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领谈广州沦陷:日军未至 就各自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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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38年10月12日拂晓,日军在我南海的大亚湾、澳头附近登陆,21日,日军侵占广州市区,期间我军先后于淡水、惠阳、福田、正果等地与敌有过战斗,但抵不住敌人的进攻,以溃败而告终。现将广州失陷的经过的回忆记述于后。 敌我态势 1938年4月初,余汉谋接到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情报,说日军现在台湾集结陆军四个师团,海军舰艇约八九十艘,合计兵力约8万多人,即将大举向广东进犯。当时广东方面曾引起一度的紧张,第四路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已准备必要时迁到翁源,并在翁源构筑防空地下室备用。军事部署方面,余汉谋遵照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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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12日拂晓,日军在我南海的大亚湾、澳头附近登陆,21日,日军侵占广州市区,期间我军先后于淡水、惠阳、福田、正果等地与敌有过战斗,但抵不住敌人的进攻,以溃败而告终。现将广州失陷的经过的回忆记述于后。


敌我态势


1938年4月初,余汉谋接到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情报,说日军现在台湾集结陆军四个师团,海军舰艇约八九十艘,合计兵力约8万多人,即将大举向广东进犯。当时广东方面曾引起一度的紧张,第四路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已准备必要时迁到翁源,并在翁源构筑防空地下室备用。军事部署方面,余汉谋遵照蒋介石的作战战略,组织参谋侦察地形,决定阵地,在广州近郊沿珠江口东岸自番禺至东莞、宝安,沿大亚湾海岸至淡水、惠阳、增城、从化各地布防,部署军队:以莫希德的一五一师师部和直属队驻惠阳;温淑海旅分驻龙岗、深圳;何联芳旅分驻澳头、淡水、惠阳;以张瑞贵的一五三师师部和直属队驻公平(宝安县属);陈耀枢旅分驻宝安、乌石岩、西乡;钟芳峻旅分驻沙井、新桥、楼村;以曾友仁的一五八师分驻新塘、乌涌附近;以王德全的一五六师驻增城;李振的一八六师驻从化;梁世骥的一五四师(缺一团)驻花县;张简荪的独立第九旅驻中山;陈勉吾的独立第二十旅驻佛山;陈崇范的炮兵指挥部(不足二个团)、余伯泉的战车营和一些直属部队驻广州近郊。这一军事部署,除王德全的一五六师于9月间奉调鄂南,增城由李振的一八六师接防之外,其他基本上没有改变。此外,第四路军还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向香港采购大量钢铁、水泥,在各阵地构筑防御工事,广东省政府也发行了300万元国防公债,广东省动员委员会还发动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各回本乡半月去宣传和组织群众,俨然是准备抗战的样子。但事隔不久,军委会又来一次情报,说日军已经改变战略,将四个师团改调长江地区作战,准备先打下我们的心脏——武汉。这样一来,广东军、政当局就开始松懈下去。


论理,广州是华南国防前线重镇,也是抗战初期的国际交通要点,敌人暂时不来侵犯广州,不等于说敌人已经忘记广州了。经过上述一度紧张,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提出保卫大广州的口号,但蒋介石却完全不考虑及时加强广东方面的兵力,相反地,到9月还把王德全师调去。那时第四路军经蒋一再抽调部队到省外作战后,实际上控制的部队仅得6万人左右,分配在长达300公里的战线上面,要面对强大敌人海、陆、空军的联合进攻,是不容易抵挡的。


在广州沦陷前,蒋介石对敌人可能进攻的战略方针一直作出极其错误的判断,对当时英国力量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以为日军虽企图向华南进犯,但对英国有所顾忌,可能不敢过分威胁香港。他因此判断敌人如果向广东侵犯,其目的只不过在切断我广九线深圳至石龙一段的陆上交通和宝安至太平这一段的海上交通,敌人的主力必然使用在虎门要塞地带进攻,而在大亚湾附近只是一种佯攻,以牵制我兵力而已。在敌人兵力方面,蒋亦以为敌方只有海军、空军和陆战队,兵力不会很大。根据这样的判断,蒋介石早就以确保广九线为他的作战的主旨,一再指示余汉谋切实执行,不许擅自变动。


