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复诡辩专家萧观音之“造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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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刚才没事逛论坛,看见有人发帖:《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鲁迅这个人》,差点笑抽了。但忽然想到,这位网友其实和萧观音阁下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了“周树人”,我们却叫他“鲁迅”,自然是“造谣”了。 1,关于《北平军分会三年》问题的答复: 首先,烦请你把此书书名《何应钦上将95诞辰纪念丛书----北平军分会三年》写全了,可乎?是不是书名写全了见不得人,所以你萧观音非要藏头露尾的忽悠人? 其次,烦请你注意,此书是你作为“何应钦没签何梅协定”的例证的吧,你说这本书是“造谣”,阁下是不是有自虐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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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没事逛论坛,看见有人发帖:《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鲁迅这个人》,差点笑抽了。但忽然想到,这位网友其实和萧观音阁下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了“周树人”,我们却叫他“鲁迅”,自然是“造谣”了。



1,关于《北平军分会三年》问题的答复:


首先,烦请你把此书书名《何应钦上将95诞辰纪念丛书----北平军分会三年》写全了,可乎?是不是书名写全了见不得人,所以你萧观音非要藏头露尾的忽悠人?


其次,烦请你注意,此书是你作为“何应钦没签何梅协定”的例证的吧,你说这本书是“造谣”,阁下是不是有自虐狂倾向?


再次,《何应钦上将诞辰纪念丛书》这种书,本就存在为传主辩白的侵向,所以我告诉你此书不足为凭,请问你有意见。我说《何应钦文集》的确不妥,因为文集虽然不一定就是史实,好歹是作者自己真实意见的表白。而《纪念丛书》这类东西本就是为传主涂脂抹粉的,。


最后,还是问一个老问题,书名《何应钦上将95诞辰纪念丛书----北平军分会三年》为何不敢写全了?或者我指责你栽赃诬陷冯少白。你脸上挂不住了?



2,关于《旧金山合约》问题,我貌似很明白的说明了吧,你说台湾政府没签《旧金山合约》,我告诉你他们于一年后签署了《台北合约》,完全接受了《旧金山合约》精神,请问你有意见?你萧观音喜欢玩“白马非马”也就算了,是不是说话喜欢说一半的?为何藏着《台北合约》不肯说,是台北合约第十一条太见不得人了?我已经明白告诉你了,1951年签订《旧金山合约》时,台湾没签,根据维基的说法是当时的代表资格问题。而1952年签订《台北合约》加入《旧金山合约》体系,你是不是玩“白马非马”上了瘾,“签”只是指在文书上签字的?《旧金山合约》和《台北合约》本就存在子母约关系。明白吗?


萧观音,你用诡辩术强词夺理说“台湾没签《旧金山合约》”而躲避《台北合约》存在的事实,请问我揭露了你画皮。你有意见?




3,关于何梅协定问题。我再三追问你,你同时给出“口头协定,就一复函,没有签订文本”是什么意思?复函是口头协定吗?没有签订文本会有复函吗?接下来你又跑出来一说说法是“打字油印”(根据你给出的资料《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册第36页,是打字印刷,并加盖了何应钦印)。请问你说“没有签字署名”是什么意思?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一方提出要约,一方承诺,契约已经成立了。何况何应钦不仅7月6日书面承认“何梅协定”,甚至之前就已经将协定内容实施了。请问何梅协定到底存在不存在?


萧观音,你在这里又打算玩“白马非马”的把戏,将“签”理解为非要是在同一文本上签字才算“签”。被我看穿了,你又有意见?“签”是什么意思?何应钦文本中明确指明“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并且加盖有何应钦的印(何应钦还真没签字,因为当时盖印比签字更有效力)。


至于口头协定,从1935年5月29日至7月6日前,何梅协定的确是一个口头协定,并且国民政府已然实施,但是7月6日“何应钦文本”出现后,这就成为一个书面协定。(即我介绍过的要约,承诺形式的契约)。而你在这里又来了一次“藏头露尾”(应该说是藏尾露头),用前半段的“口头协定”去否认后半段的“书面协定”,你是不是玩这种诡辩术有瘾呀?


