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匪之乱与庚子赔款返还始未(历史的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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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网上有一股令人担忧的排外热潮,好像不反美不仇日就是不爱国。其实这些人貌似爱国,本质却是虚伪的、脆弱的、幼稚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安全地带喊几句口号、唱几句高调,或者破口大骂,唯此而已!当年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北大一位女生当面指责克林顿,指出美国的种种不是,但等她毕业时,却欣欣然嫁到了美国。 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有害的。盲目排外,夜郎自大,不利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拿清末的义和团来说,颇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二 义和团肇始于山东,起源于民间的白莲教,原名“义和拳”,是一个迷信和封建色彩很浓的秘密组织,以传习拳术来发展教徒,声称练拳后可以“刀枪不入”。其揭贴云:“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他们痛恨一切近代文明,大肆破坏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建设的电线、铁路等基础设施,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连戴眼镜、打洋伞、穿洋袜等“用洋货”者,也在格杀勿论之列。现在看来,称之为邪教组织亦不为过。 恰巧山东巡抚毓贤是个极端保守而且排外的人,他看中了义和团的疯狂排外和愚昧无知,认为“民心可用”,因此积极鼓励义和拳在山东发展,并且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此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清廷在列强的抗议下将毓贤撤职,毓贤由此更加仇恨洋人。 其实不仅毓贤排外,慈禧比谁都痛恨外国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到国外避难,慈禧对此耿耿于怀。她想废掉比较开明的光绪帝,却遭到了列强的反对,英法等国甚至以若废光绪帝便与清政府断交相要挟,这使慈禧对洋人恨之入骨。她将毓贤撤职,不过是权宜之计,在排外这一点上,她与毓贤志同道合。不久,毓贤便被起用为山西巡抚。 毓贤怀着对洋人的满腹怨恨上任伊始,便将义和团引进了山西,还给义和团提供了数百把钢刀。从此,义和团运动在山西如火如荼。义和团先后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焚烧。毓贤则将44名外国传教士、17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7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分妇孺老幼全部杀害,竟至枭首剖心,弃尸于市。为了泄愤,毓贤亲手杀死了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这些殉道者,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从此以后,外国传教士把到中国传教视为畏途。 由于义和团扬言有能力“灭洋”,慈禧信以为真,电令各地督抚杀绝洋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竟悍然向世界上11个最强的国家宣战。当时,尚有个别比较清醒的大臣反对,认为义和团宣称的“刀枪不入”不可信、不足恃,慈禧气势汹汹地质问:“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在慈禧看来,凭着义和团这股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虚火,就能够救中国。 有幸的是,两广总督李鸿章率先抗命,回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在李鸿章的影响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大部分思维正常的督抚都抵制了这个“乱命”,只有山西巡抚毓贤对在山西的外国人大开杀戒,据其“捷报”,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6060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山西教案”真相。 三 山西的洋人被全部消灭,这使慈禧非常振奋。她令清军会同义和团攻打各国驻北京使馆,欲将北京的洋人也肃清,于是演出了一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闹剧。 有意思的是,号称“刀枪不入”的数十万义和团和清军攻打只有400洋兵把守的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区和只有41条枪的西什库教堂,攻了两个多月也没攻下来。直到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各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竟没有一处被义和团及清军攻下。 清政府宣战的11国中,英、法、德、奥、美、意、日、俄八国决定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陆续从天津大沽口登陆入侵中国,是年为农历庚子年,故史称“庚子之祸”、“庚子国难”。 就在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两个月后,1900年8月15日,不足两万人的“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西逃。数十万义和团则作鸟兽散。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捕杀义和团,并放火烧掉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以此作为对义和团焚烧教堂和教会医院、学校的报复。 冲天的怒火、响亮的口号、表面的激进、虚幻的热情,到了关键时候,竟如此不堪一击!义和团满腔的热血,带来的却是国家的深重灾难。 慈禧在逃亡的路上,排外的“虚火”才消了下来,乃令李鸿章北上向各国求和,并痛恨于义和团“误国”,发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 导致“庚子之祸”的大“功臣”毓贤再也没有能力“杀光”洋人了,也跟随慈禧西逃。到了兰州后,慈禧太后将自己的愚昧和疯狂决策归咎于受了毓贤的“煽惑”,下旨曰:“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错谬凶残,着传旨即行正法。


