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经民间社会消化后为何变成面子文化

上恶若水 收藏 1 132
导读:面子不属于儒教主流,是儒教义理经民间社会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矿物质一样,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今日中华文化的锌、铁、钙,并外显为许多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略含荒诞成分的伦理情感。 自周公旦修典章、创礼教三千年来,面子——人格面具化现象渐与中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至近五百年更加速增长,情势愈演愈烈;及晚清民国登峰造极,趋于鼎盛。 面子不属于儒教主流,是儒教义理经民间社会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矿物质一样,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今日中华文化的锌、铁

面子不属于儒教主流,是儒教义理经民间社会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矿物质一样,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今日中华文化的锌、铁、钙,并外显为许多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略含荒诞成分的伦理情感。

自周公旦修典章、创礼教三千年来,面子——人格面具化现象渐与中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至近五百年更加速增长,情势愈演愈烈;及晚清民国登峰造极,趋于鼎盛。


面子不属于儒教主流,是儒教义理经民间社会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矿物质一样,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今日中华文化的锌、铁、钙,并外显为许多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略含荒诞成分的伦理情感。如果说世界人民都讲面子,那么毫无疑问,最讲面子的应该是中国人。若论最简洁的证据,便是鲁迅怒其不争的“阿Q精神”。踏破铁鞋走世界,也难寻比中国阿Q更阿Q的阿Q,和比阿Q精神更虚妄的“精神胜利法”。中国,无疑是阿Q精神的故乡。


阿Q精神如何得来?窃以为,背后本是面子体制作祟。


物质与精神脱节,才可能搞“精神胜利法”。但是,谁让它们脱节呢?面子是也。


讲面子既是中国社会的刚性铁律,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支脉——江湖,自不例外,甚至比传统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江湖面子不仅继承古典面子,而且进一步蜕变成江湖的一种交易工具,即俗称的面子规矩。比传统社会只提倡价值观、只借助舆论监督更严酷、更约束。江湖第一谚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潜台词即是社会约束多,个人自由少,连自己的荣耀都反过来捆绑自己,简直不是自己的财富,倒像是自己的主子,自己沦为丧失自由的奴隶。


江湖道上比民间百姓更讲面子。尽管大家都讲面子,但是分量大大不同。在“道上”——会党、帮派、山头,或者关系网络……不仅讲面子蔚然成风,甚至具有强制性惯例,形成一种专制力。因惹面子是非掉脑袋的事,在江湖上不在少数。江湖面子的要紧,远超过未江湖化或江湖化程度低的百姓。涉世不深的平民百姓,若不爱惜面子,至多落得尴尬脸红,大家嬉笑,过后不再思量。然而,江湖面子则不然,不仅要求内心严格自律,更有舆论压力,周遭无数双眼睛盯住你的一言一行,随时诉之铁律。违反者,必受罚。这就是所谓“江湖规矩”。谁坏规矩,修理谁。在“道上”,损面绝非小事,只要伤到头面人物的面子,都是惹事闯祸。实力人物之所以称为“头面人物”,就因为实力与面子的复杂渊源。


面子三要素:荣誉、规矩、资信


为梳理面子知识,需要对江湖面子的语义做一重新解读,以利展开叙述。江湖面子源于传统社会,但蜕生了新的意义,即目的手段化,目的手段相混淆,假戏真做,真伪难变。而传统面子仅囿于价值观,在逻辑上属于目的范畴。


首先,面子是“道上混的”的主要生活目标之一。


仅就这点而言,并无特别,与明代以前传统社会的面子完全相同,比如项羽乌江自刎以谢江东父老,还有韩信蒙受“胯下之辱”。这属于人生价值观,与买卖交易无关。明清以后,以江湖为代表的面子,要害就是做买卖——买面子、卖面子……面子工具化,藉以交易。


先说人生价值观。江湖面子的特点是讲面子更甚,不遗余力,不顾其他。可以不计成本、撑门面、拉场子、铺张排场,动辄千金散尽、负债累累,却毫不在乎。偶尔,为了争面子大打出手,一句话抹不开就拳脚相向、动刀拔枪,闹出人命。这种非理性的故事,充斥于旧社会帮会为面子火并的故事。面子之大,肯定不亚于地头、金钱和女色,有时候为了面子,还会将女人让给别人。


