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大清皇帝:痴迷西方数理化的康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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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img2.itiexue.net/1258/12589022.jpg[/img] 康熙皇帝天生就对一切有益的事物怀有兴趣,因此他不仅努力钻研汉学,而且在接触了西洋科学后,也对这项研究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康熙皇帝认识到西洋科学的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言,是通过耶稣会士南怀仁神父和杨光先的比试而获得的。关于这次比试,主要是由天文学的问题引起。杨光先是个反对天主教的人物,而且是最近在中国出现的迫害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虽然他是中国的钦天监监正,实际上他既不懂中国天文学,也不懂西洋天文


另类大清皇帝:痴迷西方数理化的康熙(图)

康熙皇帝天生就对一切有益的事物怀有兴趣,因此他不仅努力钻研汉学,而且在接触了西洋科学后,也对这项研究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康熙皇帝认识到西洋科学的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言,是通过耶稣会士南怀仁神父和杨光先的比试而获得的。关于这次比试,主要是由天文学的问题引起。杨光先是个反对天主教的人物,而且是最近在中国出现的迫害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虽然他是中国的钦天监监正,实际上他既不懂中国天文学,也不懂西洋天文学,然而他却断言,中国的天文学是最正确合理的,完全没有必要用西洋天文学来订正中国天文学。他虽然对中外天文学都一窍不通,但却获得了钦天监监正这个官职,这是由于他为了顽固地维护中国的风俗和宗教,对天主教表示了虚伪的热情,同时用伪善的手段排斥了试图把他弹劾的大臣。


朝廷的官员们虽然大多数都不懂得天文学,但是他们都有维护本国文化的爱国偏见。而钦天监的官员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以免自己的成果被外国人否定并加以订正,所以都公开袒护杨光先。只有两三个公正而德高望重的大臣公开谈到:按照欧洲传教士制定的推算表进行计算的天文结果,常常和天文观测的结果精确一致;而与此相反,中国人根据自己传统的天文学知识进行的计算,常常错漏百出。


当时,康熙皇帝年仅十六七岁,六部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要求皇帝作出决定,支持中国天文学。尽管康熙皇帝当时还很年轻,但他表示要先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以免人们坚持错误。他亲自来做了这件事情,谕令公开让南怀仁和杨光先参加临时会议,然后当众垂问他们是否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中西天文学何者更为准确。杨光先哑口无言,南怀仁则遵循皇帝的圣意提出,请求皇帝赐给他们一个高大的日晷,由他们两人各自测定日晷的投影到达什么位置是第二天的正午。皇帝认为这个提案十分合理,便决定按这个办法让他们进行比试。南怀仁安放好日晷后,计算它的投影,准确地标出第二天正午日身投影应该达到的位置,到了第二天,果然他的结果和实际现象完全一致;但是杨光先却不能计算出投影的位置,无法拿出任何证据在皇帝面前证明自己的意见正确。因此,从这件事情中,康熙皇帝看到了西洋天文学的先进之处,他对南怀仁神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


接着有几次,康熙皇帝谕令他们分别用中国天文学和西洋天文学的推算方法来推算出日蚀和月蚀,以证明何者能够更为准确。当进行实际测量时,皇上召来礼部官员、朝廷显要和值得信赖的元老列席观看,并谕令务必向他本人报告反映真实情况。事实证明,实际测量的结果总是和按西洋天文学方法计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因此,康熙皇帝命令采用顺治帝时代汤若望神父翻译的西洋历法。从此以后直至现今,按照康熙皇帝的谕旨,中国采用了西洋历法。


由此契机,康熙皇帝初次认识到了耶稣会派传教士的作用,从而对西洋数学也产生了研究兴趣。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极为重视数学,而当时康熙皇帝正当青年,即便是高官显贵和皇子们,这个年龄也是必须要考虑努力钻研学业的。因此,在完成了计划内的学业以外,他把其余时间全部用于研究数学,抱着一种浓厚的兴趣,他连续两年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这项研究工作。在这两年里,南怀仁神父给康熙皇帝讲解了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以及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最新最简要的内容,并为此特地编写了教材。


也是在那时,康熙皇帝希望学习西洋乐理,为此他请来了徐日昇神父。徐日昇用汉语编写了教材,并指导工匠制作了多种西洋乐器。很快,康熙皇帝就能用这些乐器演奏出两三支乐曲。


然而由于战乱的爆发,康熙皇帝不得不中断了初期的研究工作。大事件接踵而至,让人烦恼,那时康熙皇帝的政务特别繁忙。但是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复习已学过的知识。8年前,战乱终于停息,康熙皇帝顺利地与俄国人缔结了和约,从此天下太平。这样康熙皇帝又有了学习的时间,他比从前更加热心地努力钻研西洋科学。那时,我们4个耶稣会士已经来到北京,蒙皇帝隆恩,我们得以为他进讲西洋科学。当时我们给皇帝讲课时,有的人用汉语讲,有的人用满语讲。由于满语远比汉语要清楚明白、易于理解,并且,了解到张诚神父和我通过七八个月的研究,已经可以比较准确地使用满语和别人交流思想,于是康熙皇帝决定起用我们两人用满语进讲西洋科学。为了让我们进一步完成对满语的学习,他安排了几位老师用一个月的时间来教我们,这一个月里,我们每天都在内务府衙门跟这几位老师学习满语。当时,安多神父用汉语给康熙皇帝讲解主要天文仪器的用法以及进行几何学和算术的实际练习,这些学科皇帝以前已经学习过一段时间。为了不断增加知识,皇帝旨谕我们用满语进讲《欧几里德原理》,他勤奋用功,期望像教师那样彻底掌握这些知识。为了便于讲授,康熙皇帝将他的御膳处,也就是他的父亲顺治皇帝从前的寝宫专门辟出来,作为我们讲课的场所,我们就在这个房间进见皇帝,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并且,皇帝指示臣下要尽量满足我们的任何需求。得到皇帝这样细致入微的关照,我们都十分感动。


