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转载)

田园风光201008 收藏 0 912
导读:一 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行法西斯主义,强化国民党的反动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镇压。 国民党的军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支柱。蒋介石始终抓住军权不放。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适应蒋介石“加紧剿共”的反革命政策,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国民党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三月,蒋介石重任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强化国民党正规军,通令统一编制它的军队为四

一 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行法西斯主义,强化国民党的反动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镇压。



国民党的军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支柱。蒋介石始终抓住军权不放。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适应蒋介石“加紧剿共”的反革命政策,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国民党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三月,蒋介石重任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强化国民党正规军,通令统一编制它的军队为四十八个军,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军队——中央军。并且通过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开办军官训练团、补充和更新武器装备等办法,来加强这支武装。



除了正规军之外,国民党政府还建立和加强了反革命的地方武装——保安队。到一九三四年夏,仅八个省的统计,保安队就已有一千七百万人。



蒋介石为了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加强对内部的控制,监视反对派和异己力量,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把经他委派但未能到职而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负责人交给陈果夫。陈果夫以反对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把他们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团体,取名为“中央俱乐部”,这就是所谓CC的由来。一九二九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当上了国民党中执会秘书长。二陈的魔掌逐渐伸进各省市党部的组织部和基层组织。从此,国民党内有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因此有人把CC解释为二陈的简称。一九三三年初,以二陈为中心成立了“国民党忠实同志会”。该会以蒋介石为会长,核心人物有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等人。它自成立后即派中央干事到各省市秘密组织分会和作为该会外围的青年组织。各地外围青年组织有北平的“诚社”、南京的“青年社”、上海的“上海协会”等。参加“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党棍、政客、流氓头子和堕落文人。在陈果夫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党务调查科”。后来扩大机构改称“党务调查处”。“调查科”或“调查处”专门从事特务活动。随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权势的逐渐扩大,“党务调查处”的特务组织和活动也扩大到各省市党政机关、文教部门以至经济机构。抗战爆发后,“党务调查处”更名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国民党蒋介石的另一特务系统是“军统”。“九一八”后,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使蒋介石感到惶惶不安。为了稳固他的独裁统治,他指使贺衷寒、戴笠、康泽等人,打着“复兴民族”的旗号,于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了“中华复兴社”,以蒋介石为社长。复兴社成立后不久,又在其内部成立了一个更为秘密的内层组织“力行社”,并决定设立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等。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活动范围起初主要是国民党的军事系统,后来扩展到其它方面。复兴社设有特务处(以戴笠为处长)和别动队(以康泽为头子),专门从事特务活动。这个特务系统后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称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复兴社分子曾出版刊物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吹捧蒋介石。侦查、绑架、审讯、暗杀、残害革命分子是他们的专门职业。蒋介石把特务组织扩展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去,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造成一种特务恐怖统治。国民党还通过各种渠道把特务打入共产党、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潜入革命根据地,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在建立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特务组织的同时,国民党不断强化它的反革命国家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严密的反革命统治网。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召集所谓“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确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正统”地位,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固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又多次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不断强化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扩大蒋介石个人的权力。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一步严密控制和监视人民,加强镇压革命,颁布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组织。一九三四年更把这一法西斯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国民党政府把一县划为若干区,限期编组保甲。保甲之编组,是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组织依照所谓“管、教、养、卫”的法西斯原则进行活动。所谓“管”,即清查户口,稽查出入境的居民,监视居民言行;强制实行“连坐法”,各户之间相互监视,一户“犯罪”,株连各户;强行订立《保甲规约》,在规约中强制广大人民承担各种义务。所谓“教”,即进行反革命宣传和法西斯的“党化”教育,灌输反动思想,欺骗、麻痹人民。所谓“养”,即摊派各种苛捐杂税,进行公开的敲诈勒索。所谓“卫”,即组织反革命武装(民团),分区分期实行集训,搜查、缉捕革命者,镇压人民,并组织保甲内青壮年组成壮丁队,修筑碉堡、公路。此外,还要协助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强加给广大人民的一副沉重的枷锁。保甲长多是豪绅地主及其爪牙,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庇护下,私设公堂,鱼肉人民,勒索盘剥,无恶不作,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痛苦。总之,国民党各级政府,上自中央,下至基层,是一整套法西斯的统治工具。



