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子路两次对孔子“不说”

孔门弟子中,除聪敏睿智的子贡偶尔与孔子谈论些略带玩笑性质的话题之外,大都给人以庄重虔诚、唯唯诺诺的感觉。可能是孔子学问太高,弟子自愧差之远矣。抑或是后学弟子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之流与孔子年龄相差悬殊(都比孔子小40多岁),同老先生有距离感的原因。

只有子路是一个另类。据《论语》记载,子路至少两次对孔子的行为明确表示不满(“不说”即“不悦”,不高兴的意思)。第一次“子路不说”,是“公山弗扰相招”事件。《论语.阳货》记载:公山弗扰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公山弗扰是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也叫公山不狃。他盘据季孙氏的封邑费叛乱,召请孔子前去,孔子有点动心。子路很不高兴地说:“没有可去的地方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 孔子说:“他们招我去,我会白跑吗?如果真能起用我,也许能复兴周公之道啊!”

当时,与楚、晋、齐等大国公族、卿大夫专权所不同的是,鲁国政坛有一种家臣擅权的怪现象。阳虎、公山弗扰都是鲁国执政卿季氏的家臣,但是他们却能用武力操控季氏,进而把持鲁国之权柄。史载,鲁定公5年(前505年),阳虎劫持季桓子并强迫其与己盟誓,诛杀政敌,直到鲁定公8年(前502年)才被三桓驱逐。鲁定公12年(前498年),孔子发起“堕三都”事件,公山弗扰据费邑叛乱,率军攻击鲁定公和三桓,造成鲁国内乱。在子路看来,阳虎和公山弗扰等人属于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和这些人交往甚至合作都是不妥当的。对子路的观点,孔子应该认可。《论语.阳货》记载了“阳货欲见孔子”,而孔子设法回避一事。至于“公山弗扰相招”为什么会让孔子动心,的确让人想不明白。据钱穆考证,此事应发生在鲁定公8年,“堕三都”事件尚没有发生。家臣“公山弗扰相招”而不是公族“季氏相招”,说明季氏已经被架空。总而言之,在子路反对下,孔子最终没有应招却是事实。

第二次“子路不说”,是“子见南子”事件,大约发生在卫灵公39年(前496年)。《论语·雍也》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子路究竟怎样“不说”,史无记载,不好妄下定论。然而把老师逼得对天发誓,可见定然说了些不中听的话。那么,为什么子路会“不说”呢?

南子是宋国人,早年在宋国即名声不佳。嫁入卫国后,老迈昏聩的卫灵公自然无法驾驭她,于是就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喜好男色。生活糜烂属于生活小节,在那个时代比较普遍。关键是这个南子还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频频插手卫国政事。她派人对孔子说:"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 。言外之意,不管哪路神仙,要想在卫国立足,就必须要来拜见我。孔子初次来卫国是在卫灵公38年,当时没有去拜见南子,南子已经不高兴了。此次特意派人传话,想要在卫国有所作为的孔子实在不好推托,故“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然而子路的看法则不同。子路虽然是个直性子,但是他看问题自有其独到的眼光。其一,南子不守妇道,名满天下的孔子低声下气地去拜见此淫荡之人,显然有失身份;其二,南子是乱政之人,孔子在南子的地盘想有所作为很难。子路的妻族在卫国,对卫国的国情比较了解,他的看法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就在“子见南子”事件不久,在南子的挑唆之下,卫灵公与太子蒯聩父子反目,蒯聩被迫出奔晋国。此事为日后蒯聩与卫出公父子相残,乃至于子路最终死于卫国内乱埋下了伏笔。


“孔门十哲”中,若论政治眼光和行政能力,子路、子贡明显强于他人。孔子曾经夸奖子路:“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 当时,“千乘之国”应该拥有三、四万人的正规军,已经是颇具实力的诸侯国了(与鲁国、卫之国差不多,孔子所指应是鲁国)。言子路“可使治其赋也”,足见孔子对子路才干的肯定。由此看来,子路敢于对孔子“不说”,和他独到的政治见解是分不开的。那些认为子路就是一勇之夫的看法,明显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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