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在华百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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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曾经亲密,曾经交恶。


当年开进东北的苏联红军来了又走了,


以前的苏联援华专家则也是匆匆过客。









不过,还是有不少的俄罗斯人在中国扎了根。


今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


而这些俄罗斯人,无论是走的还是留的,


他们都在见证着中俄两国的百年变迁,


也感受着国际政治带来的种种冲击。


见习记者 叶伟民 陈江 广州、北京报道


2006年7月7日下午,在送走两个客户之后,伊利亚才感到喉咙干涩和腰部酸软。他站起来,在位于广州世贸中心大厦21楼的办公室窗前驻足良久。身后的墙壁挂着民国初期广州街景的油画,窗外则是一座座巨型钢铁吊臂在不停旋转着。


大约是从今年春节后开始,伊利亚的咨询公司业务量几乎成倍增长,电话经常响到晚上七八点。他已经忘了上一次练空手道和品上等普洱是什么时候了,但他知道眼前的这一切与2006年密切相关。


今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同胞们的兴奋程度远远超出伊利亚的想象。随着一系列贸易优惠政策的出台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许多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俄罗斯人纷纷向一些在华俄资咨询机构求助。纵使他们偶尔会问出诸如“广州有没有超市”之类让人喷饭的问题,但作为专业的咨询人士,伊利亚绝对不会打击他们了解中国的耐心。


伊利亚在中国度过了17年, 96岁柯蕾娃娅在中国则整整呆了77年。像他们一样见证中国改变,受中俄关系变化冲击的俄罗斯人其实并不少。只是像他们这样如此坚定地将个人与一个异国捆绑起来的,则尚未是多数。曾经的援华专家来了又走了,当年开进东北的苏联红军也是匆匆过客。不过,和伊利亚一样,叶热尼亚也还算是其中“固执”的一个。


与伊利亚相比,26岁的叶热尼亚更具有新一代俄罗斯商人的特质,年轻、聪明、开放、充满力量。身为律师顾问的他努力向来访者描述,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多么的诱人。


2006年的俄罗斯年,刺激的不仅仅是淘金者和文化人的神经,对于那些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俄罗斯人来说,更是留下了广阔的回味与展望的空间。


时间: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


事件: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成立


柯蕾娃娅成了叶瑞兰


北京市西城区铁三社区16栋1门4号。


这是俄罗斯人柯蕾娃娅的房子。柯蕾娃娅说,这是中国人叶瑞兰的房子。这个房子属于柯蕾娃娅或是叶瑞兰,因为,柯蕾娃娅和叶瑞兰本就是同一个人。


不论是柯蕾娃娅、叶瑞兰,附近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当年没有撤回苏联的好人。


“叫我柯蕾娃娅,那是我的爱称,不过我也喜欢户口本上的名字——‘叶瑞兰’。”笑起来的时候,96岁的柯蕾娃娅的绿眼睛放着光,因为肌肉萎缩而不能用筷的双手仍然习惯性的不时梳捋着自己银白色的头发,像是在回忆这个动作曾经代表的芳华。


柯蕾娃娅目前只能在房门到卧床之间缓慢地移动十几步,从94岁开始,她便不能灵便地移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了,哪怕是距离她所居住的二层只有19级台阶的小区花园。背部骨刺已经严重损坏她的健康,柯蕾娃娅的背现在已经弯成了九十度,再也直不起来。


即便这样,柯蕾娃娅仍然对于银光闪闪的轮椅不屑一顾,她弓着背狠狠的搡了一把折叠在墙角的轮椅,之后泰然地坐在了那把被漂亮的俄罗斯小花布罩起来的桃木椅子上。“我在中国教书,30年教龄,站着,不坐轮椅。”柯蕾娃娅自豪地说。


严格意义上说,柯蕾娃娅并不能算做是“援华专家”,虽然她为中国教育贡献了30年。她并不在乎“援华专家”这个名头,因为她在中国得到了真爱。


1929年,18岁的柯蕾娃娅跟随母亲从莫斯科出发前往远东的海参崴,寻找在战争中受伤的父亲,之后全家辗转前往哈尔滨定居。动荡不安的现实中,18岁的柯蕾娃娅认识了刚刚从哈工大毕业的,比他大六岁的叶成(音),随即坠入了爱河,当年两个人完婚。由于老人的汉语发音并不清晰,无法确定老人丈夫的名字,但柯蕾娃娅坚持以“我的爱人”来称呼。