国民党为了强化它的反动国家机器,还制定了名目繁多的法律,对革命人民实行残暴的镇压。早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就颁布了所谓《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凡“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是破坏三民主义”的各种行为都以“反革命罪”论处。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专为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反省院条例》,根据此条例在南京和各省普遍设立“反省院”。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死刑;凡与革命运动发生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进行革命宣传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是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的宣传并转告他人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或集会或宣传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思想者也要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一个极其野蛮的绞杀革命、扼杀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法西斯恐怖法。



二 国民党的法西斯宣传



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除了扩大军事、政治和特务的力量之外,还大力开展文化思想方面的反动宣传,即大肆宣传中国固有的封建道德和外来的法西斯主义。蒋介石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他的反动思想体系。



蒋介石利用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来攻击共产主义,“围剿”中国革命运动。他胡说:“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他诬蔑共产党“毁弃”“民族固有伦理、道德、精神、文化”。他说,由于“一般人不讲究固有的道德,视为陈腐的东西”,“所以几十年来弄得人欲横流,四维灭绝”,“以致造成今日禽兽般的世界”。“如此国家,当然要被外国人侵略压迫”。他打出所谓“复兴民族”、“复兴国家”的欺世惑众的旗号,叫嚣“恢复民族固有道德”。蒋介石大肆鼓吹《四书》、《五经》的道理是“永久不变的原则”,要他的党徒“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在蒋介石带头鼓吹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孔丘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通令全国学校于该日举行“孔诞纪念大典”。八月,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祭孔典礼”。南京的孔诞纪念会由汪精卫、戴季陶主持;曲阜举行“祀孔盛典”时,国民党的各院部均派代表,一律身穿长袍马褂,专程前往参拜。十一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下令各地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额。国民党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各地学校强迫学生读经,如湖南省明文规定从小学起开始读经。广东省编了中小学的《经训读本》。



蒋介石一面鼓吹所谓“中国固有道德”,一面贩卖法西斯主义。一九三一年五月,蒋介石在他的国民会议开幕词中,公开宣扬法西斯的政治理论。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又开始宣扬王阳明“致良知”的哲学。王阳明的所谓“良知”是天赋的道德观念,所谓“致良知”就是恢复和发扬人的天赋的道德观念——礼义廉耻。蒋介石把法西斯的“行动主义”搬来,强调“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说什么“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蒋介石还组织各种“考察团”去德意考察,并派送他的儿子和党徒去受训,同时从德国请来大批高级顾问,传授法西斯统治方法。



紧跟蒋介石提倡王学之后,陈立夫抛出了《唯生论》一书。他说:宇宙的本体是“大智万能至微至妙”的“生元”。这个“生元”与上帝是同一个东西,是万物的主宰。陈立夫非常强调“诚”,把“诚”说成“民族生存的原动力”,要救国,“唯一的方法就是诚”。陈宣扬的是唯心主义和法西斯的反理性主义。



在蒋介石大力提倡之下,国民党的报刊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叫嚣。如《社会主义月刊》、《汗血月刊》、《汗血周刊》、《进展》等都是专门反共反革命和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介绍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头目的书籍大量出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言论集》、《法西斯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等,充斥书肆。法西斯党徒叫嚷,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他们公开反对民主政治,用流氓语言大肆咒骂:“一些政治骗子”“始终用‘民主’、‘宪政’等‘臭脚带’的幌子来蒙蔽民众”。他们猖狂地叫嚷要对全国各阶层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一九三三年七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对高级军官施行“精神训练”。八月,又开办党政人员训练所,调训军队的高级党政人员,与军官训练团相配合。庐山训练团后来扩充为军政党教人员的训练团。所谓“精神训练”就是向受训人员灌输法西斯主义。他鼓吹“挽救国魂”,“挽救军人魂”,“创造国家的新生命”,“创造军人的新生命”。而所谓“军人精神”就是“智、信、仁、勇、严”,所谓民族精神就是“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鼓吹“确定力行主义的哲学信仰”,“不成功则成仁”。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下,“完成安内攘外复兴民族的大业”。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大本营南昌,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蒋介石叫嚷:“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出开展新生活运动是“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手段。



