻进树林。连长给他们增加了一挺重机枪、两门无后坐力炮和两个火箭筒。几分钟后,三排跟在二排的后面,也进了树林。我们排在副连长的带领下,直插而进,目标是那儿的一座公路桥。


3月2日凌晨,大雾笼罩整个战场,我们在暗夜的掩护下,插到了河边。副连长带着两个人,朝河边摸去。全排静静地等在树林里。不久,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是二排和一排,他们与敌人接上火了。半个小时后,副连长气喘吁吁地摸回了树林,我们几个靠过去。副连长一边揩着汗水,一边骂道:“娘的!哪里有什么桥,就几个水泥墩子戳在那……”“说不定被二团的人给炸了?”排长插了一句。正当大家商量对策时,负责警戒的三班副猫着腰跑了过来:“敌人,二十多个,过来了……”在他的指引下,我们发现,200米开外,一群越军提着油灯,正沿着河岸缓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我们隐蔽的这片林子,与河岸平行,最近处不过三十多米。在副连长的指挥下,全排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黑夜,提着油灯的敌人是一个绝好的射击目标。大家静静地等待着,大气都不敢喘。当走在最前面的敌人靠近我们只有二十多米时,排长首先扣响了扳机,接着,全排各种火器响成一片。走在最前面的几个越军首先被击中,接着一发炮弹呼啸着从我身边窜过,打在最后一名越军的脚下。紧接着,又是一发……很快河岸那边便静了下来,黑暗中偶尔传来几声痛苦的呻吟。“撤!”我们在副连长的指挥下,退入树林深处。


我们在高地以西无名高地的山脚下,遇到了二排的一个潜伏组。在他们的引导下,我排在二、三排之间投入战斗。冲锋发起前,我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二排长,他身中四弹,用两件雨衣包裹着,旁边是他们排的张潮和一个眼熟但又一时叫不出名字的战友。两名重伤员陪伴着他们,守在一旁。


二排长是辽宁沈阳人,说话总带着很浓的“苞米”味,听着十分亲切。用他的话说:“山海关外皆同乡。”所以我俩的关系一向很好。几天前,面对索然无味的稀饭,他曾不止一次地说道:“猪肉炖粉条子,猪肉炖粉条子……”然后便是傻呵呵的一笑。本想打完仗,好好和他吃一上顿的,现在我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第三次冲锋发起了。我们排沿着冲击路线,很快越过了两个高地,经过几次打击,守敌已龟缩向主峰,三个排像三把尖刀直插主峰。重机枪排的火力死死地罩住峰顶,越军的还击越发显得无力,他们在主峰上只有一道战壕,而此时,我们已经进来了。在这条百余米的战壕里,横七竖八地倒着十多具尸体。三排在一个坍塌的隐蔽处抓到了个俘虏,他的鼻子被弹片削掉了,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血沫随着喘气四散地飞溅着。


关于河上的那座桥,后来成为我们排永远的遗憾。我们以为它被兄弟部队炸了。可后来才知道,在我团前面的10公里河段上,一共有两座桥。副连长他们找错了。真正的目标就在断桥下游5公里处。后来团里又组织了几次炸桥,但都因为越军防守严密,未能得手。最后,桥是在3月7日早上,由友军的一支工兵分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炸毁的。


3月4日中午,我连在营的编成内,攻占了河南岸的高地。大战过后,全连奉命利用越军工事就地转入防御。午后,炊事班从河北岸送来两桶米饭和一些腊肉。大家用芭蕉叶包着腊肉饭团,美美地吃了一顿。


饭后,全排以班为单位,构筑防御阵地。大概是快傍晚的时候,一班担任警戒任务的机枪组,突然离开了他们的射击阵地,朝排长那里跑去。我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麻烦,便让副班长刘兆军继续带领大家构筑工事,自己一个人朝一班的防区跑去。一班长把我拽进堑壕,并指示了目标。


大约1000米外,河东岸的小桥旁有两个人,正对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由于距离太远,敌我难以辨别。几分钟后,排长和一班的那个机枪组过来了。排长用望远镜观察,判明那是敌人,并发现在他们身后的树林里还有人影晃动。不久,出来侦察的两个敌人溜回了树林,再也没有出来。按着排长的命令,我们班隐蔽在河西岸距小桥约100米的地方。