1938年10月4日,余汉谋接到军委会的情报说:日军在台湾集结陆军两个师团,海军舰艇约30艘,空军各种飞机约七八十架,即将向广东进犯。那时候的广东军、政人员思想上还是疑信参半,甚至有些人还存有“以夷制夷”的幻想,以为日本不敢过分刺激英国,暂时还不会侵略华南。余汉谋身负保卫华南国防的重责,不顾国家利害,群众生命财产,若无其事地不作任何军事上的加强戒备,各级指挥官也毫无敌情观念,任由所属各级官佐离开防地往广州、香港等地游耍。直至10月10日晚上,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发现了敌海军舰艇云集在大亚湾海面,才仓皇失措地打电话到广州和香港请各电影院放映字幕,通知所属军官赶快回防。据说该师驻深圳的温淑海旅长当晚正在香港玩弄英京酒家的某女招待乐而忘返,其荒唐腐化可见一斑。


敌人这回真的来了。10月4日军委会来的情报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指挥下,向我南海出动的日军兵力大约4万余人,其先头舰艇于10月10日黄昏时进抵我大亚湾附近海面,11日晚上,敌方全部陆、海、空军都集中到这个海面,并完成强行登陆的各种准备。


阻击失败


10月12日拂晓,麇集在大亚湾海面的敌人,开始以海空军掩护陆军,向澳头附近实行强行登陆。一面使用飞机约60架,由航空母舰起飞,分批轮番向我澳头附近阵地守军扫射轰炸,并深入淡水、龙岗、惠阳等处扰乱;一面使用海军各舰艇大炮200多门,集中向我澳头附近阵地守军射击。我军平日既乏对空作战之训练,阵地工事又无韧强之防御设施,故一经轰炸,守军罗懋勋团的一个营便被击溃,自营长严植以下大部分官兵均已阵亡,敌乃未经抵抗,分乘橡皮艇300只,在澳头附近安然登陆。至上午8时,敌陆军已有一个旅团侵占了我楼下、澳头、沙鱼涌之线,并即向我淡水进犯,另一小部渗入龙岗警戒;其他步兵、骑兵、炮兵、工兵、机踏车队、战车队等亦陆续登陆,至下午4时敌已完成了全部登陆任务。同时淡水守军罗懋勋团的两个营,经不起敌之优势炮、空火力之压迫,仅作了两小时的抵抗,即行溃败。淡水遂告失陷。

日军侵占澳头、淡水后,当晚除以一小部分向我樟木头警戒外,其步兵主力则从山僻小路向惠阳挺进。次日,敌步兵、机踏车队、战车队、骑兵队、炮兵队等,借约三四百架次飞机之掩护,沿惠、淡公路前进。下午3时,敌先头部队到达惠阳近郊。我飞鹅岭一带的守军何联芳旅韩鹏如团稍与敌人接触,亦被敌飞机轰炸所吓倒,纷纷向后溃退,于是惠阳也就失陷了。这个消息传到广州、香港后,人民非常愤恨。


这时敌人的企图已经明了,战场上血淋淋的现实,充分证明蒋介石对于敌情的判断完全错误:第一,来犯的日军不仅有海、空军和陆战队,而且有陆军两个师团,敌人是倾全部兵力在澳头附近登陆的;第二,敌军并非把主攻放在虎门要塞地带,它的目的亦不仅在切断我深圳至石龙的国际交通路线,而且是登陆后沿惠淡、惠博两公路挺进,以主力绕出龙门、从化、花县对广州作大包围,同时以一部出增城沿广增公路向广州长驱直进。正由于蒋介石对敌情判断错误,相应而来的战略部署也就跟着错误了。那时蒋介石指导余汉谋所作的军事部署,从澳头、淡水、惠阳至博罗这样纵深的战线,实际上只控制着三个步兵团的兵力,而在增城也只控制着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在蒋、余心目中,以为这样有利于节节抵抗,实际上适得其反,正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