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按蒋介石的说法,就是使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衣、食、住、行)都合乎民族固有道德——“礼义廉耻”的运动。蒋介石一再强调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就是“礼义廉耻”四个字。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按他说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但这是表面上的话,他真实的目的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禁锢广大人民的一言一行,让广大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



蒋介石自从提出新生活运动后,在短短两个月中,接连在南昌作了五次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报告,还炮制了一个《新生活运动纲要》。一九三四年七月,成立了新生活运动总会。国民党的头目和一批反动文人纷纷出动,摇旗呐喊。各地大小党棍以及宪兵、警察也一齐出动,强迫民众“依照准则,切实施行”“新生活”。在蒋介石大力鼓吹和国民党强制推行下,到一九三六年为止,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新生活运动分会的县份,达到一千一百三十三个。但是这场新生活运动的闹剧,并没有收到什么大的效果。



为了宣传法西斯主义和封建思想,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三四年还发起“文化建设运动”,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陈立夫为理事长。十月开始出版刊物《文化建设》,鼓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该刊第一期发表了陈立夫的《中国文化建设论》。陈立夫的文章着力鼓吹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合中西文化的观点。他说中国文化偏重于精神,西方文化偏重于物质。他要使两者作“合理的(中)配合(和)”,形成一种“新文化”。建设这样一种文化是中国复兴民族的希望所在。他说:“我们要建设文化,须先恢复固有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加以礼义廉耻的精神,以形成坚强的组织和纪律,再尽量利用科学的发展,以创造人民所必需关于衣食住行之资料,再民族之复兴,当在最近的将来”。这实际上是清朝统治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子。



为了扩大反动宣传,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萨孟武等CC系十教授联名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它的内容同陈立夫的文章是一致的。此后一两年间,反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文章,并汇成讨论专辑出版。一二九运动以后,这种反动复古的叫嚣受到了进步文化的有力冲击。



三 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一九二九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扩张在华的经济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外国经济侵略首先是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一九二九年以后,中国进口激增,而出口却大大减少。一九三一、三二两年,入超额达八亿一千万元和八亿六千万元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各种进口货中,尤以农产品进口增长最快。一九三三、三五两年,大米进口由以前占进口总值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借款九百余万元,用作免税进口美国小麦和面粉,称“救灾美麦借款”。一九三三年,又以关、统二税作担保,向美国借款五千万美元,用作购买美棉、美麦,称“棉麦大借款”。一九三二、三三两年,中国进口的米、麦、面三种总数均达四千万担以上。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在所谓“改订新约运动”中,国民党政府先后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了新的关税条约,但中国并未取得关税自主权,也没能改变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状况。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农业生产。



其次,是扩大资本输出,加强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各国在华投资(包括贷款)平均每年增长一亿三千万美元,到一九三六年,各国在华资本总额已达四十三亿美元。此时,中国重工业的各部分,如煤炭、钢铁、电力以及铁路运输、轮船航运等,都已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就是中国比较发达的轻工业部门,如棉纺织、卷烟等,外资力量也占了优势。财政金融业,更是处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势力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操纵着中国外汇价格,享有发行兑换券、经理外债、保管关税盐税等特权。



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加深了。



在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的同时,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也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搜刮。他们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凭借其政治军事权力,实行巧取豪夺,迅速集中了巨大财富,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以内战和买办起家的。蒋介石集团抢得政权以后,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连年发动反革命内战。随着内战的扩大,军费开支也跟着扩大,仅据公开的数字,一九二八年为二亿一千余万元,一九三四年为四亿四千余万元,增加了一倍以上。为了筹措军费,国民党政府一面加强财政搜刮,一面滥发公债,四大家族便从中攫取大量财富。就拿发行公债来说,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二十六亿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军费开支。历年发行的公债,主要是向金融界推销。一般是五折、六折、七折押给银行,而按票面十足偿还,并有很高的利息。所以经营公债,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四大家族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发行公债,又可以通过银行垄断公债的经营,从转手中攫取大量财富。公债最后是以赋税偿还,而赋税主要是由人民负担,所以四大家族积累的财富,归根到底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四大家族一方面从反革命内战军费的筹集中掠夺大量财富,另一方面还从军火买卖中攫取高额利润。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的军火几乎全部依赖外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军火顾客。大宗的军火贸易主要为四大家族所垄断,而买办军火的折扣向来是很大的,有时高达百分之四十。四大家族便可从中得到大笔回扣。此外,为了打内战而进行的公路修建,一切车辆器材燃料等军用物资的购运,也都成了四大家族获得利润的好买卖。四大家族不仅是军火和军用物资的大买办,而且是中国第一号的帝国主义商品的大买办。