关于“复函”问题,我也明确告诉你,当时“函”是指信。你却搬出什么中国人民共和国2000年的文书规则上对于“函”的定义,请问1935年何应钦出具文书,需要符合2000年的规定吗?我不是告诉你,去仔细查查当时“函”的定义,《辞海》《辞源》解释了“函”字的古义,而《新华词典》(2000年前)直接写了“函”就是“信”!白马非马,你不是很喜欢这套吗?


好了,解释了当时的“函”的概念后,再说“复函”问题,当年“函”是信,事实上是指以“信”(函的原意其实指信封),是指装载信封中符合“函”这一格式的文件。当年民国书信大多是手写的,所以既然你非要说“复函”,我说如果是“复函”就应该是手写的,请问你有意见?之所以日本史料非要强调“打印”,这是因为当年中文打字机非常罕见,且使用起来非常困难,除非是重要文件绝对不会是打印的(一般公文多半就是办事人员手工写就)。如果是打印的,正显得国民政府对此的重视吧!(当然,今天因为电脑打印普及,所以电脑打字的反而显得不如手写的重视了)。


需要说明一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册上的确出现过“最后,何应钦作为证据附上这一封信”,应该说这是一种不严谨的表述(1935年信函有严格的格式,能打印在纸上的文件是不该被称为“信”,因此日方之前用了正确的表述“通知书”。但是从“一封信”的措辞推断,何应钦是将“何应钦文本”放在信封中交给日本,此时的信封从严格意义上应当被称为“文件袋”或“公文袋”,强调的是此通知书交付时带有封套------在当时的文书规则中,这又也是重视的表现)。


以此,事实的真相是1935年5月底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达成口头协议,6月初国民政府即开始实施。但是日方补充要求书面文书下何应钦以通知形式郑重其事的打印了一份文件交付给日方(关于打印件在30年代表示尊重的概念,我上文说过,因为打字比秘书抄写复杂的多)。


所以,正确的表述是“何梅协定最初是口头协定,但是之后何应钦给予日方书面回复,形成了书面的契约”。但是你萧观音死性不改,在这里把时间上“口头协定,书面回复,形成契约”的逻辑先后关系改成并列变成“口头协定,就一复函,没有签订书面文本”。前两者条是你篡改了逻辑关系,最后一条则是你误判!


顺便说下,关于“油印”,我已经解释过了,油印是当时一种特殊的印刷方式,无论从那一种途径,何应钦文本都不可能是油印的,除非是事后传阅的宣传品。当然,油印的性质,你萧观音自然是不懂的了。所以一帮白痴把“打印印刷”说成“打字油印”,大概是因为“印刷”必然用油墨,所以一些“良历青”就以为用了油墨的印刷就是“油印”了!



最后,说一下,你萧观音好像藏头露尾,断章取义,甚至变更表述次序更改原意已经很昭彰了。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根据日方资料得出“打字印刷,何应钦印”,从常识上能够理解(虽然我很纳闷何应钦为何非要打字这么正式)。我倒是很想知道,你引得某人文字非说是“打字油印”有何所本,他的出处呢?


根据你的资料,称“何应钦没有签章”的只有一处,即“何应钦诞辰乱七八糟一堆”那本书(你知道那本的),此书本就存在为何应钦辩白的嫌疑不说(纪念人家诞辰,你总不好意思开口就是:何应钦个老不死的卖国贼吧),其所传证据是“冈田正芳给何应钦的信”,而冈田正芳的说法又是“据矶谷廉介说”,我已经说这就是传闻证据了,而是二手传闻。而其他史料“打字机打出来的一纸通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打字印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你萧观音故意不是说此书所载是有何应钦印的]。以此事实上是存在何应钦文本的(古屋奎二的观点是没有何梅协定,和你的一样属于“白马非马”,即协定非要是双方坐下来在同一文本上签署才是协定,口头协定不算协定,书面回复也不算协定)。