其次,江湖面子的新增功能并不囿于价值观或人生目标,而延伸成手段和工具,参与利益交易。它僭入江湖制度成为“规矩”,成为惯例制度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了蜕变。价值观工具化,人生目标手段化,是江湖面子的新特色。价值观连同新的面子规矩,称为“面子制度”,这是一种基于习惯和博弈力量的不成文体制。


至于各地“面子规矩”的细目,则千变万化,一般在帮会章程、戒律或“海底”里有明文条目。至于紧密的私人关系网,面子规矩则更加复杂,附着于具体的地位、身份及当时的私交状况,也依附于当事人的直觉判断,旁人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也。人情练达,是“老江湖”的标志,也是区分老江湖和小喽啰的分水岭。


“面子规矩”虽难归纳,却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简单方程式。譬如,最少要给人留面子,不伤人情面;最好能恭维人、戴高帽、捧场……效果便能八九不离十,言行不逾面子规矩。在此,不妨称作“面子傻瓜定律”。


综合以上二点。面子,第一是人生目的,属价值观,第二是制度,属手段。接下来,谈论一种新情形(算作其三)——老手段又生新手段,制度工具衍生的交易工具。


其三,因有刚性制度作保障,促进行为规范性、可预见性,江湖面子的数量呈现累积特性,个人面子可以越做越大,渐渐滋生了类似金融的“资信”功能,发展到名声当饭吃。这种面子资信的演变,大约发生在元明之际。元明之交的14世纪,诞生了古典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二者都是江湖精神启蒙之作,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灵魂。表面上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故事互不搭界,一个北宋一个东汉,然而骨子里都是借古寓“今”,即元明民间社会。《水浒传》展示朝廷外的广阔社会生活,《三国演义》讲“桃园三结义”和私人关系网的道理,二者连读,互为补充。虽为历史演义,其实篡改史实,迎合茶楼听众的江湖口味,是历史的“戏说”和“江湖说”,是对体制外空间的想象。《水浒传》说帮会,《三国演义》说结拜,是元明江湖教门、会门和移民关系网络的投射。是故,担当中国人学习江湖的教科书,专事教授“四书五经”里学不到的功夫。所以,《水浒传》、《三国演义》实为中国江湖文化苏醒的宣言书。


《水浒传》里的男主角宋江在山东、河北一带行走,不论到何处都呼朋唤友,连不谋面、仅闻其声的江湖汉子都奉其为上宾,热情款待。用经济学眼光看,宋江的名声相当于今天的信用卡消费。今人没有“及时雨”的名声,但只要有一张信用卡,到外地也能享受宋江般的五星级服务,吃喝享受,“唰、唰”两下搞定。没有宋江哥哥,有信用卡也行。


古代的名声与现代的信用卡,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经济学视野里都属社会信用体系。宋江的牛气,直出于“呼保义”、“及时雨”的江湖名声。江湖文化信奉为人仗义,笃行者天下共景仰。义气之重要,在江湖里等同于宗教,备受推崇。这是一个关于面子资本化、信用化的范本,今日仍不乏大量“宋江遗迹”,譬如有名气的人物到外地旅行,当地人盛情款待,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好面子的主人因接待名人而满足,日后当自吹自擂的本钱,而客人更落得方便安逸,好吃好喝。


其实,江湖上已经形成惯例,面子大等于有本钱,于是精明人便挪来做事,变作资本生利。


作家沙叶新写有一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轰动一时,骗子主人公假扮衙内行招摇撞骗,几乎得逞,却在千钧一发时被戳穿。剧作家借主人公台词说:假如我是真的,就应该得逞吗?主人公尽管未得逞,却反映衙内的名分和面子肯定可以当饭吃。所谓名声,即名分包含的“声势”,源出于名分;而名分蕴含面子。一张名片印有“总经理”、“××长”,既是职业身份,也显得有面子。