四大家族从反革命内战和买办活动中积聚了大量财富,但官僚资本的形成,还取决于种种独占经济活动的完成。



首先,四大家族垄断了金融事业。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这个银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钞票、经募内外债等各项特权。它号称国家银行,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家银行,它的第一任总裁是宋子文,第二任是孔祥熙。这个银行是四大家族垄断全国金融的第一个重要基地。在此前后四大家族又以强制加入所谓“官股”的办法,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一九三三年又特设了一个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到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之外,四大家族又设立了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两个金融机构,垄断信托、保险等金融事业。四行二局是四大家族金融垄断的中心机构。此外,四大家族还利用政治和经济特权控制了当时所谓“小四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个银行)、“南三行”(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三个银行)等二流银行。这样四大家族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垄断金融网。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实行了“币制改革”。规定“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按: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的银行,兑换法币,实行白银“国有”。这次“币制改革”,一方面在当时对于制止白银大量外流,扭转金融紧缩、利率高涨、物价大跌的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另方面它又是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完成全国金融垄断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通过这次改革,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把全国的白银都搜刮到了自己手里,据宋子文宣布,到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政府“收回”的白银,除中、中、交三行原有存银不计外,不下三亿元。这次改革后,全国金融界都不得不进一步仰承四大家族的鼻息。这次改革,也为四大家族以后滥发纸币,向中国人民进行最直接的掠夺打开了道路。



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对金融垄断的完成,标志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已经形成。



其次,四大家族利用经济政治势力,开始垄断全国的工商业和农产品购销。商业方面有孔家的“祥记商行”及其它七、八个大商行,专门经营匹头、颜料、煤油等货物。宋家的中国棉业公司,操纵全国的花、纱、布市场;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洋米入口;国货联营公司,垄断了全国国货和洋货的买卖。陈家在各地也有商行。蒋介石虽然不直接出面作商业老板,但也插足于孔、宋家族所建立的商业系统之中。工矿业方面,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是执行四大家族独占全国资源和垄断国家工业的组织机构。四大家族还利用加资和改组的方式,或利用债务关系,控制了许多民族资本企业。在农村,四大家族拥有大量地产,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和高利贷主。四大家族通过征收苛捐杂税、抽调壮丁和无偿地征用土地等方法剥削和掠夺农民。