在我们身后20米处,左侧是一班,右侧是三班。半个小时后,约一个排的越军呈一路散开队形向小桥接近。四名越军与本队拉开50米的距离走在前面。我旁边的刘班副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回头看了看排长,又看了看我,再看了看敌人。我用脚轻轻踢了他几下,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身后随即传来了排长的低声训斥:“二班,注意隐蔽!”不久,敌人开始通过小桥,我数了数正好20个,清一色的冲锋枪。100米、80米、60米……随着敌人的一点点靠近,我的额头也开始渗出汗来。当他们走到距我班阵地50米处时,排长下达了射击命令。刘班副首先扣响扳机,二班、三班、一班随即响成一片。越军一枪未放便被撂倒了十几个,余敌有的向无名高地山脚下的草丛里钻,有的躲在田埂后面,向我们射击。我连位于332高地北侧的迫击炮开始压制越军火力,重机枪封锁小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三名越军边打边撤进竹林旁的一所茅草房,但此处很快便被迫击炮弹击中,燃起大火。我们班从西、南两个方向接近草房。我和战友桑多(藏族)悄悄摸向房后。就在此时,三名越军喊叫着冲了出来,正撞上了向门口靠近的刘班副,刘兆军先敌开火,将三名越军击毙。一班和三班的战友在排长的带领下冲过小桥,在树林里又打死了几名越军。傍晚时分,战斗结束。我排无一伤亡。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我们一共找到了24具越军的尸体,一班从树林里扛回了两门迫击炮和四十几枚炮弹。


3月6日上午,我从指导员那里听说了新华社播放撤军声明的事,看来我们要回家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开始回撤。


我排的最后一??我排在营的编成内,担任右翼警戒。临近中午,我们在山路上突然遭到袭击,全排迅速展开搜索。混乱中,我听见有人喊到“左前方,100米,敌人!”寻声望去,发现几名越军正向树林深处逃窜。全排迅速组织火力追击,打倒了五个,余敌很快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凯旋回国后,连里开始“论功行赏”。我们班报了两个,乔俊、吴岗。战友们推举我,可我不敢,面对死在南疆的战友,活着的人,没资格躺在烈士鲜血染红的功劳簿上。其它连、排也有“推功”的现象,大家似乎不约而同,活着的让死了的,健全的让伤残的。先前我们几个曾商量给何国庆烈士报个三等功,可最后还是放下了。连里光荣了二十几个,该默默无闻的就让他们默默无闻吧,有辛酸,有无奈,可部队也有制度。


一切还算顺利。乔俊被追认为一等功臣,吴岗荣立二等功。


日子渐渐恢复了平静,到了离别的日子,大多数战友选择了转业,他们脱下军装,回到家乡,继续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几年以后的夏天,我被提升为排长。日子依旧平静,再也没有什么大的风浪。每年送走老兵,迎来新兵。新兵一到,先进连史馆,每次我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见那些战死沙场的弟兄们了。


1993年,服役已16年的我脱下军装,转业到了家乡的公安系统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第一个妻子也离开了我。我妈说我煞气太重,杀戮太多。她常常到市场上买一些青蛙什么的小动物放生,说是能替我赎罪。但我还是比较欣赏美国人的一句信条“为国杀戮,上帝也会宽恕你的”。


我们那一批军人,脱胎于和平,成就于战争。但我相信和平之神终究会帮助人类抛弃所有的军人,毕竟“和平”才是军人胸前一枚最大的军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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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历险记


就这么10公里的距离就走了一天,要到达指定位置,我们都清楚是绝不可能按时到达了。


眼看着我们无法完成任务,却突然来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机会。


(作者胡亮金)


战前步兵改行做侦察兵


那年12月,我奉命被抽调到边境参加战斗,临战补训结束后,我接到通知,被分配到师侦察连去当侦察兵。


这个分配决定让我大吃一惊,我压根儿没想到我会分配到侦察连!


我个子偏矮,又没功夫,也从来没有受过侦察训练,眼看就要打仗,现在却让我去从事一个完全陌生的兵种,上级是否把名单搞错了?


