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杰地灵,景色优美,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甚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它都能“置身世外”,因此向有世外桃源之称,为世人羡慕。

然而,有“革命导师”之称的列宁却非常不喜欢瑞士。

瑞士政治开明,接纳了大批俄国、波兰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因受沙皇zf迫害,列宁曾长期流亡瑞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详述了他们在瑞士的流亡生活。

他们在瑞士生活稳定,从事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颇自由,基本不受瑞士zf干预。

条件如此优越,可说是革命者“理想的”流亡地,但列宁仍非常讨厌瑞士。

此中原由,颇耐人寻味。


景色绝佳,生活优裕


列宁喜欢爬山,瑞士山景绝佳,“革命工作”之余,经常爬山,所以列宁夫人回忆录中关于爬山、山景的描写尤多。长期收入我国小学课本、讲列宁登山看日出时专走靠近悬崖的小路以锻炼意志的《登山》一文,即据此演变而来。

在身体、精神疲劳、痛苦之时,列宁更是常到山中长期修养“疗伤”,恢复精神和体力。

1903年夏,俄国社会民烛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上因建党模式问题发生争论而分lie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激烈的党内斗争,尤其是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手使列宁非常难过,筋疲力尽。

于是列宁和夫人就背起背包到山里住了一个月。

“我们的钱刚刚够用,所以我们多半是吃干的――干酪和鸡蛋,喝点葡萄酒和泉水”。他们立即找到了省钱的办法,在底层人去的小饭店,同样的饭菜价钱只是“上等人”饭馆的一半。

他们本想在修养时还读读书,带了厚厚的法文字典和法文书,结果“不论字典和书本在我们旅行的期间,连一次也没有翻开过;我们看的不是字典,而是长年积雪的大山,蓝色的湖泊,奇异的瀑布”。

“这样消遣了一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神经恢复了常态。好象用溪水擦洗身体,也洗掉了乱糟糟的小纠纷。”

由于克鲁普斯卡娅有严重的甲亢,他们经常整个夏天或冬天都在山中、林中疗养。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名叫秋吉维泽的休养所住了六个星期。

这个休养所地势很高,几乎接近白雪皑皑的山顶,是所“牛奶”休养所,每天三餐几乎都以奶制品为主,而且收费非常便宜,每人每天只要交两个半法郎。收费虽然低廉,但房间却干干净净,还有电灯。

在电灯发明不久的20世纪初年,电灯还属“奢侈品”,所以列宁夫人曾多次提到新搬的房间里有电灯,有一次几位客人来访,她专门打开电灯,“给他们看亮得多么奇异”。她回忆说,住这个低廉修养所的代价是房间“没有什么摆设,必须自己收拾屋子,鞋也得自己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承担擦鞋工作;他学着瑞士人的样子,每天早晨把我的和他自己的爬山皮鞋提到房檐下面去擦(规定在那里擦皮鞋),同别的擦鞋的人开着玩笑,擦得那样热心,有一次竟在大家笑声中把一个装着一些空啤酒瓶子的藤篮碰倒了”。

如此低廉的价格,是专为贫苦的穷人而设,富裕的“体面人”自然都不来这此休养。

使列宁夫妇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瑞士还有一种几乎完全免费的疗养院,专为赤贫之人而开,病人只要每天在果园和菜园中工作几小时,或者在室外编织几小时藤椅就行。



世界一流图书馆


作为革命领袖,列宁十分注重革命理论的研究、建设,自然更看重读书、研究的条件,瑞士的研究条件之优越,确实超出人们想象。无论是在日内瓦、苏黎世还是在伯尔尼,都有许多藏书甚丰的图书馆,任何人都可自由借阅。

在日内瓦一家图书馆,由于馆大人少,“伊里奇可以占用整个一间屋子,在这个屋子里他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墙脚踱到另一个墙脚,可以考虑要写的文章,可以从书架上拿任何一本书。”

他们没想到的是,哪怕在非常偏远、周围都是高山、森林的山村休养,“竟能免费从伯尔尼或苏黎世的图书馆里借到任何书。

只要给图书馆寄一张写着地址的申请借书的明信片去就成。没有人向你盘问什么,不要任何证明,不要任何人保证你不会把书骗走”,虽然是在偏远山村,由于“邮递工作具有瑞士式的准确性”,“两天之后,你便可以接到用硬纸包起来的书,纸包上用细绳系着一张硬纸做成的证签,证签的一面记着借书人的住址,另一面记着寄书的图书馆的馆址。这使住在最偏僻的地方的人也能够从事研究工作。伊里奇竭力赞扬瑞士的文化”。


因此,列宁才能在流亡期间写下大量革命理论著作,包括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写此书,列宁几个月都是每天早晨沿湖滨散步,然后就是一整天“泡”在图书资料齐全、借阅方便的图书馆,全身心投入研究、写作之中。



庸俗小市民?