此外,四大家族还逐渐垄断了全国的交通运输业、电影业、广播业、新闻业和出版业等。



总之,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到一九三六年前后已经形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主义。它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反动经济力量,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和掠夺,国民党军阀连年内战的破坏和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凋敝或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从一九二九年起,民族工业新设厂数逐年减少,规模也不断缩小。而同时,旧厂改组、倒闭的数目却急剧增加。以上海为例,一九三四年新设工厂二十八家,改组二百九十一家,倒闭七十家。一九三六年新设工厂四十二家,改组四百二十九家,倒闭一百三十三家。当时即使勉强维持生产的企业,也是经常停工减产,开工率严重不足。如全国纱锭开工率,一九三一年为百分之九十二,一九三六年降为百分之八十,如果再剔除在华外厂开工率,华商开工率就更低了。一九三○年,上海九十七家丝厂中,停工的达六十五家,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尚能开工的仅有十三家,停工率达百分之八十。民族工业的衰退,日益加深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使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据估计,一九三○年全国至少有五十万人失业。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摧残下,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破产。帝国主义不但竭力向中国倾销“剩余”农产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尽力排挤中国的农产品,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花生等农产品的出口,无不遭受打击,而出现严重的销售危机。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及地主,利用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贫困、逃亡,纷纷兼并土地,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之手,土地集中的趋势更加发展了。地租剥削也日益加重,不但侵占了农民全部剩余劳动量,而且侵占了必要劳动量的一部以至大部。田赋征收额更是迅速增加,四川许多地区的田赋,往往预征到二十年甚至四十年之后。除了这种直接税的剥夺外,还有繁重的间接税压在农民身上。田赋附加及其他苛捐杂税多达十几种乃至数十种。商业资本和高利贷剥削也极其严重。商业高利贷和地主剥削及财政搜刮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封建剥削的天罗地网,对广大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剥削。这些情况,加上国民党军阀连年进行内战对农村的破坏,使自然灾害的为害程度大大加剧。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历年都有大灾,无数的农民被夺去生命。一九三一年长江大水灾,受灾十几个省,灾民五千万。一九三五年水灾,仅鄂湘赣皖四省,灾民即超过一千万。大量农村人口流离死亡,广大农民饥寒交迫。在北方,例如河南农村,“户鲜盖藏,途有饿殍,年壮力富者多挺而走险,致盗贼起于郊野,哀鸿遍于村原,耕者离其阡陌,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在南方,例如安徽农民,“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上述情况,使农村的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广大农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面对工业衰退,农村破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局面,蒋介石曾企图发起一个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挽救“经济危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一九三五年四月初,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称“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机,与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须有一个运动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其名为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八月,蒋介石又通电各省,提出这一运动的“实施要项”,要求各省“切实着眼于建设国民经济,视此为唯一之中心”。在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后的两年内,蒋介石不断撰写文章,发表演说,还组织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自任会长,拟定了经济建设方案。他表示:“政府定有确乎不拔的决心,……使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能尽早解除经济的痛苦,得到一条生路”。但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不过是说说而已。中国社会经济凋敝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经济建设方案,终归不会收到什么明显效果。随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蒋介石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四 国民党政府反动的土地法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是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伟大斗争。这一场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引起地主买办阶级的坚决反对和仇恨。国民党政府在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问题的法令,竭力维护四大家族和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一九三○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个所谓《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有三百九十七条之多。但它主要点是虚伪地宣称土地“属于国民全体”,而又把土地分为“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两类,以维护四大家族掠夺“公有土地”和地主阶级占有“私有土地”的利益。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公布《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该条例规定,组织“农村兴复委员会”,对已被广大农民“分散之田地及其它不动产”,“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在被其占领的苏区实行反攻倒算,恢复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



同时,一些地方军阀也提出所谓“解决土地问题”和“解决乡村问题”的种种主张,借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九三五年九月公布了一个《土地公有案办法大纲》,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其要点是:“由村公所发行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作”。村民年满十八岁“向村公所呈领份地”,到五十八岁“将原领之田缴还村公所”。公债用什么还本呢?用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这就是所谓“土地村公有”。



阎的办法决不是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是为了反共和反对民主革命。他自己说:“今日之土地私有,实为共产党露下一大空隙,也为现社会埋下一个摧毁的爆炸弹,土地公有已成不得不办之势”。“土地问题解决,将共产党造乱的空隙弥补,将摧毁现社会的爆炸弹消除”。“土地村公有”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加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



“土地村公有”办法公布之后,有些进步人士对它做了正确的分析批判:土地村公有,掌管土地的是村公所,但是“村公所是地主豪绅的机关”,“村公所的公田在实际上一定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土地是用公债收买的。掌权的地主豪绅一定不会自己出钱去收买,而是用“劳动所得税”去偿还。这样,“实际负担公债的还是农村劳动大众,他们出了偌大的代价,方始领得份地耕种;然而这种份地却不是农民私有,而是村公有”。“农民出了钱没有得到土地,地主豪绅得了钱(收回债本),田地还留在他们手里”。阎锡山玩弄的把戏就是如此。



阎的这一套办法并没有实行。他的办法里本来就说,“推行之初,耕农对省县地方负担,仍照旧征收田赋”。山西省的封建剥削方式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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