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中华”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普遍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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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军人在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令小小的钓鱼城成为梗在蒙古大军喉咙中的硬骨头。钓鱼城“独钓中原”36年,鏖战200多场,世界历史为之改观……

……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北京)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

“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当时,日本同样面对着蒙古铁骑的威胁。

在钓鱼城投降前5年(1274年),忽必烈派军3万、战船近千艘,东渡大海,攻击日本。元军在博多湾登陆,进展顺利,但遭遇台风,死亡人数高达13500多人,被迫撤军。此为日本史上的“文永之役”。

钓鱼城投降2年后(1281年),忽必烈再度讨伐日本,东路军4万人、战船900艘,从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江南军10万人、战船3500艘,从庆元(宁波)渡海攻击。军队甚至准备了农具,计划登陆后屯田,永久占领日本。大军在日本节节获胜,会师后却再度遭遇强台风袭击,“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死亡人数高达5万~6万人,余部被日军击垮,逃回人数只有不到3万人。日本史称“弘安之役”。

蒙元大军两次征日,都败于台风,日本因此将此台风奉为“神风”,这也是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名称的来源。吊诡的是,数万元军于“弘安之役”中被俘后,日本人将其中的“南人”(元代种族歧视政策下最下等的民众,指原南宋政权下的百姓)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他所有“革达虏”(包括朝鲜人和北方汉人),屠戮殆尽。清代思想家徐继畲在其那篇被锩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巨著《瀛寰志略》中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 (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3月22日1850期D7版雪珥专栏《华盛顿的定情信物》)其实,日本人并非“轻中国”,而是“轻”占领了中国的“革达虏” 及被占领的汉人。

宋亡之后,扛住了蒙古铁蹄两次东征的日本,日渐以“小中华”自居。这种“中华”使命感,在明亡清兴之后更为强烈:未被满清征服的日本,与虽被征服却未被占领的朝鲜,在“中原沦陷”之后,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真正传人(有关朝鲜的“中华情结”,请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 年8月23日1874期“先锋话题”《半岛之殇》)。

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看透了中国的病态。

9年后(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纵观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神州”、“中华”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普遍自称。这种“中华情结”,导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自己包装成“驱除革达虏、恢复中华”的解放者,起到了巨大的分化瓦解作用。而日本的史料中,也留下了不少中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记载。

在鄙视蒙元、满清等“革达虏”及懦弱的汉人的同时,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南宋抗战英雄,却日渐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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