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西安事变前后接济红军多少钱

原载《党史博览》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曾大量接济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等,此问题的有关细节散见于一些著述、回忆文章中,目前尚无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试就此进行初步梳理,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接济”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用语,意指筹借或给予。接济的内容,包括经费、军需物资(枪支、弹药、被服布匹、药品器械、无线电台配件、地图等)和生活必需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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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征结束红军到达陕北,面临给养保障大难题


陕甘苏区人口40万余人,红二、四方面军未到时,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13∶1。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甘后,这一比例几近5∶1!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不能不引起给养困难。供需矛盾下,苏区所能挖掘的供给潜力非常有限,往往筹款数月一无所获,甚至连采办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纸票,而纸票则因无纸,赶印不及。


2.红军向东北军提出“经济通商”,张学良转赠中共中央1万元


1月20日晚,张学良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晤。李克农提出“休战”、“经济通商”事项,张学良均示赞同,议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后,张学良还经李克农转赠给中共中央1万元,从此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3.毛泽东关注更大范围的通商互济,张学良开始暗中接济红军


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与张学良部东北军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停战前提下的“经济通商”均为历次会谈的核心内容。一定意义上讲,“经济通商”不仅成为中共从苏区外获取物资给养保障的变通方式,同时也增强了与东北军的信任


4.周恩来和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会谈,张学良不断为红军提供弹药和经费


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与张学良部东北军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停战前提下的“经济通商”均为历次会谈的核心内容。一定意义上讲,“经济通商”不仅成为中共从苏区外获取物资给养保障的变通方式,同时也增强了与东北军的信任。


5.中央酝酿西征和出兵陕南,周恩来请张学良提供必要现金和军火


5月22日,西征红军出发不久,周恩来致电东北军,商讨红军去陕南行军路线,要求张学良迅速依照前议调拨七九子弹10万发,从中抽3万发至4万发于临潼附近,以便交红军去陕南的部队,其余子弹则仍依前定办法在肤甘之间转交红军。


6.红军会师大西北冬衣严重缺少,张学良伸出援手


从8月19日始,潘汉年与张学良连续会晤。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借经费5万元,并请解决部分冬衣。对借款一事,张学良“立刻应许”,表示可多借些;对冬衣一事,张请潘问明数量。


7.蒋介石亲赴西安部署“进剿”红军,张学良屡次对中共慷慨解囊


11月5日,叶剑英感到西安形势日益紧张,按中央指示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慷慨借给红军10万银圆,并写信询问中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特别是询问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对张学良的慷慨,叶剑英相当感激。


8.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开始公开接济红军


19日,张学良根据18日晚议定的方案,正式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下达行动部署。同日,张学良派人用汽车运送子弹、鞋子等弹药军需物资抵达西峰、庆阳等。毛泽东将这一消息告知红军前总,令红军一部迅速南下接取。


9.红军筹划通过西北军政会统筹给养,蒋介石同意对红军可经张学良接济


24日,蒋介石答复张学良:联红抗日,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危难”之中,蒋介石不得不正面答应解决接济红军的问题;同时,他还要顾及自己的面子,指令张学良“暗中接济”,待抗战后红军再改番号,予以公开。


1935年长征结束到达陕北的红军,面临给养保障的大难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后,虽不致再奔波劳顿,但依然没有解决因物质匮乏而造成的生存问题。红军不仅军事装备、钱款均缺,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成问题。这一现实情况,从1934年与1936年的红军供给标准变化可以看出:大部分同一项目的标准,1936年仅为1934年的1/2,甚至1/3或1/10;一些项目干脆取消,或归并到其他项目中,如教育费、零花费用等。同一项目所含内容,1936年相比1934年大多较粗,没有“具体”。相反,一些体现等级性、福利性的项目却明显细化,如抚恤费、技术人员津贴等,这显然是迫于安抚军心、延揽人才的需要。


1935年1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先后颁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伤病员几项费用标准的通令》(1935年12月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1935年12月1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各项费用之规定的训令》(1935年12月27日)等三个命令。从三个命令对比中不难看出,除方面军级、军团级办公费有一定提高外,其他各项费用均调低,规定也越来越细,明显是为了适应给养窘迫的现状。


造成陕北红军物质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客观环境因素。无论是长征结束的红军,还是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军,所处的陕甘、川康地区均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大规模军队的供给相当困难。其二,国民党军在军事、经济上的封锁。其三,供需人员比例失调。陕甘苏区人口40万余人,红二、四方面军未到时,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13∶1。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甘后,这一比例几近5∶1!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不能不引起给养困难。供需矛盾下,苏区所能挖掘的供给潜力非常有限,往往筹款数月一无所获,甚至连采办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纸票,而纸票则因无纸,赶印不及。


为消除物质困难,中共中央自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稳定于陕甘后,通过不断发布电文、颁布训令等,压缩开支,厉行节约。节流的同时,则不断加强筹粮筹款,以至“某地有土豪粮食百余石”事,都要报毛泽东、周恩来等统筹处理。与此同时,“出于后勤考虑”,因“根据地地域不大,物产不丰,后勤补给困难”,为“解决军队的物质基础”,拓展生存空间,红军遂发起东征和西征。


红军向东北军提出“经济通商”,张学良转赠中共中央1万元,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红军东征之际,中共中央积极寻求与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络。在对立状态下,联络工作伊始,中共并没指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的“曲线”方案——“经济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缓解给养保障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共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全面展开。


1936年1月,被红军释放的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架起了中共与东北军联络的桥梁。1月16日,高福源重回瓦窑堡,附带有张学良送的2头毛驴驮运的罐头、水果和食品等,同时也带来了请红军派人面谈的要求。19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达洛川,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接触。


出于对张学良的期望及其实力的判断,也出于对苏联援助红军的信心,毛泽东于1月20日致电李克农: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此电的核心是联合张学良抗日反蒋。电文中,毛泽东以“军饷、械弹”相许,完全是出于对苏联军援的高度预计。此后的发展说明,这对张学良坚定联共思想的影响是存在的——张学良看重的不仅仅是苏联实实在在的军饷、械弹,更在于中共是联系苏联的桥梁,而苏联则是中国抗日的战略后方。以此为基础,诚意抗日的张学良在对苏联的期望之下,不计较彼此,反倒是非常慷慨地接济渴望着苏联军援却从未得到的中共和红军。


1月20日晚,张学良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晤。李克农提出“休战”、“经济通商”事项,张学良均示赞同,议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后,张学良还经李克农转赠给中共中央1万元,从此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此时的张学良之所以会如此迫切地希望与红军停战,一方面是他背负国恨家仇,讨厌内战,希望抗日。另一方面,蒋介石安排东北军“围剿”红军,意在既削弱红军,也削弱东北军。1935年秋,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来,先后有劳山失利、直罗镇惨败。短短不到2个月,东北军部队损失惨重,而蒋介石非但不予补充,反而取消了东北军2个师的番号。


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代处长的佟铁肩回忆,会晤后,李克农还与王以哲口头议定:一、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双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红军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两侧各撤出5华里以外,并保证公路交通和东北军驻军补给运输的安全;三、东北军同意补给中共红军一部分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和弹药等军用物资,由洛川六十七军和一○五师仓库运至肤施(今延安)转交中共中央。达成这一协议,完全基于双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红军包围的部队得到补给,中共希望获得一些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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