“我的爱人,我的爱人……”老人小声重复着,弯曲的后背好像在那一瞬舒展了很多,“嗯,他是个很漂亮的人,俄语说得很熟悉……”显然,老人对于形容词、副词的使用还是有些困难。老人迷离着双眼,自顾自的思索着什么。


1929年后,柯蕾娃娅跟随从事铁路设计的爱人一道,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南京、广州、四川、湖南,我去过好多地方,中国很美。我爱我丈夫,因此我也爱他的祖国。”柯蕾娃娅停停顿顿地说着。


几乎一生都生活在中国的柯蕾娃娅,喜欢着中国的山川,中国的爱人,虽然终其一生也没能学会非常地道的汉语,但却是个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人。户口本上,叶瑞兰是中国人,女性,职业是教师。


老人好像陷入了沉思:“我的苏联国籍太不方便,结婚的时候,民政部门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开证明的,苏联那边也不会给我们开,最后是去了哈尔滨的法院,开了公证,才证明我们是夫妻。”为了少惹一些类似“海外关系”的麻烦,柯蕾娃娅1954年就入了中国国籍,公公和婆婆给他取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叶瑞兰。


柯蕾娃娅甜蜜地笑着,好像看到了久违的亲人:“我喜欢这个名字,很美,就像俄文里的喀秋莎。”


时间:20世纪30年代-20世纪40年代


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苏联出兵东北、国共战争


苏联红军和草房斗笠


同柯蕾娃娅不同,1939年冬来华的阿拉多利凭着的是苏联红军的身份。二战爆发不久,阿拉多利就被派到远东战区,联合中国军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阿拉多利在战火中获得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破败的泥草房和经常戴着斗笠的人。这个结论在随后转战的内蒙古、东三省等地,都没有改变过。


阿拉多利是叶热尼亚的爷爷。现在每每看着照片中年轻的爷爷,叶热尼亚就后悔当初没有将爷爷的故事更加清楚地记下来。照片里的阿拉多利身穿二战时的苏军军服,与战友在雪地中满脸污垢地笑着。


“那时候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已经是上尉了。”叶热尼亚曾亲眼见过爷爷的斯大林勋章,后面领袖的亲笔签名让他记住了伟人的书法。然而,爷爷更为爱惜的是一枚毛泽东像章,那是二战胜利前夕一位中国战友赠送的,它蕴涵着老人当年援华岁月记忆。


当叶热尼亚还只有8岁的时候,爷爷就经常带他带到哈巴罗夫斯克郊外的江边钓鱼。直到十多年后,叶热尼亚才知道这条河在中国被叫做黑龙江。爷爷在江边一坐就是一天,有一次,爷爷告诉叶热尼亚,他的钓鱼技术也是中国人教的。


在中国的时候,一次巡防中,阿拉多利用俄语向一位中国士兵问好。虽然语言不通,但中国士兵那双乌黑闪亮的眼睛,让阿拉多利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后来,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那段时间,每当日本人的枪声稍停,阿拉多利就会拿起鱼竿去学习中国式的钓鱼。那位中国士兵气定神闲的气质让他感受到东方哲学的精妙。


作为外国人,阿拉多利自然无法完全理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在他印象中,日本人都很矮小,一个苏联士兵单挑四五个日本兵不成问题。当时阿拉多利在炮兵团作战,每当苏军的炮弹在日军队伍中炸响时,中国士兵都会高呼一声“好”。


战胜德国后,苏联全力援华对付日本关东军。在后来的转战中,阿拉多利与那位中国士兵失去了联系,只有那枚毛泽东像章还延续着部分记忆。


还没有来得及一睹中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盛况,阿拉多利就已经随队返回了哈巴罗夫斯克军营。1949年10月,阿拉多利从广播中激动地得知,中国升起了五星红旗,成为与祖国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草房加斗笠”的中国形象在他脑海中定格了40多年之后,阿拉多利开始叮嘱刚刚懂事的叶热尼亚,以后一定要到中国去看看。


时间: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末


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建交、苏联派专家援华、中苏交恶


苏联专家的交谊舞


2006年7月18日的清晨,74岁的莫世珍像往常一样,来到清远市中山公园加入了老人交谊舞的行列。那天的阳光很亮白,这让她想起55年前身上连衣裙的颜色。


“同志,谢谢您的邀请。”即使是今天,一曲跳毕,莫世珍仍会偶尔出现这样的口误。这是上世纪50年代女性跳完舞后感谢舞伴的礼貌用语。1951年12月的一天,还扎着麻花辫的莫世珍就曾用这句话向一位身穿列宁装的苏联专家道谢过。


