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袁世凯:制定“十八斩”军纪编练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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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陶菊隐先生的《武夫当国》,其中提到一句:“1906年,北洋陆军和南洋陆军在彰德(今安阳)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史称彰德秋操,为晚清三大秋操之一,此次秋操得到了中外媒体的高度评价。”   再翻其他章节,再无彰德秋操的只言片语。于是赶紧找清末民初史料。查阅之后,兴趣倍增,“彰德秋操”几字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06年的10月,为检阅全国编练新军的成果,清政府决定在彰德附近举行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次近代化的军演,仍沿袭了旧式称呼——“秋操”。彰德秋操和先期举行的河间秋操、而后计

陶菊隐先生的《武夫当国》,其中提到一句:“1906年,北洋陆军和南洋陆军在彰德(今安阳)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史称彰德秋操,为晚清三大秋操之一,此次秋操得到了中外媒体的高度评价。”


再翻其他章节,再无彰德秋操的只言片语。于是赶紧找清末民初史料。查阅之后,兴趣倍增,“彰德秋操”几字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06年的10月,为检阅全国编练新军的成果,清政府决定在彰德附近举行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次近代化的军演,仍沿袭了旧式称呼——“秋操”。彰德秋操和先期举行的河间秋操、而后计划的太湖秋操并称为晚清三大秋操之一。


彰德秋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为达到实战目的,除调北洋陆军参战外,还特意命湖北新军北上参与秋操,而湖北新军有一位军官,叫黎元洪。


天意巧合,北洋、南洋,这次彰德秋操竟使得未来民国五位大总统提前集体亮相: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如果算上那位自称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六位国家元首一个不落,全部到齐,可谓空前绝后的“大彩排”。


百年之前,彰德大地,久违烽烟的中原百姓第一次目睹了近代化军队的实兵操练:黄龙旗下,炮声隆隆,枪声不断,人喊马嘶,尘土**。炮兵、骑兵和步兵协同作战,依次操练冲锋战、遭遇战、防守战。


指挥部中,检阅台上,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这些北洋、南洋的中高级将领,忙于调动、指挥、推演、指令、筹划之时,万万不会想到,数年之后,他们又会在另外一个舞台前后亮相,那一次,将是民国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政治舞台。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而有味。


甲午之战,旧式淮军不堪一击


谈彰德秋操,不能不提北洋陆军;说到北洋陆军,就不能回避袁世凯。


2010年11月7日,记者来到安阳,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袁林。


与我想象中不一样的是,袁林并不大,南临洹水,占地不过139亩,整个袁林体系大多为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而袁世凯的墓冢则仿美国总统格兰特濒河庐墓的形制修成,为内包水泥、外砌石墙的欧式风貌。这种“中西结合”,也许就是清末民初那个时期的特有写照吧。


由于不是周末,参观的人很少,我一个人走在林荫夹道上,静静地思考着一个问题:袁世凯为何能在那个时期脱颖而出呢?


一提起袁世凯,人们会立刻想到四个字:“窃国大盗”。一说起袁世凯办过的那些事,往往充斥着“小人”、“卑鄙”、“阴险”之类,总之,袁世凯这辈子干的事就是为了将来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这是袁世凯吗?


当然不是,坏透了的袁世凯,那只是戏文里的形象,而真实的袁世凯,机敏、干练,不乏阴谋手段。安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院长张华腾教授精研民国史多年,对袁世凯的评价首先就落笔在他的“才干”上。“袁世凯这个人首先是有才能,这种才能在那些只精通八股文章而不识近代外交、军事的清廷大臣中格外突出,不然慈禧、李鸿章、荣禄这些人怎么可能很不信任,但一再重用呢?”


