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亚双雄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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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曾四次组阁。作为明治宪法之父,他还是该国第一位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在伊藤组阁期间,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一举挫败大清,自此成为东亚头号强国。而那一刻,号称大清“中兴名臣”的李鸿章则陷入人生最失意、最落寞的境地。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1885年4月,伊藤博文因朝鲜“甲申政变”,作为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谈。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曾四次组阁。作为明治宪法之父,他还是该国第一位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在伊藤组阁期间,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一举挫败大清,自此成为东亚头号强国。而那一刻,号称大清“中兴名臣”的李鸿章则陷入人生最失意、最落寞的境地。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1885年4月,伊藤博文因朝鲜“甲申政变”,作为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此次谈判达成《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也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时年,李鸿章62岁,伊藤44岁。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李鸿章多少有些感慨。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应该说,李鸿章的眼光是比较敏锐的。当年12月,伊藤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着手制定宪法。

时间一晃又过了10年,当两人再次见面时,李鸿章已是古稀之龄的老人,伊藤博文也过了知命之年。更恍若隔世的是,10年前的会面,两人尚能相对平等的交锋,此番早已乾坤倒转。1895年2月,在大清遭遇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对李鸿章,伊藤给予了尊重;但对清帝国,他却磨刀霍霍。尽管清庭也知道这一回割地赔款是躲不过了,让李鸿章该怎么办、就看着办。李鸿章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经过拉锯式的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竟在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日方的和谈条件才稍有收敛。最终伊藤将中国的赔款金额由原先的3亿两白银调至2亿两,对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则不予让步,要求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发电报请示,清庭表示同意,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3月23日,《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

让我们听听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条约谈判期间的聊天吧。就大清的变法图强,伊藤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渐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虽然各为其国,而且在那个时期,伊藤博文更极大地侵损了中华的利益,但就私交而言,他与李鸿章却相当投缘。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伊藤表示:“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李鸿章连称:“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他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为安徽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应该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甚至还希望它籍此变法图强。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积极“脱亚入欧”,但国内仍有不少“兴亚”主义者。他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所以应联合中国,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但清政府太腐败,必须将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结盟。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他甚至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事实上,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借鉴的浪潮,中日关系也曾比较友好。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1898年9月,伊藤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20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可到了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那些天,伊藤博文又与李鸿章见了面。此时的李鸿章垂垂老矣,年届75岁。而伊藤也已57岁,他特地前来为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由李鸿章一手栽培,甲午战争中曾作为清庭代表赴日谈判。但李鸿章后来一度失势,张荫桓却自觉翅膀硬了,竟对李有切割之意。戊戌变法时,他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属于维新人士,因此政变后遭株连。伊藤的面子,李鸿章还是要卖的,于是他对张荫桓施以援手。张荫桓未被斩首,从轻处理后充军新疆。当然,也不知是否算好事,本来“戊戌六君子”将是“戊戌七君子”,张荫桓将更出名一些。拣了一命的张荫桓,只不过拖了几口气,1900年还是被杀了。而对此次中国之行,伊藤曾谈了他的感想:“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此次他已不能与李鸿章会面。8年前即1901年9月7日,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代表大清与11国签订《辛苦条约》后,“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最终留下“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遗愿离世。但伊藤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奉天会谈中,他又提到了李鸿章:“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贵国,晤见北京亲贵大老,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极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老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当然,伊藤的话语并不一定坦露心声,毕竟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听其言,更需观其行,但历史也不再给他以考验的机会。仅仅过了3天,在戒备森严的哈尔滨车站,当伊藤走出专列检阅清军和俄军仪仗队时,从日本商民队伍中突然冲出一名朝鲜青年,向伊藤连开三枪。每一颗子弹都精确命中了,伊藤博文就这般气绝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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