那天上午,正在青岛炮兵学校上代数课的莫世珍听到身后一阵骚乱,抬头望去,原来是三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领导的带领下走进了课堂。随即,莫世珍接到通知,这是苏联派来支援中国的专家,有一定俄语基础的她要去充当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技术人才的严重不足掣肘了中国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建设。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自1950年2月起,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向中国持续派出援华专家。到1960年中苏交恶为止,其间共约有2万名苏联专家参与过援华建设。


在当晚的欢迎舞会上,莫世珍见识了传说中的交谊舞。苏联人跳舞喜欢有眼神交流,这对当时的莫世珍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她几乎是低着头跳完每一支曲子。一位鼻子“很尖很高”的苏联专家得知莫世珍低头仅仅是因为“害怕”的原因,就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应该像你的人民一样勇敢。”


1954年,部队来了两位苏联俄语老师。他们是夫妇,男的叫毕佳,女的叫丹尼娅,都是苏联国内出色的大学教授,因为向往新生的红色中国,便响应祖国号召,带着两个小女儿过来了。


夫妻俩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苏联文学、教苏联民歌,还盛邀他们到家中品尝俄罗斯美食。莫世珍在那里看到了很多俄罗斯油画,广袤的大地、冰封的河流、茂密的白桦林,那是一个与中国既相似又迥异的地方。


夫妻俩很喜欢中国的山川河流,一有时间便到处游玩,他们始终坚信,中国人儒雅的气质是被温柔秀美的山水孕育出来的。


莫世珍已经忘记了人们对待苏联人的脸色是从何时出现变化的。她只记得1958年的春节刚过,“苏修”等字眼已经开始出现在周围,当莫世珍还没有来得及弄清它们的含义时,丹尼娅老师就给她捎来即将辞别的消息。“我们的祖国叫我们回去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莫世珍天真地以为老师的祖国还会给机会他们重聚的,无奈此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走所有援华专家和技术人员,无情粉碎了这个中国姑娘的梦想。


50年代末的抉择


当莫世珍还沉浸在师生离别的伤感中,远在北京的叶瑞兰也被推到了抉择面前。


是选择做柯蕾娃娅?还是选择当叶瑞兰?


“他们告诉我,可以马上回莫斯科,只要我愿意。” 柯蕾娃娅的声音高了起来,“知道吗,我不能走,我的爱情在这里,离开中国我将失去一切。上帝。”


从此,作为一名北京化纤学院的俄文讲师,虽然每天仍然频繁地使用俄语,但柯蕾娃娅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距离祖国苏联越来越远。“在当时,像她这样自愿留在中国的苏联人更是凤毛麟角。”铁三社区居委会一位熟知当年情况的工作人员评价道。


因为说话太用力,96岁的叶瑞兰需要稳定一下,她布满青筋的双手安详地扣在腹部,倚在桃木椅的靠背上,积攒着再一次说话的力气。她低头看着自己上身穿的兰花底纹衬黄色小花的衣服,周围所有的桌布、衬垫、椅子套布也全部都是俄罗斯风格的花布,整个房间就如莫斯科市内任何一个普通的房间一样。


“喏,我的枕头下面有很多信,是莫斯科的亲人寄给我的,但他们现在都到上帝那里去了。”睁开眼,指了指天上,柯蕾娃娅好像又有了力气,一个世纪的销蚀如此清晰的显露出来。“但是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那些字了,我已经96岁了。”


抚摸着胸前的十字架,老人抬头望了一眼对面的镜子,镜子上一尘不染,镜子下面分明写着“永远忠于毛主席”几个油漆字,字的颜色鲜艳得就像50年前那个铁血洪流的年代。


柯蕾娃娅凝视了那面镜子一会,她笑了,有如她在镜子里看到了叶瑞兰拥有的一切。 “为什么不回苏联,因为我的爱在中国,我爱上帝,我也爱他。”柯蕾娃娅说

巨变后潦倒的学生


1989年5月,当年幼的叶热尼亚还沉醉在爷爷的中国故事时,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踏上了访华之旅,这除了给冷战后期的世界政治带来轰动效应外,也悄然改变了一个苏联青年的命运。两个月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大学三年级学生伊利亚开始兴奋地打点行装,因为他成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首批公派赴华留学生的一员。这一年,他刚满21岁。