4,《何梅协定》是不存在滴,但“何梅协定”是存在滴


-----------------这话你说的?我很建议你去精神疾病防治中心看看。且不论《何梅协定》和“何梅协定”是否存在区别问题,即便你认为书名号加的不妥当,请问你难道自己都承认是“打字油印”(打字印刷,我再次更正一下,油印在中国另有所指),就没有文本所以不能用书名号了?



5,关于“函”字的意思,我上文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告诉你去查查《新华字典》,上面有“函”字近代的用法。查查《辞海》《辞源》,上面有函字古代的用法。函在当年本身就是指“信”(信函)。不要搬出公元2000年的国务院颁布的办法去约束何应钦。


除了其他基本近代学人个别研究的结果用“回信”(大约2000年前后,自然使用近代的概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起先明确说了是“通知”,这里用“信”是强调该通知外面有(信封),即指“以信的形势”,表示其郑重而已。通知不是“信”,你萧观音玩“白马非马”玩多了,不妨也回头去学学“函”和“信”的古今歧义,省的在这里丢人现眼,傻里吧唧的搞出一个“复函”来了。我已经说了N遍了,要是何应钦真的给梅津写了一封信。梅津收不收且不论(如果信上只签“何应钦”大名,可以被认为是私信,梅津未必认可),该信必然是何应钦亲笔写或者秘书代表,因为八行只能用毛笔写,是不能打印的。而何应钦实际上回了一个通知书(日方要求的是备忘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注意,这都不是“信”),而日方说这是“信”是可能指该通知书放在封套中,有点象信的样子(上文介绍过,公文袋档案袋开上去也是“信”的样子。但绝对不是信)。而说这是“函”是一种误用了,因为当年函就指信。


以此,回信必然是手书的,貌似民国期间,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写中文信有打印的情况。公文的确是可以打印的,无论是备忘录还是通知书,但是当年“函”指信而不是公文。你不能用公元2000年的规则去约束1935年人的行为!



6,死鸭子嘴硬,“口头协定”有文本吗?!你就是玩“口头协定,就一复函,没有签订文本”。且不论和史实有相悖。就你自己,我再三要你统一一下不要自相矛盾,到底是“口头协定”还是“就一复函”?到底是“打字印刷”还是“复函”(函在当年的含义我教了你N遍了!)?到底是“没有签订”(签署),还是回复的通知书有“何应钦印”?你举的证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上可是明确说明有“何应钦印”,而你举得例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文本和《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相同,只是“何应钦”后面没有加“印”,无论是通知还是书信,最后必然署名还是加盖公章。《档案》认为“何应钦”三字与其形势已经说明其含义(通知最后署名表示签署确认),所以没有必要加注。却被你们这般“白马非马”的货色钻空子了!



7,关于《何应钦诞辰95周年纪念丛书----北平军分区三年》我已经再三说明了,此处不答。以后你引文字引全了。我可以告诉你,一般而言,正如我们可以叫“周树人”先生“鲁迅”一般,如果大家都认可,你说《北平军分区三年》以指此书,并没有什么问题。正如版本学中我们称《殿本》(钦定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衲本》(清代以前版本的史书,民国时期收集刊行),《局本》(中华书局本,一般指建国后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五史)这是属于缩写指代,只要大家都明白指的是那一本书,自然可以引。可是,既然我简称此书为《何应钦文集》和《为何应钦辩白之文集》(根据其性质而指代),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口口声声说我“造谣”。所以根据对等原则,烦请你以后引述此书,把书名一并列出,否则你就是“造谣”!这个规则是你定的,我遵照执行而已。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这种小肚鸡肠的诡辩术中学时就领教了。自己不审妄引了“诞辰纪念”这种歌功颂德文字作为辩论例证,被别人指出了脸上挂不住?就抢先倒打一耙?《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是内奸的若干铁证》干吗不继续回了?却要另开一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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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问问,关于阁下构陷冯少白问题,你干吗不答复了?



