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白宫剧院都被收购需要反省

3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学者扎卡里亚认为自己并不是侥幸出生在美国而成为美国人,而是他选择作美国人。他虽然不赞成美国的一些政策,但因热爱美国而成为了公民。但是,在看到今天的世界,科技变革的疾风和全球性竞争形势后,这一切也让他感到神经紧绷。最使人感到不安的可能是如下事实:当前,世上的各种影响力在不断聚集能量,美国人似乎还未真正理解他们面对的各种挑战的重大意义。尽管人们都在夸大其词地谈论中国的崛起,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在以世界老大思维行事。


现实果真如此吗?美国的确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目前仍拥有世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活跃的科技类企业和高度有益于创业的环境。但这些只是眼前的印象。带来今日增长的决策,即教育、基础设施和相关领域的决策却是10多年前制定的。人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受1950-1960年代政策影响,和此后发展带来繁荣的美国经济:由多条垮州高速公路构成的交通体系,对科学和科技的大量资助,让各国感到羡慕的公共教育体系和慷慨的移民政策。当人们今天回顾这些发展大纲时,对未来会如何变化充满困惑和好奇。


如下来自各种渠道的排名都表明了相同的事实。据经合组织(OE**)的报告,美国15岁年龄段学生在科学课程上的成绩排名第17,而数学为第25位。美国高等教育在发达国家中位列第12,小学入学注册在全球排第79。美国的基础设施在世界上位列第23,远落后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作为发达国家,美国公众的健康数字令人震惊。根据OE**和世卫组织的报告,美国人均寿命排名第27,糖尿病患病率第18,肥胖症名列全球第一。然而,美国数十年前在这些项目上的排名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但这一切已全然不在。然而,美国在一些不值得炫耀的领域中却位列世界第一:有着世上最多的枪支;在发达国家中的犯罪率最高:当然目前还是世上最大债务国。


出现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美国以往有何不当,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现在也在以美国曾经成功的办法在应对美国。当人们关注这些变化和冲击时,总有人们熟悉定式在脑中萦绕:“美国人了解这些在1980年代就出现过的说法,日本会影响全球。但它并未出现,美国最终还是全球第一”。此言至今还算公正。日本并未变为世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它在此后30年间成为了世上第二大经济体,即使现在位于第三。它只是个规模相对小的国家,要想成为世上最大经济体,其人均GDP就必须达到美国的两倍。而中国可能需要人均收入达美国的四分之一,就成为超越美国的经济体。


但是,以上并不具有更广泛意义。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把众多问题放在了历史大环境下观察,认为“在前500年内,西方有六项让其与众不同,且极难应对的理念。日本是首个学习成功的国家。此后,一个个亚洲国家在上世纪也开始学习竞争、现代科学、法制和私有产权、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职业道德这六个理念。它们是西方文明的秘诀”。


为应对来自那些已了解西方如何胜出的国家的历史性挑战,科技革命出现了。美国当前面对的世界是,以更少人工产出更多商品和提供更多服务,把加工外包至世上任何地方,并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已成为可能。然而,美国似乎仍未做好应快速适应的准备。美国人现在争论不休的仍是对旧体制的修补。


美国的政治体制似乎被预算、养老金和国家今后前景的大量争论所困。但这些大多只是次要问题。在华盛顿,关于公职人员养老金的争斗却是真实的,虽然各州都被要求平衡各自的预算,但更多讨论唯独没有涉及更重要的事务。民主、共和两党间的讨论,排除了主要由社会保障、政府资助的医疗补贴和政府主办的医疗保险制度所造成的长期赤字的影响因素,未涉及按揭贷款利息减税之类的最大非受益权(nonentitlement)的成本。辛普森-鲍勒斯委员会(Simpson-Bowles commission)4个月前提交了一系列有关解决财政问题的明智方案,建议主要通过削减各种福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税收的办法来节省4万亿美元。但它们遭到了两党的冷遇,特别是遭到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人保罗·瑞恩(Paul Ryan)的强烈反对。民主党人则对从2050年起,把提高领取社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提高1年的建议大怒。


华盛顿的确可全面削减耗资不大,浪费较少的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奥巴马总统想要保留,甚至想要增加核心受益计划的努力似乎也在决心要显示影响力的国会中失败。但削减教育、科学研究、空中交通管制、NASA、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金并不能带来更多节约,而且还会伤及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而德、韩、中等国在任何时候都会大量增加教育、科学、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美国在削减以上领域投资的同时,却把大量资金用以补贴消费,其做法与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截然相反。