我专门去给领导提醒,一个参谋却说:没错,人家侦察连就是看了你的档案专门要你的。我说,为什么会看上我?那个参谋说,他们看你有高中学历,又是党员,还是“特等射手”,他们正需要一个狙击手,还有就是你的各项军事科目的成绩也很好,可就不知道你的个子,一下就要了。“要了你就去吧。”参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我只好服从命令,从一个纯粹的步兵变成了一个侦察兵,对此我缺乏信心。让我这个老步兵临战改行当侦察兵,这就如同一个使惯了快刀的古代武将,在临敌的阵前突然换给他一把铁锤上阵一样别扭。


来到师侦察连,我发现侦察兵并非都是大个子,针对不同的侦察任务,需要不同个体特征的侦察兵,与我身高差不多的战士也有一些,但总体来说,侦察部队里,大个子偏多,我只齐他们肩高。侦察连里,人人都有绝技,有的善攀爬,两三层的楼房,三蹿两跳就翻上了房顶;有的会口技,学各种动物的鸣叫惟妙惟肖;有人善擒拿,七八个人也无法近他的身;至于那些劈砖开石的小把戏,就不算什么套路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高招。我刚到侦察连,一下子被他们各种高超技艺给震撼住了。我的强项是射击,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活动目标的射击考核我都一鸣惊人,技压群雄。老侦察兵们对我刮目相看,竖起了大拇指:“神枪手!老兄,以后我们抓捕俘虏,就让你当我们的火力组。”由于我的特长和综合实力,加上是党员,临战前,连里任我为战斗小组组长。分给我的是两个身高马大的广西兵和山东兵。我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都高过我一个头,别人都形象地称我们为——“凹组”。


路遇


2月16日下午,侦察大队的指战员们,全部穿上了越军的服装,装扮成敌兵,执行为大部队开辟通路和穿插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艰巨任务。


我们这个侦察大队,是由师侦察连和所属各个团的侦察排组成的,加上一些配属分队和兵种,一共有二百多人,队里有三个语言翻译。当时的任务要求我们插入敌后,从地图上看这段直线距离只有十多公里,可实际走起来就有三四十公里。总攻时间是17日凌晨4点30分左右,要求我们17日下午要到达指定位置。


从表面上看,任务够艰巨的,但我们当时却没想到这个要求在实际行动中意味着什么!


到了边境,我们的心情开始有点紧张,因为只有从电影上看过打仗,现在居然要亲自上战场了。出发时,我们每个人只带九包(每包约一斤)压缩干粮和半斤大米。还有一块像火柴盒大小的燃火用燃料。在等候作战命令时就用这块燃料来做饭。有的同志由于使用不当连饭都煮不熟,又不敢用木材来烧,因为烟火太大容易暴露目标,他们只好吃干粮了。


太阳终于落山了,天也渐渐暗了下来,出发的时间也快到了,我们的心情也越发紧张。


8点钟,电台开通了,命令也下来了,我们开始行动。


我们走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那山路又窄又滑,看样子多年没人行走了,不断有人掉下山去,也不知他们如何再爬上来。因为要防敌人埋设的竹签,我们穿??后,防刺功能提高了,但比较滑,加大了行走的困难。走了两公里多后,才走到一条较大的路。这时,天完全黑了,时间已快接近9点。


路上突然发现一个敌军士兵迎面走来,他背着背包,拖拉着枪,独自一人不知去哪里里。翻译上前与他对话,咕噜着说了一阵,我们都听不懂,好象是说我们是什么部队,要去哪里里,问他怎么走。他指了指方向,侦察大队便继续向前。


这个敌兵与我们相对而行,200人的侦察大队排成一路纵队走起来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我们一声不吭地让他过去,可这家伙越走越生疑,不断地回头打量着我们。


他可疑的样子被连长察觉了,我偷偷地捅了一下排长,意思是要注意他,如有什么不对劲,就要解决他。排长走出队伍,从后面悄悄地跟上他。这位越南兵看见排长从后面追他而来,一时也慌了,就撒开步子跑了起来,显然,他觉察出这支队伍的危险了。排长见他跑,急赶几步,一个锁喉,抱住了他,谁知这小子比较瘦小,竟然不能扣紧他的脖子,那个敌军竟然尖声大叫起来。这还了得?要是周围有敌军,侦察大队不是一出门就要遭秧?