名声,之所以藉以招摇撞骗,背后道理是面子的资信。


譬如,一句“您老面子大”,等于你的面子负载的资信,可承担一定的信贷抵押,用于人情上或财务上的债务交易,其功能类似银行业的商业信用。之所以能抵押,是因为按“道上”规矩——强制性的惯例,面子比钱财重要,没有人敢为钱财不要面子。面子买都买不来,岂能自损?生活中,只有人舍财追逐面子,无人舍面子换财。所以,借钱的不怕有面子的赖账,全因有面子作抵押。面子只要不是假的,都可以抵押。面子大,等于资信水平高。面子小,自然资信低,抵押不了什么。


荣誉、规矩、资信三点勾勒了江湖面子的大轮廓。以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看,目的里有手段,手段里有目的,相互渗透,手段目的集于一身,这便是中国江湖的面子。


世界各国几乎都讲面子,譬如英国人“loseface”是丢面子。不同之处在于,全世界的“面子”或其类似现象都仅限价值观,具体说是尊严和自尊的一种表述形式。面子仅是尊严的口头语,特征是道德自律,自己管自己。这是一道中外面子的分水岭,也是古代与近代中国面子的分水岭,也是本分面子与江湖面子的分水岭。面子工具化是江湖面子的一般标志。江湖面子不仅是价值观,更多的是交易工具和惯例制度。


明清以后,面子背后的尊严内涵日趋空壳化、形式主义化,反而工具和功利精神愈演愈烈。只要大张旗鼓地逢场作戏,将面子做疯做活了,反而不愁换钱财、得便宜。给别人捧面子,别人给酬劳、给赏银,可以坐收回报。劳作一日,未必比捣鼓一日来钱。一旦面子与事实脱节,虚伪欺骗之风蔓延,骗术在中国就成了家常便饭。


骗子能耍花招,面子是一个默认的惯例平台,撑起面子逢场作戏,半真半假之间反倒惹人上钩,甚至自投落网。譬如,高干子弟或大媒体记者不愁有人自来攀附。这样的诈骗,模糊了诈骗的概念内涵,诈骗与攀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上钩者要自担一半责任。还有更小的诈骗,几乎与中国人做面子、撑门面难以分辨,譬如“万元户”自称“百万富翁”,科长冒充处级……连半诈骗都算不上,依然有人投怀送抱,自愿攀附。穷光蛋着一身西装,到外面骗吃骗喝,能算诈骗吗?要算,也只怪受骗者自己。所以,做面子的文化是骗子的温床。


面子之所以被骗术利用,是因为依照面子惯例,有面子就稀里糊涂地有了资信。一旦惯例制度制约的虚拟资信,触角伸进经济市场,就变作中国商业市场挥之不去元素。面子体制的漏洞被骗子们利用,越戳越大,最终骗术被融入面子体制,成为惯例默认的合法元素。


爱面子:不惜荒诞求荣誉


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复杂,常常为了小事纠缠不清,这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面子问题。面子与江湖本是两回事,但关系极为密切。“面子”外延比江湖更大,如果说“江湖”特指合法体制外的社会,那么面子横跨体制内外,于朝野广泛存在,是一种十分泛化的社会现象,已经形成中国的一种文化。所以有两种面子,传统面子和江湖面子。江湖面子继承传统面子衣钵,是传统的衍生物,但是在当今的作用更大。


古往今来,解读面子的文字汗牛充栋,但说到位的少之又少,大多属于经验之谈,意在用面子猎奇。中国人向有志怪奇闻文学传统。有一则古代笑话,说一位私塾先生家境贫寒,过年只吃得上白薯。大年除夕,有一善良学生携猪肉孝敬先生,先生眼尖,门外老远瞧见怕不好意思,赶忙关上门。这还不放心,怕学生趴窗偷看见,便掩耳盗铃地指着白絮絮的薯块嗔怪老婆道:“今天这肉太肥腻,真不好吃”,惹得在外偷看的学生咯咯偷笑。故事以面子的荒诞取乐,开涮做假面子的人生态度。先生大呼白薯为肥肉,反正落得面子上过得去,不戳破也罢。戳破的“破”字,在中国代表一个特殊语义,洋文并不易翻译,它与面子文化有关。语境背后的惯例制度是:大家都知道消极的事实,只要不说破,就不会伤害面子。所以,中国的面子带有精神分裂症成分。