冯少白曾经和周佛海谈判。冯少白自己也承认有过此事。周佛海日记称冯少白“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进和平统一”。这三个表述都没有问题,而你却颠倒次序,改为:


冯少白曾经和周佛海谈判。周佛海日记称谈“汪共合作”。冯少白自己也承认了。


烦请告知,冯少白何时承认过“和周佛海谈汪共合作”了?你擅自改动表述次序,构陷冯少白“自己也承认和周佛海谈汪共合作”,请问是何居心?明白回答!





1,新四军刘少奇曾派人跟周佛海谈判。“筱月来报告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即冯少白,实际冯当初是受刘少奇、陈毅委派来沪侦察敌情和采购物资,在1942年3月刘少奇调赴延安后仍肩负这一秘密工作)来沪见余,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次日)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渠(冯龙)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陈)公博对此事亦颇注意,允与冯晤谈。”[蔡德金编著:《周佛海日记》1943年三月7日、8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P715-716]

当事人冯少白也曾在回忆文章《历史不容伪造》中予以证实(载1980年5月10日《解放日报》)。





25楼 萧观音
 以下是引用潜龙待云 在第10楼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昆明1027 在第9楼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ygz1959 在第4楼的发言:
我拥护楼主的观点,老蒋就是日本的内奸!看看他干的那些事情就明白了:嘴上假抗日,实际上见着鬼子不开火暗中壮大自己力量准备打内战。更可气的是种植贩卖鸦片毒害人民,据说某些部队的师部里公然炼制鸦片,比鬼子还坏。他还下令部队不许破坏铁路,让鬼子的兵员物资源源不断开到前线打八路军和新四军。太可恨了!

呵呵呵呵,日本人也傻,尽找哪个“不抵抗”的蒋介石谈判“停战”,根本不理睬积极抗日的“中流砥柱”,怪不得日本人无法从中国这个“泥潭”里拔出脚来!

你跟客户谈判的时候也得找个能跟你谈的客户吧。所以老蒋是可以谈判来解决的、而八路是绝对不投降的。所以没得谈。

没得谈?你没听说过滴事就是不存在滴?谈判怎么啦?借谈判之名探听一下敌方意图及虚实或动向,搞点情报,似乎并无不妥。

1,新四军刘少奇曾派人跟周佛海谈判。“筱月来报告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即冯少白,实际冯当初是受刘少奇、陈毅委派来沪侦察敌情和采购物资,在1942年3月刘少奇调赴延安后仍肩负这一秘密工作)来沪见余,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次日)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渠(冯龙)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陈)公博对此事亦颇注意,允与冯晤谈。”[蔡德金编著:《周佛海日记》1943年三月7日、8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P715-716]

当事人冯少白也曾在回忆文章《历史不容伪造》中予以证实(载1980年5月10日《解放日报》)。

2,抗战末期,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曾主动向新四军求“局部和平”。为此,1945年5月,日军下令释放于1942年7月“中共谍报案”中在南京被捕的中共情报人员纪纲,让他与新四军军部牵线。中共华中局与新四军请示延安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为弄清日方真正意图,回电表示同意和日方秘密接触。6月初,日方派出三位代表,随同纪纲秘密前往中共淮南根据地,与新四军代表彭康(华中局宣传部部长)、梁国斌(军部保卫部长)、杨帆(军部联络部长)举行会谈。随后,日方邀请新四军派遣代表秘密到南京,与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举行高级会谈。6月间,新四军派杨帆为代表,随纪纲夫妇来南京,与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遣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会谈。

此事重要当事人杨帆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因“谈判”一事被指为叛党投敌,蒙冤达20年之久。此事亦可参见《杨帆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这里还等着你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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