听见后面敌人惊恐又惨声的喊叫,大家都紧张起来,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向那边看。连长也从前面赶回来,问道:“怎么回事?”排长一边扣着这个越南兵,一边拿出一张毛巾,捂住了他的嘴。这个敌兵就这样做了我们的俘虏。


我们继续向目标行进。翻过了几座山,子夜时分,爬上一座山顶,大家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吃了干粮和水,检查了装备后,就地休息。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在密林中艰难前进。前面的战士挥着砍刀开路,侦察大队进展很迟缓。


行进间,北方传来闷雷一般地震响,夜晚的天空通红一片。看看表,已是凌晨4点30分左右,我方攻击的炮火打响了。各种炮弹在夜空划过,弹道划着抛物线伸向敌军的各个目标,然后落地爆炸,爆出一朵朵或红或蓝或红蓝相间的火光,大炮越打越密集,轰击的目标由原来的一两个点汇成了银河一般的带状爆点,构成一幅壮丽无比的战争画卷。


随着炮火的延伸,炮弹由身后打到了身边,也打到了我们附近,而且越来越密,侦察大队赶忙呼叫后方指挥部。电台沟通后,侦察队报告了自己的位置,说周围落了不少炮弹,让炮兵不要打了自己人。我们暂停前进,就地隐蔽。


约20分钟后,落在我们附近的我方的炮弹才停止。


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从山顶下来对照地图一看,我们走错路了。我们这里的目标应该能看见一条大路。


天亮后下山,终于看见了一条路,但走了一段,发现又错了。快到中午,走到一个半山坡,看见前面有村庄,村庄旁边有条小河,这与地图上的标示相符,但却找不到图上那条大路。


要走到的那个村庄,前面有一个悬崖,寻找下山的道路时,我们发现一处象是砍倒的树木从山上翻滚下山时留下的泥坡,可通向村庄。


正要往下滑,突然不知从哪里里打来一阵密集的射击。只隔一分钟左右,又是一阵射击。对手相当有经验,并不连续射击暴露其位置,一共只是两次短促又密集的射击,然后就停了,再没放一枪,可那两次射击当场打倒了十几个侦察兵。


我们班里有一个人牺牲,一个受伤。我听见枪声就趴在地上,从对面射来的子弹劈里啪拉地打在树枝上。我看见子弹的弹道很平,从头顶穿过,打断了许多树枝。


有老兵分析,朝这里射击的敌人应该就在对面的山上。可侦察兵们却不知从哪里里打来的枪,也不敢还击,怕暴露自己的位置。


这次作战,那张地图给我们带了不小的麻烦,从我们按图行走的情况看,实际地形路线与地图比较有了较大的不同,这张地图显然太老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条大路就在我们旁边,我们只要再走几十米就可看见大路了,当我们遭到敌人的射击出现伤亡时,突然听到坦克的轰鸣,顺着马达声一看,发现是我们的一队坦克正在这条路上通过,也就看见了那条大路了。


为了完成穿插任务,我们只好把牺牲的战士都放在原地,待回来再收,这也是我们侦察部队的特情之一。一旦牺牲或重伤,基本无法带走,只能就地处理或自行求生。战争就是如此残酷,尤其是侦察兵的命运,并不像电影上表现得尽是传奇和潇洒。


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友倒在身边,短短的一天时间,心理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敌人也就已没有任何的怜悯,心里积满了仇恨和复仇的冲动。


我们下到公路,队伍继续前进。牺牲战友的悲痛及初上战场的挫折让大家像被打了一闷棍,一个个默默地想着心事,机械地跟着前面的人走着。


没人再说话,只听见脚踩在沙石上的沙沙声。


机动


侦察大队这次的任务,除了先行开路以外,还有穿插任务。


就这么10公里距离就走了一天,要到达指定位置,我们都清楚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就算不遇上任何情况,无论怎么走,也无法按时到达。


眼看着我们无法完成任务,却突然来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机会。


17日傍晚,我们抬着伤员正从一座大山翻过,突然山脚下的公路上出现我军的一队坦克,对着我们来了一顿猛烈的炮击和射击,坦克炮弹和机枪子弹,加上他们炮塔上的高射机枪一齐向我们扫来,打在我们身边的石壁上,显得那样的凶猛异常,那种火花乱迸、碎石齐飞的震撼,真让人心惊胆颤!我们终于体验了一次被装甲部队袭击的可怕经历。


我们一时还回不过神来,心理上还没有完全融入敌军角色。为何“自己”的坦克打“自己”人?还打得这么凶?完全忘了我们200来人都穿着敌军服装,看见这么一队“敌军”冲着我军坦克而来,不打你打谁呀?一想到这儿,才回过神来,连忙发信号,告知他们,我们是自己人。