这则“笑贫”故事,它耻笑的对象固然有轻度病态,但拿穷人开涮,似乎存在道德立场问题。除了缺心眼听者傻乎乎一乐,基本不具反思价值。细究之下,还涉嫌笑贫不笑娼的势利眼人格大成问题。教师少收学费,减轻学生家长负担,自己付出贫穷代价了,反遭人挖苦,真是不幸。较真起来,该谴责的是社会不尊师重教的惯例,该表扬的是先生的风范。依理,私塾先生收入靠学费,多收则富,少收则贫,收费全凭良心。故而,先生若真想一日三餐有鱼肉,并不困难,只是苦了那些贫苦学生。过年只吃白薯,分明高风亮节。这样一想,一丝都不好笑。类似如此,古代许多志怪奇谈里的面子笑话大多不动脑筋,只求一笑而过,无益解释背后的道理,令人无从反思。无反思,则不会有进步。中国人日复一日讲面子,前脚笑古人要面子,后脚自己跟着要面子。事实上,大家都被面子奴役,却始终摆脱不了。


最严重的面子荒诞后果之一,乃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阿Q是面子荒诞性的集中凸显。鲁迅让同胞们意识阿Q精神的存在,强行扒开人们的眼睛生生瞧一瞧。他像一位专治不治之症的医生,高举柳叶刀,一刀下去开膛破肚,将“病灶”指给大家细看,希望人们警醒啊警醒。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力切掉病灶。大半个世纪过去,阿Q精神渐渐变成恶性肿瘤,一种江湖文化病和游民习性癌。中国人每每前脚嘲笑别人阿Q,后面自己也跟着阿Q,明知故犯,甚至干脆以阿Q自嘲。明知不对,也改不了,因为不知道错在哪里。


面子制度是阿Q的制度依托,制度不变革,行为不可能彻底改变。擅自改变者将会受罚,“出头椽子先烂”,其损失比墨守陈规更大。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其一哀一怒之后,不明背后为何仍然不争。制度分析理论告诉我们:不争,其并非弱智,也非固执,还是因为面子制度的管束。人不能改变惯例制度,自然不会改正行为错误。此处错误并非源自个人,而是文化制度,背后有很深的群体结构基础,非一人能改。若想让集体一起改,又面临“囚徒困境”:谁先改,谁倒霉。


鲁迅的面子故事


鲁迅《且介亭杂文》有一篇《说“面子”》很透彻,很有外科医师执柳叶刀架势,摘录如下: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


只几十个字,中国面子之尴尬跃然纸上。


先仔细琢磨其心理。银子(赔款),人所共求之,既然洋人要了,只能无奈给他们;边门,奴才进出的通道(至少自己理解如此),洋人被哄得钻过去了,嘿嘿,等于是暗中给他下了“扣”。一顿偷笑后,等于赢了一回。这样一想,洋人便吃亏了,我就得了便宜。什么便宜?就是“面子”占上风。我在银子上亏了,至少面子上赢了,还没亏得精光。


这条逻辑显示,面子属于中国人生活的主要目的,肯定比金钱重要,因为银子可给人,面子不可给人。迫不得已之时,银子给你,但面子打死我也得留着。


但面子很虚幻,不可当饭吃,也不似宗教可以安身立命。面子是一种惯例制度,是礼教文化发展三千年生成的游戏规则。规则就是默认的契约。譬如,下围棋点目数,又譬如,踢足球几脚传球可以射门,外行们觉得虚幻。然而这就是一种游戏前由群体联盟拟定的章程,它根据盘面目数或者皮球进球数判定游戏胜负。胜负之后,各有奖赏。游戏不重要,胜负背后的东西——荣誉和奖金重要。而决定荣誉和奖金份额,恰恰是胜负。


借这个类比可知,面子乃是人生胜负分水岭,落在左边和右边大不一样。有面子即有所得,没面子即有所失。有得,有人捧你;有失,有人损你。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三千年依附礼教边缘而生。捞到面子总有好处,好处有实有虚。即便虚,哪怕虚得没一文钱,总落得别人羡慕,比没面子好。鲁迅笔下那位总理衙门官员,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但人家对同僚也有说辞:“我让洋人走边门,你们有这本事吗?”回头说不定皇上赏黄马褂一件。