当10月11日晚上,大亚湾海面发现敌海军舰艇数十艘集结时,莫希德就判断敌人必在澳头附近强行登陆,当即用电话请余汉谋准将何联芳旅全部调往澳头附近,以加强第一线兵力;将温淑海旅全部调往淡水,以加强第二线兵力;另请调得力部队防守惠阳。余汉谋即据此转报远在武汉的蒋介石核示,但蒋都未批准,着余仍照原来部署进行防御,只指示可将张瑞贵师钟芳峻旅相机调往广九线常平附近以为策应。至12日我淡水失陷后,莫希德又请求调温淑海旅向淡水之敌反攻,亦无结果。蒋介石于战局危急时才同意将远处漳州和琼崖的黄涛师和陈章师等部队调回来。但由于战争形势急速逆转,远水难救近火,这些部队事实上都不可能及时赶到增援。本来当敌军占领淡水继续向我腹地进犯之际,驻深圳的温淑海旅和驻宝安的陈耀枢旅还拥有七八千人的兵力,大可以转用到惠阳博罗方面作战或调到增城去加强我军的后备力量,但由于余汉谋优柔寡断,在战争进入紧张阶段时,仍让这两旅呆在敌人的后方毫无动作。


惠阳失陷后,探得敌人并未分兵向我樟木头、横沥、石龙等处进犯,对这些地方只派了一小部分兵力作警戒,而在集结兵力,有向我博罗、增城进犯的模样。此时余才急令钟芳峻旅再由常平出苏村,待机推进增(城)博(罗)公路的福田附近,令李振派叶植楠团亦进至福田附近,共同阻止向我增城进犯之敌。并令陈勉吾旅由青溪向增城推进。10月14日由惠阳溃败至博罗的莫师之何旅,在敌空军飞机袭击下有如惊弓之鸟,渡过东江继向增城溃退,驻博罗的林君绩补充团又因钟冠豪营擅自脱离建制,向河源方面逃跑,因此博罗形成空城,又不得不放弃,而向福田转进。


在这一段时间内,余汉谋于手慌脚乱中任命了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但事实上总指挥部也来不及组织起来,战斗序列也没有确定,甚至连与各部队联系的通信设备也没有。李振球在乱糟糟的局面下,便急急忙忙地带了几个参谋副官往增城朱村去设立指挥所,一面指挥李师之叶植楠团、张师钟旅张孚亨团和莫师林团(缺一营)等在福田附近山地,仓忙选择阵地,构筑临时防御工事,以应付紧迫情况;一面收容整顿莫师溃兵,以备使用。


10月15日下午,敌军约一个联队(即团)在空军掩护下,沿增(城)博(罗)公路向福田进犯。这时敌人以自澳头登陆以来沿途未受坚强抵抗,便不待详细之侦察与严密之部署,即展开攻击。而李、张各部是生力军,战斗准备较为充分,所占领的阵地在地形上也较为有利,故不似莫师之一触即溃,作了半天的坚强抵抗,使敌攻势稍受顿挫。敌以事出意料,乃向博罗后退,从事整顿,以图再兴攻击。李振球亦以部队临时拼凑,伤亡甚大,恐难在福田持久,乃令部队向增城附近后退,图于增江右岸从事整顿设防。


敌人知我在增城附近已有准备,又有增江地障之利,于是改变计划,以有力之一部从响水、龙门、正果、派潭、从化至花县,向广州作大迂回行动,并加紧增城正面之攻击,以抑留我军之兵力。


余汉谋获得这种情报后,乃急令陈勉吾旅向正果推进,以阻止敌之迂回行动,并掩护增城之左翼。陈旅于17日下午渡过增江,先敌到达正果占领阵地。19日对阻击少数侦察部队之情况,夸大为击破敌主力之战绩,并以此向余谎报,窃邀战功。殊不知20日敌展开主力攻击后,不及半日,该旅中央地区被突破,旋即狼狈撤退。


余汉谋在广州得到陈勉吾的伪捷报后,于19日夜与参谋长王俊、参谋处长赵一肩等亲赴增城坑贝村召集前线高级军官开会,除对福田与正果之李师、陈旅等传令嘉奖外,还以为这两次战斗之胜利是我军转败为胜的关键,彻底歼灭敌人的好机会,不自量力地将部队作了转移攻势的新部署:正面固守,左右两翼同时出击,要将敌人聚歼于增博公路罗浮山下,以达保卫广州的目的。

谁料10日20日早,增城正面之敌沿着增博公路直扑增城。在飞机数十架向增江右岸扫射轰炸和陆军炮兵大炮数十门轰击下,李振师、陈崇范的炮兵和蒋介石新由湖南方面调来增援的一个重炮兵团,都被炸得一塌糊涂,连大炮、战车都不能运动。而在左翼掩护作战的梁世骥师还来不及增援,李振师已纷纷向钟落潭方面溃退了。敌军遂安然渡过增江,侵占增城。