生活、读书、研究条件如此优越,但列宁夫妇却并不喜欢瑞士。对日内瓦,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小市民习气严重的、平静的湖滨――日内瓦过得很厌烦。”

对伯尔尼,他们如此评价:“伯尔尼主要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伯尔尼这个地方是很‘民烛’的。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的妻子每天在凉台上抖弄地毯;伯尔尼的妇女完全被这些地毯和家庭的舒适生活吸引住了。”

伯尔尼有很少的几位左派分子,列宁对瑞士的左派组织当然很感兴趣,便指派一位俄国革命者与他们的两位领导人直接联系,想讨论一些重大问题。

但没想到,怎么也见不到这二人,不是这位钓鱼去了,就是那位忙于晾衣之类的家务事。

列宁夫人感叹道:“钓鱼、晾衣服――这些事儿都不坏”,“但是当晾衣服和钓鱼之类的事情妨碍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妨碍了讨论左派组织问题时就不很好了”。

连左派组织的领导们都把休闲、家务看得比政治更重要,遑论他人!

对苏黎世,他们的印象似乎要好一些:“苏黎世比伯尔尼热闹些。苏黎世有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外国青年,有工人群众,这里的社会民烛党比较左倾,这里小市民气也似乎少一些。”

不过,苏黎世最终也令他们失望。列宁当然认识到瑞士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的革命情绪不高,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发源地,但作为革命者,他们认为: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在瑞士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不必帮助瑞士工人运动和瑞士的党革命化起来”。

所以,他们就和波兰流亡者一起,与苏黎世的瑞士工人组织举行一系列联席会议,主要是列宁给瑞士工人演讲,分析当前形势,以使瑞士工人组织“革命化”。

但工人们却对列宁尖锐、激烈的观点感到困窘不安,有位青年代表甚至反驳他说,用前额是碰不透墙壁的。

列宁夫人不无自嘲地写道:“结果,会议涣散起来了。第四次到会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们就这个事实讲了一阵笑话,便各自回家去了。”


列宁是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哪怕只有一个对象,他也决不放弃。


1916年夏,列宁夫妇在秋吉维泽那个“牛奶”休养所休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鏖战方酣。

休养者都是穷人,但他们对政治也都漠不关心,甚至连战争都从未谈起过。

休养者之中有一个士兵,肺不大好,所以他的上司就拿官费叫他到这个牛奶休养所来休养治疗。

瑞士没有常备军,只有民兵,zf对这些士兵非常关心。

“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小伙子。伊里奇接近他就象猫儿接近荤油一样。伊里奇和他谈过几次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青年人没表示反对,但显然也并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对政治问题很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在秋吉维泽消遣。”


俄国“革命者”与瑞士“小市民”的格格不入表现在方方面面。

《活尸》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话剧,主要内容是:

属于中产阶级的普罗塔索夫由于酗酒使妻子丽查受到伤害,后来良心发现,自我责备,于是假装死去,远走他乡,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完全决裂,来到社会底层,好让妻子能嫁给她真心所爱的人。

但不幸的是,警察终于发现他还活着,就将他送上了法庭。

为了让妻子幸福,他结果真的自杀了。

这出话剧在瑞士上演时,不仅俄国流亡者非常喜欢这出剧,瑞士人也很喜欢。

俄国人认为,这出剧的主题是批判当时的法庭和“合法的”婚姻制度,揭露那些资产阶级体面人物的小市民习气和庸俗,批判他们的自私、伪善和冷酷;主人公普罗斯塔索夫认识到社会的丑恶,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却又无力与之斗争,只能以饮酒作乐、最终自杀表示消极抗议。

列宁看后,大为感动,还想再看一遍,因为他“从心里讨厌一切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


不过,俄国革命者感到奇怪的是,充满“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的瑞士人竟然也喜欢这出话剧,不禁想知道,他们喜欢这个戏的什么呢?


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很同情普罗塔索夫的妻子,把她的遭遇牢牢记在心上。‘嫁了这样一个放荡的丈夫,而他们两人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本来能够过幸福的生活的。不幸的丽查!’”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出话剧,“革命者”与“小市民”的观感竟如此不同。

1917年3月下旬,列宁离开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却因此令他讨厌的瑞士,返回已经沸腾的俄国,几个月后就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被中国视为“改变人类命运”、“开创人类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列宁因此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

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

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确难发生革命,确难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返者,都将一筹莫展。

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微乎其微。

政治民烛、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只能无奈地指责社会“充满小市民气息”。

还是说过多次的老话,革命、动荡实非“激进”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种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最后的总暴发。

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统治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