面子的分水岭是如此鲜明,有面子就有尊严、有荣耀、有自信、有资信、有人缘、有艳羡、有追随者,有嫉妒者……这么多好事占尽了,大家何乐不为?相比较下,偶尔阿Q一下的尴尬算得了什么?人们不知道面子背后的利益如何兑现,只知道有比无好,正比负好。如此乐此不疲的游戏,越玩越火,越追越虚,变成虚假和虚妄。正数追成零,零追成负数。于是,鲁迅的阿Q诞生了。


三千年之悠远,几乎贯穿人类文明史。中国文化之所以消极面多,乃因为历史太悠久,仍然拖着沉重的身躯走到今天。走不到今天,便无所谓缺点,只剩下博物馆里的感怀。走到今天,自然毛病多多。一只青苹果,总是油光润泽,完美无缺;但是,一只熟透了的红苹果,便难免有烂点。中国是一只熟苹果,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仅存的硕果,岂能不熟透?凡生命,必有生、长、熟、老之周期,文明也不例外。日久必衰,衰不可怕,端看如何更新。而更新,始于反思。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


明恩溥是一百年前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居住了半辈子,是地道的中国通。明恩溥说面子的文字,见于《中国人的特性》一书,该书展现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其中谈面子的篇幅虽不大,可取之处却不少。而且,尽显百年前原汁原味的老事儿、老情状。


此处摘几段叙事,只可谓古意盎然,又发人深省,比之“私塾先生吃白薯”的笑话高明得多。


一位地方长官犯法,被朝廷处以极刑,在杀头以前,还念念不忘他的面子,请求穿着官服就刑,以保全他的面子;


一位放债人收不到债,虽然明知钱讨不回来,还是要装腔作势到借债人那里大吵大闹,严厉恐吓,回来向自己周围人绘声绘色地形容一番,以表明自己并非不懂得如何讨债;


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贵重的银勺子,他明白不仅要赔偿,而且还会被解雇。若那样,就大丢脸面。所以,他选择先发制人,先炒主人的鱿鱼,并且当着大家故作大度地说,算我倒霉,这个月工资我不要了。其实,是拿工资抵那个银勺子的钱。


作为一位外来的旁观者,明恩溥一针见血评论道:“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问题。”何以见得?他以“和事佬”加以诠释:


甲乙二人吵架,和事佬通常并不理会事实真相,只根据双方面子的大小,撮合一个方案,使争吵双方都能保住面子,达成均势。就好像欧洲政治家处理国际纠纷时,奉行的势力均衡原则。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看来更显生动,如果没有这种旁观式的记载,也许至百年后今天,原生态面子早已绝迹,人们看到的只是面子在现代语境中的遗迹。细忖四个故事:第一个说性命不要紧,第二件说债权不要紧,第三件说丢职业不要紧,第四件说事实真相不要紧;四件事情都可不要,唯独不可丢面子。说明面子胜于一切。换句话说,它就是人生最终目的,即绝不可剥夺,神圣不可侵犯;你若犯我面子,我跟你拼命。


归纳鲁迅和明恩溥的故事,至少明白一个面子观点:面子是中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不论中国人有无其他目的,但面子肯定是目的之一。俗语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面子肯定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


古今面子对照看


一个世纪后,面子又有新发展。在保留人生目的的同时,面子在现代社会蜕变为交易手段,变成资本载体和交换媒介,譬如“捧场”、“卖面子”或“留面子”。


面子被手段化以后,便生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古典尊严价值观背道而驰,进而变成欺诈和蒙骗的手段。譬如,一个人贷款买豪华轿车,驶来和你谈一笔大生意,这是当代十分常见的情形。借助面子,生意容易谈成,但是背后的风险却增加了,极易演化成坑蒙拐骗。


当代面子则更可笑,譬如街头“乳头红晕”和“处女膜再造”广告。妓女们和“二奶”隔三差五再造“乳头红晕”和“处女膜”,损一回造一回,嫖客们便兴致勃勃地享受“开苞”,在嫖友面前自诩“只玩开苞”,感觉十分有面子。背地里,妓女、老鸨们一边点票子一边偷笑。这类现象,在面子目的之外,滋生出面子手段,比之传统社会的面子增加了复杂性。读者留意,手段性是江湖面子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世界性面子和传统中国面子的标识,譬如“捧场”、“给面子”、“轧台型”、“拉场子”、“踢场子”都是手段性面子。为透析面子,先将它分成手段和目的两型,目的型便是传统的面子,甚至是世界型面子。它是现代面子的前身,所以要先分开谈。