火车穿行在盛夏的西伯利亚平原,窗外冰雪尽褪的湖泊、森林,勾起了这位年轻人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度的遐想——秦砖汉瓦、青石窄巷和穿着长袍相互作揖的人。


然而,进入中国东北,略显冷清的农村景象使伊利亚陷入了惆怅,偶尔出现在废弃泥墙上的“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标语,表明着这个国家正在努力摆脱当年那场浩劫留下的阴影。此时的他并不了解,正在南方沿海发轫的第一轮经济热潮尚未影响到中国内地。


抵达沈阳后,伊利亚被安排到辽宁大学国际贸易系学习,一同到来的还有意大利、法国等10多名留学生,但最多的还是日本学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国学生的耳朵都没少受日文歌的滋扰。


每逢周末,热爱外语的中国学生经常邀请留学生们参加周末派对,伊利亚与各种肤色的同龄人喝酒、唱歌、大笑。他不知道,此时遥远的祖国正风起云涌,暗礁四伏。


历史与个人的命运总是戏剧性地纠缠在一起。1991年的圣诞节前夕,相爱多年的女友从家乡寄来一封信,告诉伊利亚“将不再等他了”。仅仅几天之后,仍在试图摆脱失恋痛苦的伊利亚又遭受了另一场更大的打击--祖国苏联解体了。


那是1991年12月25日的夜晚,他和几位外国留学生正在准备圣诞聚会。电视里突然播放了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演讲,随后,克里姆林宫那为数代中苏人民熟睹的镰刀锤子旗开始徐徐下落,换上了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伊利亚已经忘记他是怎样跑回房间的了,他静静地坐在窗前,悲伤地度过了那个夜晚。


很快,作为前苏联的公派留学生,伊利亚没有得到新政府的继续资助。在坚持了三个月的方便面后,他找了一份500元月薪的翻译工作勉强度日。一年多后,经济再陷窘境的他被迫中断了在辽大的学习。在朋友的帮助下,伊利亚坐上了一辆开往北京的破烂面包车。


1993年9月,伊利亚在秋色中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首都,天安门广场四周飘扬的红旗让他想起几年前的红场。这是两个曾如此相似的国家,如今一切已成为过去。


此时的北京街头,俄罗斯人已经逐渐多了起来。前苏联时期过分注重重工业的政策,使各成员国的轻工业产品奇缺,而邻居中国正进入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掀起的新经济热潮。最先一批具有生意头脑的俄罗斯人跨过中俄边境,当起了第一代“倒爷”。


倒爷时期的爱情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俄“倒爷”的日渐活跃,大大刺激了物流公司的发展。凭着出色的语言能力,伊利亚非常顺利地在一家运输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段时间,他几乎不停来往于北京和莫斯科两地。


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伊利亚在骄阳底下焦急地等待一位新客户的出现。过了约定时间半个小时,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一边喊着“对不起”,一边跑到他面前。


伊利亚被那双迷人的蓝眼睛深深吸引了,他如触电般地立在原地,直至对方羞涩地低下头,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姑娘来自俄罗斯,叫奥利娅,在北京做服装倒卖生意。那次她只是简单地索要了一些价格资料就匆匆离开了。看着姑娘的背影,伊利亚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那双眼睛像风筝般游荡在他的脑海。


半个月后,伊利亚搬到了方庄。又是一个下午,心不在焉的伊利亚差点在楼梯的转角与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我的上帝,大眼睛。”语无伦次的伊利亚又一次在奥利娅面前立正了半天。


原来,她就住在楼上。


从此以后,伊利亚经常邀请奥利娅到他家做客,和她一起做俄罗斯菜和看最新的俄罗斯电影。知识渊博的伊利亚经常能让对方折服,但腼腆的他每次总是规矩地与对方保持距离,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这样的状态保持了三个月,性格直率的奥利娅终于忍不住跑下来质问:“你到底想怎么样?”