”毓贤随行的小妾也被迫自尽。 列强见“教训”一下清政府的目的已经达到,也愿意与清政府坐下来谈判。不久,李鸿章与八国签订了给中国带来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为什么要赔四亿五千万两呢?用侵略者的说法是: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一人一两,以示羞辱。 四 需要说明的是,这笔巨额赔款并没有如数赔付给列强。美国人深感中国之所以发生义和团运动,是因为下层百姓太愚昧。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致国会的谘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中国赔款,作为中国人的教育费用,这项提案在国会顺利通过。1908年,罗斯福签署此法案,这次退还赔款一千多万美元。主要用途有二,一是兴办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二是作为中国官派留美学生的费用(詹天佑即是靠此资助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之一)。此次退款尚有余额,后来又第二次退还。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实际上也是用这笔赔款建设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指日可待,中国北洋政府加盟协约国并对德宣战。次年德国战败,宣布放弃1917年以后的中国赔款;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赔款。俄国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20年12月,英国通知中国,英将退还赔款,作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之用。法国这时也通知中国退还赔款。比利时在1925年退还赔款。意大利于1933年退还赔款。荷兰在1926年将赔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65%用于中国的水利事业,35%用于文化事业。在列强的影响下,日本也不得不表示愿意退还赔款,但坚持不将钱直接还给民国政府,而是由日本人在华搞“文化事业”。其实用于“文化事业”的款项只占赔款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以及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后,余款甚至用于在中国建立伪政权的军费。 正如达摩西来和鉴真东渡一样,当年,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本着为宗教献身的信念来华传教。曾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过力的英国人李提摩太到中国传教时才20多岁,他认为,中国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区中最文明的一个。但是,义和团运动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使中国青年摆脱愚昧,在征得英美等国公使同意后,他用从山西罚得的五十万两白银建立了山西大学堂(即后来的山西大学),他说,建大学的目的是“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 五 古语说得好:“人必先自侮而后人侮之。”读史可以明智。回顾这段充满屈辱的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自省自警,自立自强,而不是夜郎自大、怨天尤人、虚火中烧、盲目排外。 遗憾的是,义和团已经覆灭百有余年,但其团民却生生不息。为了激起国人的排外情绪,他们不惜采取“自淫”和“意淫”的手段。如曾引起轩然大波的“罗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去年2月25日零点22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心灵之约》节目主持人罗刚接进了一个热线电话。来电者用稀奇古怪的语调,声称自己是“日本留学生”,然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不堪入耳的辱骂。而罗刚为了保留“反面教材”,居然以极大的耐心听完了“日本留学生”对中国人的谩骂,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与“日本留学生”对骂。这场奇怪的闹剧不久就真相大白:那个自称小原劲太郎的根本不是日本留学生,他的真名叫梁少南,37岁,初中文化,曾在长沙一带贩卖文具用品。长沙警方两天后就将此人抓获。那位“爱国青年”罗刚也被电台开除。 为了激起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为了刺伤国人本已非常脆弱的自尊心,竟不惜冒充日本人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进行谩骂,真是丑恶到了极点!“愤青”们总是被一股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虚火支配着,不是冷静地反思历史、客观地分析现实,而是动辄破口大骂。如此“爱国”,不能不令人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 说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股“虚火”,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了关键时刻,既不可信,也不足恃。这股“虚火”透露出的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经不起任何刺激的弱者心态。虚火中烧,会使人头脑发热、精神错乱、满嘴呓语、歇斯底里。多年来,世界上的反美热潮此伏彼起,网络论坛中对美国、美国总统的侮辱谩骂司空见惯,也没见美国人群情激愤、暴跳如雷。前苏联有个笑话说,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美国很民主,美国人可以在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勃列日涅夫说:“这有什么?我们苏联人也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门前骂美国总统!”笑过之后,我们或许还能思考些什么。 《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不仅指在物质文明方面自强,在精神、心理、心态方面也要自强,不必时时表现出敏感脆弱的自卑心态。厚德载物,需要有一种宽容大度的胸怀,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发展才是硬道理! 李大钊在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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