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期中国的灾荒(转载)

田园风光201008 收藏 1 1131
导读:一、国民党统治期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1929年,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这样写到“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   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

一、国民党统治期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1929年,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这样写到“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

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国民党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而他夫人1981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国民党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侯杨方),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

再来统计下民国期间几次大规模的有记载的饥荒: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0--1921 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 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 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1937 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 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

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

1943 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美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岳, 抗日名将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为谋取暴利, 将湖南大米走私到广州, 导致湖南在丰收之年缺饿死上百万人。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

二、1920年旱灾“以工代赈”惨景

1920年,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发生罕见旱灾,灾情遍及五省317个县,几千万灾民离乡背井,逃荒逃难,死亡人口约50万。面对天灾,中外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救济灾民。在山西,晋东南半壁尤为死亡枕籍,为救助灾民,美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合作实施捐款赈济筑路计划,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召募沿途灾民修筑平定县阳泉镇——辽县(今左权县)的平辽公路。筑路民工不但一日三餐有了着落,还可领取一定量的食物如高粱面或蛤蜊粉等,此举既使得灾民安然度过饥荒,又促进了山西交通的发展。1921年9月23日,总长121公里的平辽公路正式通车。

三、1936年四川大饥荒中的人吃人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已蔓延全四川。一队金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行进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在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还拿着一枝赖以吊命的树叶……

事实上,那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非这篇报道所能反映!

从1930年后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史上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更为恐慌的1936年春夏到了,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省主席刘湘报告:“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国民党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看到饿殍遍地,惊讶之余说,简阳是'新生活'的示范县,何以街间遍是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甘绩镛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也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报该县仅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被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都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活像饿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饿死了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来抢吃,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观音土的白善泥。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善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各地均报,灾民食白善泥后,因拉不出来,许多人腹胀而死!”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叫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3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此时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上,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人吃人真况实录

1936年春夏到1937年夏一年多时间,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刚走不远,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乳房割下煮在铁罐里,被人发现,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已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孙女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一些人在大饥荒中丧失人性,已成野兽。鹿停溪有个康三春,女儿饿死后,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说比野菜味道好。从此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过时,他寻机将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联保处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他原本在本地卖牛肉,后来卖起了人肉。有人在联保处告发,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去时装着买肉吃,先问:“是啥肉?”孙答:“牛肉加野猪肉。”团丁买肉后发现,的确是人肉,便将他擒获,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对自己卖人肉的事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在百岁老人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触目惊心的案件:马奈联保的农民罗老四绑送王大妹姐弟俩到县政府。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于是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4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冈棒把他们打死后,又煮来吃了。过了几天,罗四爸回来后到我家里找娃娃,发现了人脑壳骨头和衣服,就把我俩绑起送来了……”

另一起案例是,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里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了3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3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惊疑间,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申时全带3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可怜的政府赈灾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刘湘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他是学法律出身,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篇引经据典的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抗战已全面爆发。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请求赈灾,却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摄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没有了下文。早已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就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90%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等报纸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无数饥民被逼迫为匪为盗。稍有钱粮的人户日夜不安,常备刀枪棍棒防抢,猪、牛不敢出户,人不敢夜走……旺苍县何家垭有户人家中只有三斗包谷,结果粮食被抢走,三婆孙被杀死……”

刘湘瞪大眼睛呆呆地听着,一筹莫展。甘绩镛接着说:“《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了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竖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甘绩镛接着说:“还有大批难民拥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也大为恼怒:“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哟?死了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对不起川中父老,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今年,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了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1万元;如按受灾人口3000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4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哟,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个铲铲!”

各地纷纷“拜神祈雨”

为了求雨减灾,刘湘亲自到重庆请江湖术士“刘神仙”(刘从云)帮忙:“蜀中大旱,恳我师广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刘神仙”说:“请将军于朝天门内搭二丈高台,再派生肖属龙蛇之兵丁,我自有法。”“刘神仙”选定时日,身着道袍、披发仗剑装神弄鬼。按“刘神仙”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数、取北方壬癸水之义,手执画戟、幡旗,香烟缭绕中,“刘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词。然而却滴雨求见。

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

宜宾专员冷寅东见许多人吃白善泥充饥,就请某大学鉴定。上海某科学家回信称:白善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冷寅东兴奋地上报刘湘。刘湘批示省政府转发到全省各市县。灾民吃了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痛得喊爹喊娘,死者不计其数。有人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吃了神仙面,胀得光叫唤。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

四川大学某教授搜寻典籍,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书中发现一个“解旱古方”献给刘湘。刘湘便明令各地对民间祈雨活动一律保护。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头,怪闻不绝。明眼人都知道,这类活动,对改变四川的灾荒情形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

“天府之国”为何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国民党时代四川军阀之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下了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四、河南大饥荒:饥荒受得了,赋税吃不消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党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摘自:雷颐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2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