明恩溥说的那位仆人的传统面子,几乎一直延续至今,在城市打工仔群体中仍很常见。但凡确认自己将被解雇,某些人会先炒老板鱿鱼,在老乡或者打工圈子保全自己的面子。看起来,好像不是老板嫌自己不好,倒像是自己嫌老板不好,虽丢饭碗却不丢面子。如果既丢饭碗又丢面子,那就麻烦了,传出去名声不好,下一碗饭不好找。


另外,还可以信手拈来一些与古代面子相似的例子。


故事一,搞赠票比买票有面子:


2001年某老牌足球甲A劲旅因为经济压力面临危机,原因是球票卖不动。在该城,大家沾亲带故都是朋友,每逢比赛球迷们千方百计托人蹭票。例如有一位教练,他的朋友平素有恩于他,所以每场比赛必让教练弄票,赛毕再请教练和另几位球友暴撮一顿,花的钱比球票还多。这位朋友图什么呢?教练说,就图每次给他送票时的那种有面子的感觉——“瞧!咱哥们给咱送票来啦”。这叫有面子。球迷面子有了,经济上也没有占便宜,请酒的花销可能比球票更多,肥水流了餐馆、饭店,倒误了足球俱乐部的收入。球队作为主角反倒亏了,该得的收入没得到。


故事二,被人冤枉丢了面子:


据央视《今日说法》2000年4月8日、9日两期连续报道,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一位体面人家的孩子放学时摸了一下路边的自行车,被保安员当作小偷扣留下来盘问,并做了口供笔录。事后,极爱面子的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一听说此事,勃然大怒,斥责孩子母亲没管好孩子,惹出了丑事,让全家没面子。万万没想到,悲愤之下,母子二人羞愧难当,第二天双双自杀了。


明恩溥的警句:“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便是中国人讲面子的实质。中国人讲面子仿似一种“洁癖”,不以事实为依据,而以表象为依归。不论多么干净的自尊心,一旦遭损就变肮脏了,而不管它是否真正干净,反映了面子与事实的分裂。


80多年前,鲁迅以小说《阿Q正传》鞭笞“精神胜利法”,国人一片叫好,一片溢美,并人人自省。新中国建立后,更被编入学校教材,阿Q精神和“精神胜利法”臭名昭著,尽人皆知。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日常百姓生活的阿Q精神有增无减。老阿Q们一批又一批故去,新阿Q们一批又一批诞生,连吸奶嘴上大学的新人类都不乏大量阿Q。不论文人和百姓如何耻笑阿Q,阿Q总是不断地冒出来。甚至连文人圈子自己都不乏大量阿Q,一面骂一面做阿Q,颇有“贼喊捉贼”的意味。如此一来,阿Q便生成一个怪圈,你骂归骂,嘲讽归嘲讽,我逍遥得很。


原因不复杂,这个社会具有批量生产阿Q的土壤。归根结底,追求“精神上”即面子的胜利,是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江湖社会的惯例制度,几乎积习难返。社会生活的基石不是理性,而是教条主义的礼数,而礼数的基本单元是名分。人的一生,生于名分,死于名分。面子,是对优势名分的追求。如此一半,礼教为树根,面子为枝叶,阿Q为叶梢。治理阿Q,等于给树梢剪枝,结果可想而知。阿Q精神不啻中国文化森林里的一株小苗,而面子制度则是一片广袤的森林。文人骂得舒服,骂得安逸,但只要基于名分的个人角色体制不变,中国的面子将始终不变。阿Q精神包含的深层性格,与其他传统国民性乃至文化制度元素交织一处,这些制度元素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盘根错节。若单铲除一枝,其必故态复萌,不消多久又新叶繁茂。此乃“骂不死的阿Q”之缘故。


阿Q精神怕什么?怕制度革命。


制度未变,人生置身的社会结构就不变——阿Q精神、面子、关系、人情和“混”世态度……这一条藤上的瓜瓜儿都不变。此一切,皆因惯例制度使然。解读阿Q,必先解读面子制度。


0
回复主贴

相关文章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