我们用无线电无法与自己的坦克沟通,就先用信号弹与他们联系,打了几发信号弹,他们暂停了射击。然后我们派几个人前去联系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是一支打穿插的坦克部队,与我们在半路上碰在一起了。


这样正好,我们可搭乘他们的坦克,他们有了侦察兵在外面警戒,心里也踏实了许多。双方一拍即合,走得精疲力竭的侦察兵们纷纷爬上坦克坐好,乘坐坦克驶向预定的位置。这支坦克部队竟带有民工,我们侦察大队的伤员就交给了他们,然后搭乘坦克继续前进。


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观察着周围,生怕有敌军的反坦克分队阻击。其实坦克上放些步兵用来保护坦克,基本是没用的,装甲车辆行走在山区险峻的公路上,不断地上下坡加拐弯,一会儿风驰电掣,一会儿又激烈摇晃,趴在上面的人能坐稳了不被甩下车就不错了,哪里还能发现什么?况且机动过程中,在这样的丛林之间,也根本无法发现路边稍加伪装的狙击手,只有敌人发动了袭击,暴露目标后,跟随坦克的步兵分队再结合坦克的强大火力才有一定的优势。


走了一个多小时,除了看见路边的几具敌人尸体外,一个活的敌人也没看见。正在放松警惕之际,一个转弯处,在离公路四五米高的一块大岩石下面,突然掉下一块脸盆大小的石块来。然后在这个石壁上现出了一个射孔,从里面射出了一阵枪弹,子弹是向着我们这些趴在坦克身上的侦察兵们来的,因为他们好像也只有几支轻武器,没有反坦克武器。


坦克兵大喊:“快跳车!快跳车,你们都下去。”


我们以为是提醒我们,其实是他们嫌我们还在坦克上碍事。这枪一响,坦克也停了下来,坐在坦克上面的侦察兵们早已连滚带爬地跳下车,就地隐蔽起来。


敌人很傻,看见坦克停下来了,炮塔在转动着寻找目标也没停止射击,一辆坦克终于发现了目标,它先轰轰地后退了几步,然后把炮塔歪过来,对准敌人暗堡“轰”地就是一炮,坦克好像整个身子也跳了起来,难怪打我们的时候会让人感到那么厉害!


这辆坦克的第一炮就打在射孔旁边的石壁上,打得石片乱飞,现出一大块的白斑。射击的敌人停止了开火,可紧接着,这辆坦克稍一修正又开了一炮,这一炮可打得太准了,炮弹从射孔里穿了进去,然后从暗堡里发出一声闷响,很快从射孔里就冒出了一股浓烟。


凭一般的知识加上我们受过坦克袭击的切身体会,我们知道,这洞里的敌人有多少也完了。别说被弹片直接击中,就是震也得都给震死了。


打进暗堡的坦克炮弹爆响后,许久没听见动静。我们仍趴在地上,百倍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只要发现风吹草动,就来一次猛烈射击。因为受了这个阻击,坦克显然也谨慎多了。他们的挥指员从坦克上跳下来,找到我们侦察队的领导商量着,让我们对这一带的山上进行搜索,看有没有其它的敌人?于是,我们侦察兵沿着公路两侧,进行了搜索,结果没有发现其它敌人。


乘着搜索敌人的机会,我和几个战士爬上了那个被坦克炸毁的山洞,对这个洞进行仔细搜查。这个洞子有十几米深,洞内还有一些弹药,开口就是朝着公路的那个射孔,射孔下面是一个四五米高的直壁,人无法上来。如果阻挡步兵的话,这是个会造成重大伤亡的好工事,可敌军用错了时机,提前暴露了,可惜了这么好的工事。


不管怎么说,对于这支坦克兵的身手,我们还是相当佩服,两炮就干掉了敌人一个暗堡。我原来对坦克的威力有看法,看它们的笨拙劲,加上路上被击毁的那些歪歪扭扭的坦克,一直不认为它们有多厉害,只是山头上让它们打过一次,加上这次小小的与敌人的交锋,才知道这大家伙不碰不知道,一碰跑不掉。


一路上,我们与坦克兵互相配合,相互支持,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个敌军步兵用冲锋枪打了我们几下,竟再未遇到阻击。18日下午,到达了这支穿插的坦克部队的目的地。我们与他们分了手,向目标继续前进,这里离我们预定位置已经近多了。



本文内容于 2011/3/8 13:55:52 被一笔挥天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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