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蕞尔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中国大国”的国人愕然。


尽管两次鸦片战争均败于洋人,但在东方,大清国仍是“老大帝国”。完败于倭寇,使国人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悲愤之中。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说:“我大清曾败于西人,惟不可败于倭寇。败于西人,乃我技不如人;败于倭寇,奇耻大辱,人心尽失,国将不国。”(《张文襄公奏稿》)


甲午战败,淮军不堪一击成为主要原因。早在朝鲜任职时,袁世凯在给弟弟袁世彤的家信中就说:“平壤溃败后,士兵已失去了战斗意志。后续援兵太零星,徒然送死,简直没有办法……堂皇的大国竟束手为小丑所困辱,岂非天乎?然而也是因为谋之不善,平时未能预先防备啊。” (《容庵弟子记》)


袁世凯这里说的“谋之不善”,主要是指中国军队缺乏先进的军事训练。中国军队“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抵抗不了五分钟。此外,清军军纪恶劣,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和品行恶劣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恐惧万分”。(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干练有才,袁世凯取得练兵权


甲午战败后,编练一支新式陆军正式提上日程。根据当时外国教官汉纳根的建议,新式陆军应该与以前的湘军、淮军都不同,采用西方训练方式,打造一支10万人的陆军。当然,汉纳根的建议有点过于天真,《马关条约》,清政府需赔款两亿两白银,怎么可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银子来编练10万人军队呢?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时,编练新军取代淮军的想法就已经在清政府高层达成共识。这支新军的最早编练者是胡燏棻,但很快胡燏棻就被委派去督办卢沟桥铁路。那袁世凯为何能最终取得新军的领导权呢?


“以往我们说,袁世凯钻营、投机,用了阴谋手段,才取得练兵权。但这么说很片面。”张华腾教授认为,“阴谋手段是肯定使了,在晚清那么黑暗的政治局面下,你要想做官,想办事,能不用手段吗?但主要的还是袁世凯的才能。”


袁世凯为取得练兵权,出卖李鸿章转投李鸿藻、翁同龢,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李、翁二人能举荐袁世凯,看中的也是他的“干练”。


袁世凯在朝鲜历练多年,对旧式军队存在的问题看得非常透彻;袁世凯在朝鲜编练过新军,有着丰富的练兵经验;袁世凯在朝鲜主持外交活动,在外交上也很有办法;加上经历甲午战争,而且年富力强等优点,是那些身居庙堂之上、只会饱读四书五经的清流之辈所无法比拟的——放眼当时的清廷中枢,能找出像袁世凯这样精通军事、外交的青年之辈,或许真的很难,这也是李鸿藻感叹“完全出自爱才之意”和荣禄在戊戌政变后力保袁世凯“大才可用”的原因所在。


1895年12月8日光绪下旨,令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当日,袁世凯奉旨赴天津小站。从此,袁世凯开始了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小站练兵。


严格治军,“十八斩”强化军纪


编练新军,要懂军事,尤其懂得近代军事,应该说,袁世凯有这个能力。在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把这种能力表现得非常好。作为军队的指挥者和管理者,上至军官选拔、任用,下至军令、军政的推行,袁世凯都亲力亲为。


“袁世凯治军非常严格,比如关于军令,他制定的《简明军律》中就有十八斩。”张华腾教授所说的“十八斩”,分别为:“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队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


有后人对袁世凯的“十八斩”过于求疵,认为既然推行西方军事训练,何来斩刑?我认为此种议论可谓脱离历史之论。袁世凯训练的中国新式陆军,不能离开当时的国内环境,完全照抄西方条例。


当时淮军军纪涣散,战时一哄而散,让李鸿章都感叹“兵不能用”。袁世凯强化军纪,正是针对淮军的弱点所采取的必然措施。


但同样不该忽视的是,袁世凯的铁腕治军,有着非常浓厚的私心。晚清时期,满洲贵族对汉人掌兵提防甚严。袁世凯的前辈——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剿灭太平军后不得不“自剪羽翼”,将湘军大部解散;李鸿章创建淮军和北洋水师,被朝廷清流骂了一辈子“扶持私人武装”。


袁世凯在创建编练小站兵时,就着重培养官兵的愚忠观念,通过实施严厉的军令,极力把小站兵私化为自己攫取政治权势的筹码,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权力欲。


这一点,张之洞曾一语道破,说袁世凯“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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