敌自突破增城、正果阵地后,即实行追击,以主力进击从化、花县,企图截断广州至韶关之道路。一部则沿广(州)增(城)公路直迫广州,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当时,蒋介石在湖北、湖南方面尚控制有空军各种飞机约200架左右,比敌人在大亚湾海面航空母舰所拥有的飞机多二三倍以上。但当敌军在大亚湾登陆时,蒋却不派空军前去轰炸敌军舰艇,致使敌军顺利登陆。在敌人长驱直入的10天中,蒋不仅没有派空军协同作战,甚至没有派过一架侦察飞机为余汉谋作指挥作战的耳目。


广州弃守


当敌军15日在福田攻势稍受挫折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第四路军政治部便把小胜渲染为大捷,伪造了一大堆战报,广州各报16日便据此大事宣传,把对人民的欺骗说成为安定人心,使人对严重敌情产生麻痹。就在这一天下午,前方情报,说敌人已改变作战计划,以大部队从响水附近绕出龙门、正果、派潭、从化至花县,向广州作大包围。那时第四路军总部才着了慌,赶快下令叫警察局于17日早通知市民疏散,所谓大捷的宣传,由自己来揭穿了。以后不到几天,广州就弃守了。这不仅使当时的广州老百姓莫明其妙,连我作为第四路军的兵站总监也摸不着头脑,自己在撤退时也狼狈万分。以下是个人当时亲历的一些回忆。


10月14日我把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的职务交卸给新任局长李郁坤以后,就专职搞第四路军兵站总监。那时总监部刚着手筹备组织,官员还没有配齐,实际上只有一个空招牌。20日下午我照例到市郊大福岭的第四路军总指挥部打听战况,在那里遇见参谋处长赵一肩。我问他前方情况如何,赵说:“消息不妙,敌军攻势很猛,我们怕支持不住了。”


那时在座的还有副官长黄延桢等。我对他们说:“有什么情况,你们要及时通知我们才好。”我随即把我的住宅电话和军用电话告诉他们以后便走了。晚上我驱车到东山保安街余汉谋的公馆,打算直接向他了解一些前方情况。入门之后,看见前厅衣帽架上挂着很多军帽,我问余的保卫员是否总司令在楼上宴客,他说不是请客,是在开会。我走到三楼的弹子房,进门时余汉谋正在讲话,在座的有香翰屏、王俊、赵一肩、黄延桢、曾友仁、陈章、张建、马炳洪、李江等10多人。


墙上挂着广东省十万分之一地图和当天的敌我态势图。余汉谋说完话,便由参谋处长赵一肩报告几天来的作战经过和我军各部队现在的情形,以及对敌情的判断。跟着便是惯于纸上谈兵的参谋长王俊发言。他夸夸其谈地说了很多话,大意是前方虽然失利,但我军过去只使用了两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不到三个炮兵团的兵力,还有好些后备力量没有用上,因此认为一时失败,不足为虑。


他还提出自己的作战计划,用手在地图上不断指划解释。据说这是一个在增城附近网开一面,诱敌深入至广增之间然后聚而歼之的作战计划。他建议采取如下具体部署:我军以陈勉吾旅死守正果,阻止敌人渡过增江;李振师固守腊圃;莫希德师位于钟落潭附近负责策应;梁世骥师仍在福和附近设防;张简荪旅出太和以东;曾友仁师向大埔推进;张瑞贵师向中新推进;黄涛师出响水截击敌人归路;陈章师为总预备队,位于沙河附近。王俊还说:“这样就可以布成一个袋形,让敌人进入我们的袋里,就会成为一个皮球一样,我踢、你踢、他踢,四面八方都向它踢,结果一定会被我们踢破,达成我们预期的目的,即将敌人歼灭于广增之间。”王俊还跟着把他这一套计划称为“球状战术”,要求余汉谋马上下命令各部队长官切实执行。