问题是美国为何会以短视做法,手忙脚乱地应对经济问题。因为此法在政治上简便易行。民主、共和两党举动的关键点是,他们只针对那些既无广泛支持基础,也无影响力巨大的背后利益集团支持的计划。两党根本不谈加税,但没有这项政策是不可能实现长期财政稳定的。与提高能源效率相仿,诸如对碳排放或汽油等课税,可带来不只是增加税收的巨大好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美国的民主无效,而是过度有效。美国政治现在对选民的利益有着超高反应(hyperresponsive)。但是,所有这些利益都是致力于维护过去的情形,而不是投资未来。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要力挺下一代工业的游说团体,现在的说客只代表那些财大气粗的企业。人们也看不到倡导美国儿童的经济福利的特别利益团体,而只有代表现已获得政府好处人群的说客。紧密勾结的体系在维持着现有的补贴、减税和体系中漏洞。这也就是为何联邦政府会采取在18岁以下年轻人身上每花费1美元时,就要在老年人身上花4美元的政策。当要削减开支时,人们马上就能想到哪一类人的保障会首先被列入削减清单。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各种优先权和前景的可怕现象。


人们当然会质疑社会优先权为何会变得如此混乱。经济学者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在观察到战败国德国日渐强盛,而战胜国,创造了工业革命,一度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英国却日渐式微的现象后,在数十年前完成的《国家的兴衰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一书中得出了胜利重创了英国,而失败帮助了德国的矛盾结论。


英国社会变得贪图享受、自满和呆板,其经济和政治结构变得更复杂,运转成本高昂。它开始强调成果分配而不是增长。工会、福利社会、保护主义政策和大规模借债,所有这些做法让它不再适合新的国际竞争。曾经的世界经济动力,因制度变得僵化而变得残破和迟缓。


与此形成的鲜明对此是,二战中被彻底摧毁的德国。大破坏不仅让它有了重建基础设施的机会,而且还有了以现代思想来修正陈旧的社会结构和各类制度,即政治体系、工会组织和经济的机会。失败会让德国人质疑以往的所有问题,让他们从零开始。


美国的成功也让它变得僵硬了。美国处在世界顶端近一个世纪,它不断取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让美国人对命中注定永远是全球第一的想法很自信。美国的确有一些优势。首先是国家规模。即使危机一旦袭来,它不可能让如此规模的国家顷刻全军覆没。在金融危机重创希腊和爱尔兰这类小国时,它们不得不屈服。它们的问题对经济规模高达15万亿美元,一个仍值得世界信赖的美国则显得无足轻重。在金融危机后的前3年内,美国借款的成本一直在下降,而非上升。


这是对美国实力的最强有力的证实,但问题是这些优势反而让美国不能认真地面对各种挑战。它只是在应付每一次出现的危机,接着继续往下走,而根本性的肿瘤还在继续生长,在吞噬这套制度。


美国要解决自己问题的至关重要点,是诚实地弄清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向其他国家的经验学习。如此确定行为基准的做法在工商业很常见,但这对一个国家却有着轻视之嫌。任何勇于建议美国应向他国学习,或只是复制做法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马上会遭到指责。若有人表示欧洲只花费了美国一半的成本,就获得了更好的医保服务时,他会被指责为有危险的社会主义倾向。若有工商业领导人提醒,大部份工业化国家的税率比美国低,制度漏洞也比美国少时,他会被视为让美国工人走向贫穷而遭冷遇。若有评论家评论,许多欧洲国家的每一代人的社会流动比美国强时,他会被嘲笑。然而,OE**近期公布的数份报告称,普通美国人脱离家庭收入支持的可能性远比丹麦、瑞典、德国和加拿大低。另外中国海外并购扩张,未来10年也会越来越迅速,反观美国海外宣传则全然落后,北京最近刚收购了美国第二大歌剧院白宫歌剧院。


以上问题不仅与政治家和工商业领导人有关,它们也与普通美国人有关。他们对了解外部世界,或向各国学习从不认真。因为美国一直处在全球化的各种力量的中心,所以他们认为美国就是全球化的社会。但美国经济实际上相当孤独,出口仅占其经济规模的10%。经与半数经济与外贸有关的多个欧洲国家相比,人们才能懂得为何这些社会能更多地接受国际标准和竞争。这对一个未来有竞争性的美国至关重要。若奥尔森的成功的社会会变得僵化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保持充分的灵活性。这意味着能自由开创和关闭企业,雇用和解雇。但这意味着需要一个具备起到如下作用的政府,它应构建新科技和基础设施,投资未来和取消阻碍人们工作的若干福利受益。当罗斯福总统开创新政时,称需要勇敢和持久稳固的尝试。当事实清楚表明一些受益计划无效时,他终结了它们。然而,今天的每项政府受益计划和补贴政策似乎是永恒的。