伊利亚蹩脚的表白拉开了这场爱情的序幕。几个月后,伊利亚辞掉了运输公司的工作,与奥利娅一起做起了服装生意。


90年代初,北京的雅宝路市场已经逐渐成为中俄“倒爷”的聚集地,全国各地的供货商几乎云集于此。“那时一件衣服回到俄罗斯,价格少则翻上两三倍,多则翻上六七倍。”善于观察的奥利娅总能找到符合同胞口味的中国衣服,生意一直很好。“不过现在想起来,那只是简单的倒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不久,两人各买了一台传呼机,加入了新兴“老板”行列,还学会了当时中国最时髦那句话——“有事您呼我。”


和大部分涌来中国淘金的俄罗斯人一样,伊利亚和奥利娅都在努力适应着这个国家独特的商业规则——如何与人寒暄,如何喜怒无形,如何疯狂侃价,以及如何避免在别人午睡的时候做打搅的蠢事等。


新俄商之路


伊利亚在北京街头被“大眼睛”俘获的1994年,14岁的叶热尼亚才在妈妈的带领下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他并没有看见爷爷反复叨念的那些“戴着斗笠的中国人”,反而还被一场“假货风波”影响了心情。


那年夏天,作为律师的妈妈要到哈尔滨、佳木斯等地与客户商谈业务。当时盛行于中国各地的灯光夜市让年幼的叶热尼亚感到既新奇又激动。在他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热闹的场面和琳琅满目的货品。


有一次夜逛佳木斯,叶热尼亚疯狂地爱上一双色彩明亮的运动鞋。经过几番哀求,妈妈终于送给儿子这份礼物。但叶热尼亚的兴奋仅仅维持了三天,运动鞋的后跟很快就咧开了大嘴。


叶热尼亚的遭遇并非偶然,此时期的俄罗斯商人也频频被中国假货问题困扰。一些外表亮丽的羽绒衣里面竟混杂着稻草和鸡毛,皮鞋一个星期准时报废,衣服一碰水就掉色……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着俄罗斯市场,破坏着“中国货”的形象。


两年之后,意识到不能仅因为一双鞋而否定一个国家的叶热尼亚,又重新回到了中国。1998年,叶热尼亚完成了在东北农业大学的学业,同时也见证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在产品滞销、消费乏力等因素的困扰下,大批“倒爷”纷纷回国或转行。


商人们的潮涌潮退,使叶热尼亚感到,过分追求短期效应的第一代俄商模式很快将走到尽头,新一代的俄罗斯年轻人需要更广泛地了解中国的全貌,以更新的角色介入这个日渐庞大的经济体。随后,叶热尼亚返回莫斯科大学继续深造,一年之后,他开始了长达3年多的海南岛和深圳等地的考察之旅。


而另一边,伊利亚和奥利娅的浪漫爱情抵消着两人异乡漂泊之苦。1998年,他们的爱情伴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到来迈进了第5个年头。一直处于经济衰退期的俄罗斯在这场风暴中也备受牵连,国内消费市场不断萎缩。随后,一名中国合作伙伴卷走了他们2万美元资金,更让伊利亚的状态跌落谷底。


离开还是留下?“这个问题当时困扰了我很久,就像站在十字路口一样。”在经历了近两年创业迷茫后,2000年,伊利亚决定和女友返回俄罗斯,一来是继续深造,二来也要告诉双方家人,他们要永远在一起。


走在久别的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麦当劳标志,以及打扮怪异的俄罗斯青年,使伊利亚极不情愿地相信,无孔不入的美国文化开始席卷这块大地。


“我不喜欢美国的标准。”伊利亚毫不掩饰他对这一切的抗拒,“他们试图在全世界制造整齐划一的文化,这会让人们失去传统,失去灵魂。”


伊利亚最终选择了到莫斯科大学进行系统的国际法学习,此外还修了日语、东方学等课程。其间,伊利亚放弃了原来的乌兹别克斯坦国籍,成为了俄罗斯公民。


有一次,伊利亚想把一条新买的裤子改短,结果走了几条街都没有找到裁缝。晚上他向好友们诉苦,说如果在中国,这也许是几分钟就能解决的事情。这引来了朋友们的嘲笑。他们不相信,中国会有比莫斯科更好的城市。朋友们的固守让伊利亚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我需要一个更有活力的世界。”伊利亚再一次想到了中国。2005年,他和妻子重返阔别了5年的北京。在这5年的记忆断层里,北京像国内所有城市一样,开始了更为轰烈的城市化进程。伊利亚最喜爱的那几条胡同也变成了废墟,让他大有恍如隔世之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满足于现有利润的俄商们在闯荡多年之后终于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基地大部分在南方,北方市场更多的只是批发商的舞台。