这位何应钦派来的参谋长的计划,似乎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又是纸上谈兵,王俊连自己部队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在座大部分将领对他的计划都表示怀疑。有人反问王俊:陈旅、李师、莫师正向增城西北溃退,现在位置不明,怎能要它们固守正果、腊圃、钟落潭等地呢?有人又指出:陈章师先头部队才到广州,大部分尚在恩平、阳江间;黄涛师先头部队才到紫金,大部分还在揭阳附近,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来不及参加广增间的会战。一时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敌人主力正向我派潭、从化、花县推进,在包围广州,我们根本不可能和它在广增间进行决战。有人主张暂时保存一些实力,向粤北转进,然后重新部署兵力,再向广州作反包围。这时又有一个提议,主张在广增公路两侧福和、石桥和石滩以北之线布防,以阻击向广州进犯之敌,并掩护市民撤退。这一个提议经讨论后取得了余汉谋的同意。他当时就用口头命令分配各师、旅、团的任务,要他们马上行动,各向指定的位置出发,准备迎击来犯的敌军。

这是广州弃守前第四路军总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当余汉谋已决定抗击敌军以掩护广州撤退,并进入讨论军事部署和细则问题的时候,我邀集了总部军需处长马炳洪、军医处长张建等三四个人到另外一室商谈有关后方勤务工作问题。当时大家认为事机已迫,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广州失陷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计算增城到广州距离有100多里,如果按计划在广增间作战,起码可支持三天,那就最低限度还有五天时间给我们疏散。因此就决定抓紧时间,将各种军用物资和医院伤病人员撤往粤北韶关附近,并请第四路军兵站分监简作祯尽快尽量准备水陆运输工具。


会议开到11时才散。当晚夜半以后,兵站总监部军需处长黄光和丁国来到小北我的寓所告诉我:外边都传说省政府、市政府和所属各机关已于前几天分向连县、四会疏散,吴铁城主席、曾养甫市长也于昨天“松人”(即上路)。他们认为目前广州市空袭警报频频,交通挤拥,谣言四起,兵站总监部业务未开展,也没有什么物资在手,主张趁早向粤北疏散。我同意他们的意见,着他们立即先率总监部二三十个员兵向翁源疏散。


10月21日天亮时候,兵站总监部参谋长刘绍武来对我说:“刚才接通讯队总机电话通知,敌人已越过增城向广州市挺进。余老总(余汉谋)和各军事机关人员已于天亮前走空了,我们要赶快离开广州。”我觉得这消息十分荒唐,明明昨晚余公馆会议决定了调集各部队到中新福和一线抗拒敌人,照我计算:现在我军还有梁世骥师、曾友仁师、张瑞贵的钟芳峻旅、张简荪旅、余伯泉的战车营和新自琼崖调到的陈章师邓其昌旅,还有张君嵩的两个税警团,加上李江的宪兵九个中队,广州市武装警察4000多人,合计兵力不下3.5万人,在那里最低限度可以支持三五天,敌人绝不可能马上向广州长驱直进,而且总司令部那些人也不会不通知我们一声就先自溜走。当时我猜想余汉谋等可能往东北郊大福岭临时指挥所去了,便试打电话到总部和余公馆,但都无人接话,这才大吃一惊,随叫刘绍武去光孝寺广州警备司令部打听究竟。刘回来说:警备司令部人员已登车待发,该部曾其清参谋长说:余老总和总部参谋人员等确于今早4时离开广州,大约往花县去了。不久,军医处长张建也来电话向我询问情况,据张说他早上曾到总部和余公馆,那里阒无一人,显然是*了。张还告诉我:刚才军医处有一部车子由从化开到,据说沿途还平靖无事,他个人打算9时半就离开广州,沿广从公路向翁源疏散。


我那时和刘绍武商量,都认为非立刻撤退不可,但担心广从公路不安全,决定沿北江走。我们于9时半离开小北寓所,坐车子穿过市中心往泮塘时,看见沿途好几个警察分局的警察都在门前束装待发。在西关还遇广东省会警察局长李郁坤乘着一部小车满载行李出走。那时市面上一片慌乱,市民们多半向西北方面奔跑。我们到达荔枝湾,看到有100多部汽车等待着渡江。