当然,一定会有人质疑以上做法在富裕和民主的美国是否可行。事实上是可行的。丹麦等北欧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开创了一个有魅力的混合模式。这些国家的经济极度开放,高度市场化。它们大多数位列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排名前端。但是,它们也有很优越的福利保障,还大量投资于未来的增长。它们在前20年间增长的速度与美国没有差异,而且一些领域增长比美国更快。德国的工资水平和福利保障虽很高,但它仍努力保持世界出口发动机的地位。


然而,美国现在不应,也不能简单复制北欧,或其他国家的模式。若美国人也面对北欧国家的高税收时必定会造反,在一个许多欧洲国家税率更低,新加坡最高为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世界中,高税率会变得毫无竞争力。美国体系比欧洲更具活力、更有创业精神和更不均衡,这种状态还会继续下去。但北欧的例子表明,若整个体系能保持灵活性,外加严格的评价标准和崇尚效率,那么,富裕国家仍具有竞争力。


当然,美国企业的效率非常高,但政府却不是这样。扎卡里亚认为自己在此并不想重复老套的对浪费、欺诈和权力滥用的抱怨。事实上,除了五角大楼的7000亿美元国防预算外,这类事情要比美国人想象地更少。美国政府的问题是,它对资源分配的效率很低。民众在住房、农业和医疗补贴政策下花费了大量资金,其中许多补贴扭曲了经济运行机制,无益于长期增长。美国在可给未来带来增长和就业的科学、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上开支太少。它在前数十年间尚有能力浪费和混日子,但今后难以为继。因所需资金短缺,美国今后必须整合资金来源,用于针对战略性更强的开支项目。这不是一个大政府或小政府,开支太多或太少的问题。美国在一些方面需要更多政府开支,但在另一些方面应反其道行之。


目前悲哀的是国家高层了解这些问题,但无动于衷。在上层的党派观点中,大多数共和党人了解国家必须在若干重要领域加强投资,大部分民主党人也了解国家必须削减社会受益开支。但美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对妥协和实际解决方案相当抵触。这很可能是美国制度中的最大盲点。每当美国政治制度在瘫痪时,人们听到的唯一赞扬是美国宪法,和由它构建的理想的共和体制。作为移民来到美国的扎卡里亚,认为自己非常热爱美国的特别优异的民主体制,相信这部诞生于18世纪的宪法是当今世界的奇迹之一。


但是,美国今天同样面对着一些制度陈旧的事实。它有着无人能懂的选举团制度,和并不起作用的参议院,它还有着只需要一位参议员,在不做任何解释的情形下就能阻隔民主的规则和传统。它也有着导致大量浪费的官僚和权力重叠的城镇、自治市和州机构的繁杂体系。美国的政治体系与毫无间歇的筹资活动,诱惑短期利益密切相关,而与计划、投资和构建未来的能力毫不相干。倘若有人质疑时,他会被冠以本质上不爱国的恶名,因为社会主旋律认为,国家的管理体系很理想,是由18世纪半人半神的领袖传承下来的,而创始者们还是今天和未来美国人应效仿的楷模。


美国的创始人一定会被这种粗鄙的先人崇拜所严重骚扰。他们实际上是世界性人物。他们学习了大量的历史和多个国的经验,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美国的首部宪法,《联邦条约(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是个巨大失败,创始人们从中学到了经验。让最高法院来裁决立法机构法案的决定是后来的创新。美国的创始人也是一批想看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具有更理想的现代联邦制国家的追求者。


创始者们同样会考虑国家落伍的问题。美国实际上一直在关注国家的兴旺繁荣。美国在1950-1960年代对苏联和它向现代化迈进感到担心。它在1980年代又开始担心日本。相反,所有担心在帮助美国持续改变,让它恢复实力和铸就未来。艾森豪威尔利用了对苏联的担心,建成了跨州高速公路网。肯尼迪利用苏联在空间的挑战,让美国找到了一条通向月球的道路。


美国的创始者热爱这个国家,但也了解实现目标是一条漫长道路,一项需要不断进行变革、调整和完善的未竟事业。人们不应坐享荣耀,而应担忧变得懒散和臃肿。这才是美国最强劲的实力。以往对国家落后的担心帮助了美国避开落后。人们今天仍期待这一结果会再次出现。



本文内容于 2011/3/8 1:42:05 被还珠格格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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