2000年前后,北方的俄罗斯人开始向南方分流。一些有超前意识的俄商还率先在南方创办公司,或直接进口设备回俄罗斯开厂,进行自主生产。与“倒爷”经济时代相比,他们更愿意被称为新俄商。


到广东去、到浙江去。叶热尼亚和伊利亚夫妇也成了这支南下大军中的一员,有着厚实的法律专业背景的他们,在广州分别开办了两家俄罗斯咨询公司,成了同行。


“两代俄商最大的变化就是知识层次的提高。”叶热尼亚说,“新一代俄商目光长远,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市场定位、销售流程都有全面的了解和科学的决策。这是以前只做简单买卖的‘倒爷’经济所不能比的。”


离不开的异国


“几乎每次抬头都能碰到一个老外。”广州鞋业商会荣誉会长陈家文回忆起10年前在东北看到的景象,那时几乎每个俄罗斯“倒爷”都背着几个比人还高的大包穿梭于两国边境。“如果现在还大包小包地闯世界,已经是行不通的了。”陈家文曾经参观过几家广州的俄罗斯公司,他们在物流、销售等方面已经做到非常科学和成熟。“新一代俄罗斯商人的素质很高,几乎仅靠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做交易了。有些人的普通话比老广们讲得还好。”


一直以来,鞋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40%的广州都是中国鞋业最活跃的市场之一。环市西路一带的鞋城是广州最大的鞋业交易集散地,10多家大型商城、4000多家商铺,每天都有不同肤色的人频繁穿梭其中,其中又以俄罗斯人和中东人最多。


除此之外,有“世界工厂”之称的珠江三角洲也被越来越多的俄商所知。虎门的服装、东莞的家具、佛山的洁具、古镇的照明等市场都纷纷出现俄罗斯商人的身影。粗略估计,包括短期签证的人员在内,广东省内的俄罗斯人已经接近8000,其中常驻广州的接近3000,他们与北京的俄商渐成南北之势。


虽然这些地方俄罗斯人逐渐多了起来,但附近的中国居民却不会花太大的心思去分辨他们的国籍,而是习惯性地以为他们是欧洲人或美国人,或者更笼统地概括为“老外”。上一代人关于俄国狂热的记忆,在这个快速消费的城市里,注定要慢慢消失。


广州的俄罗斯人过着和本地居民完全不同的生活:很晚才起床,晚上喜欢到小区里的西餐厅喝两杯啤酒或伏特加,兴致所至还会高歌几曲,但中国街坊们一般是听不懂的,他们对俄罗斯音乐的了解大多还只停留在《喀秋莎》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个阶段。


俄罗斯人热爱聚会的民族习性在异国他乡依旧难改,餐厅因此也成了他们开展此项活动的首选。位于花园酒店旁的俄罗斯红方餐厅一直保持着周末大型聚会的传统。后来,100多名风雨不改的出席者干脆组成了一个俄罗斯人俱乐部,成为在粤俄商信息交流和互助的平台。


“我相信来中国的俄罗斯人一定会越来越多。”叶热尼亚一边翻着桌上越积越多的公司资料文案,一边比划着说,“明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据说到时俄罗斯将继续取消对400款进口设备的清关税,这是一个直接又巨大的诱惑。”


叶热尼亚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1996年到2005年的9年间,中俄两国双边贸易额从68亿美元猛增到291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且保持良好的上升势头。


叶热尼亚在广州的幸福生活让很多同胞都感到羡慕。他不但在这里娶了中国姑娘,成了家,还有了一个一岁半的可爱女儿。他并不介意女儿用粤语喊他第一声“爸爸”,他还计划着将来让孩子读中文学校,和那里的小朋友一起做传统的中国游戏。


已经积累了足够数量客户的叶热尼亚现在正酝酿着独立门户,筹建一家新的咨询公司,经过多番选址,他相中了天河的一处写字楼。趁着新公司开业前的间隙,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妻子和女儿,还顺便建了一个介绍广州的俄文网站,召唤更多的同胞过来。


而此刻的伊利亚仍在继续忙碌,“俄罗斯年”带来了中俄文化、经贸的新一轮蜜月,也给这位已近中年的“中国通”增加了不少烦恼从——他几乎没有时间回家陪妻子看最热播的电视剧,以及给远在莫斯科读中学的儿子打电话,询问期末考试的分数。


“我们已经离不开中国了。”这是伊利亚和叶热尼亚多年闯荡后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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