那里的渡船能力有限,每小时只能渡四部车子,计算一下,要第二天中午才轮到我们的车子,于是我们便立刻折往黄沙码头,找到一艘自备的电船,取道花地这条小河向佛山、西南,转入北江经芦苞再向清远前进。当我途经黄沙时,回头看到市面行人已经不多,珠江河面小艇已向西走避一空。远望河南士敏土厂附近、东山天河机场附近、三元里白云机场附近,都冒出了浓黑的火烟,还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大概是在烧毁一些搬不走的军用物资了。在佛山、西南沿途看到无数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的难民,他们沿着广三铁路线向西奔跑,不断受到敌人飞机分批袭击。


死者暴尸,伤者喊救,生者抢路,惨状难言。我们沿途触目伤心,联想到国家养兵为的是卫国保民,现在敌人还没到来,我们这一批人便纷纷各自逃命,撇下老百姓不顾,把广州偷偷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现役军人,大敌当前却怯懦至此,抚躬自问,宁不愧死!


12月22日清晨,我们五六人坐电船到了清远。到县府打听消息,知道余汉谋、香翰屏、王俊、赵一肩、李煦寰等已于前一天到达那里。他们正在收集情报,计划作第二步的行动。于是我和他们见了面。那时广东省会警察局长李郁坤也逃到那里,余汉谋问他的警察和武装在哪里,李一时支吾其词,无法回答,于是李煦寰当场大打官腔骂他不该未奉命令擅离职守。李郁坤急得哭了起来,最后还是余汉谋作了转圜,叫他赶返三水把撤退的警察和武装收容下来。


我问参谋处长赵一肩:“为什么不执行20日晚余公馆会议所决定的作战计划,一下子就把广州放弃?为什么总部在撤退前不通知后勤机关?”我还把广州老百姓撤退的混乱情况告诉他,埋怨他们在广州真空时期,对于维持治安也没有作出安排指示,太对不起广州市人民。赵一肩才把情况告诉我说:“那天晚上老总(指余汉谋)虽然已在会议上决定抵抗,但他后来又感到责任太重,自己不敢担当,在凌晨2时便打长途电话到武汉向蒋介石请示。那知蒋不同意余公馆会议的作战计划,并指示我们马上将广州附近部队转移到粤北重新部署,徐图阻击北犯之敌。余老总得了蒋的指示,便在21日清晨4时,下令将总司令部沿广花公路向清远撤退。由于当时乱成一团,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处理,甚至连你们这些后勤机关也来不及联系通知,这实在是疏忽,应请原谅。”这就是广州弃守的内情。


关于广州弃守前各部队的情况听说是这样:曾友仁师于10月21日早上由新塘乌涌分向广增公路推进时,他的师司令部和谢锡珍旅到达龙眼洞附近,便遭受敌空军的袭击,即时溃散。该师叶维浩旅向太平场撤退,张简荪的独立第九旅向太和退走,同样也因敌空军的轰炸而纷纷溃散。只有梁世骥师卜汉池旅少数部队在广增公路莲塘附近和敌人打了一个小仗然后向北撤退。一五三师师长张瑞贵则率钟芳峻旅在晚上冒险越过广增公路向从化北撤。


第一五二师师长陈章率邓其昌旅在太平场附近收容各部队,向北撤退时曾和敌人打了一次相当激烈的仗,完成任务后亦向北撤。这三部分军队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损失。以后日军便没有遭遇到什么抵抗,一路上大摇大摆地向广州推进。10月21日下午,敌军侵占了广州市区。粤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早在五天前逃跑了(曾养甫逃到四会后,曾自封“八属军总指挥”,以张君嵩的两个税警团为基础,大事扩编军队,并擅将第四路军一八六师各单位向四会疏散的枪弹服装收为己有)。负保卫大广州军事责任的余汉谋总司令,也在当天凌晨跑掉。广州市人民从此开始度着沦陷后的苦难岁月。广东人民和海外广东籍华侨对广州的不战弃守,愤怒非常。“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有甫(‘甫’字是‘谱’的谐音,广东话‘有谱’即荒唐之意)”的民谣也从此不胫而走。


在本文结束前值得一提的是:一五三师的钟芳峻旅长在参加福田战斗以后,曾几次请求率部到增、博线对敌人进行奇袭,但都没有取得上级的批准。后来在前方听说增城失陷消息,他一时义愤填膺,拔枪自杀。这虽属一种悲观失望的消极行为,但不愧为一个热血男儿。他的阵前自杀,正充分反映出抗战中大部分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国民党下级军官请缨无路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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