按照康熙皇帝的谕旨,每天早晚我们进宫和出宫,都由上驷院备马负责接送,有两位精通满汉两种语言的内庭官员被指派来协助我们准备进讲的文稿,另有书吏们将文稿誊写清楚。我们每天进宫对皇帝口授文稿内容时,皇帝总是非常认真地听讲,并反复练习,亲手绘图,不懂即问,就这样持续整整几个小时,他都和我们在一起学习讨论。讲课结束后,他会把文稿留在身边,在内室里反复阅读。同时,皇帝还经常练习运算和仪器的使用,复习欧几里德的主要定律,并努力将其推理过程记住。有一天皇帝甚至说,他打算把这些定律从头至尾阅读12遍以上。就这样,通过五六个月的学习,康熙皇帝精通了几何学原理,进步显著,以至于一看到关于某个定律的几何图形,就能立即想到这个定律及其证明过程。


为方便皇帝的学习,我们将这些定律用满语翻译出来写成文稿,并在其中补充了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著作中的必要而有价值的定律和图形。除了上述课程以外,康熙皇帝还掌握了比例规的全部操作法、主要数学仪器的用法和一些几何学及算术的应用方法。


康熙皇帝从事这些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耐心细致让人难以置信。尽管那些定律中包含着极为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进讲时也不大注意君臣礼节,但皇帝从不感到厌烦。最初,皇帝比较难以理解我们解释的某些证明题,这是因为这些证明题本身确实难懂,而且更确切地说,主要因为语言上的障碍使得我们不能灵活地运用恰当的词汇来清楚地表达意思。但是不管怎样,碰到这类证明题时,皇帝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探讨其解法,他时而向这个传教士、时而向那个传教士再三垂问。然而在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很难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帮助皇帝透彻地理解那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会要求我们改日再进行讲解。当时他那种高度自觉而专心致志地听我们讲课的情形,让人对他钦佩之至。有一天,皇帝跟我们谈到过他自己在学习方面的心得,他说,对于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他从未感到过苦恼。他颇有感触地追述,自从他的少年时代起,为了学习规定的一切知识,他磨练了坚韧不拔的毅力,并培养了专心致志的学习习惯。


康熙皇帝充分掌握几何学原理之后,又希望学习应用几何学,他旨谕传教士们用满文编写一本囊括全部理论的应用几何学问题集,并用讲解几何学原理时所用的教学方法给他讲解应用几何学。同时,皇帝还旨谕安多神父用汉文编写一本算术和几何计算问题集,并要求这本书是中西同类书籍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

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皇帝领略到了极大的学习乐趣,因此,他每天都要和我们在一起学习两三个小时。此外,在内室里,无论昼夜,皇帝都日益把更多的时间用于钻研数学。康熙皇帝一向厌恶衰萎不振、庸庸碌碌的生活,因此,即便他工作到深夜,次日早晨仍然起得很早,这使得我们经常要注意尽早进宫谒见皇帝。但仍然有好几次我们还未动身时,他传召我们进宫的谕旨就已经到达了,而有时这只是为了让我们去审阅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做的算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每当学习到几何学中最有价值的知识时,皇帝总是抱着浓厚的兴趣要把它们应用于实际,也会练习数学仪器的操作,由此可知,为了独立解决我们曾给他讲解的那些知识,康熙皇帝作出多么大的努力,这不得不让人钦佩有加。


传教士们给康熙皇帝及从前的顺治皇帝都进献过观测仪器和测量仪器。皇帝常让人把那些仪器细心地找出来,自己琢磨它们的用法。为了方便练习观测仪器的操作方法,除了我们献上的仪器以外,皇帝还希望多制作几种其他仪器,因此他请徐日昇和休瓦雷两位神父承担了这项任务。这两位神父奉旨办事,尽心尽力,皇帝对他们十分满意。我们当时自己身边的一些仪器,只要是皇帝需要的,便全都进献上去。这其中包括一个像照准仪一样漂亮的大半圆仪,这件用于天文观测的仪器,还是梅思公爵惠赠给我们的。皇帝对它喜爱有加,不仅在御花园中经常使用,而且在巡幸时也常常让内庭官员背着随行。这件仪器很重,内务官员尽管背得辛苦,但是还是很乐于做这件事。皇帝在外带着这些仪器,有时用来测量某座山的高度,有时测量两地之间的距离。他常常令张诚神父随侍,因此,当随驾的朝臣们看到皇帝能和这位神父同样成功地进行测量时,不禁感到惊讶非常。


我们刚到达北京时,从带来的天文仪器中选出两件献给了康熙皇帝。这两件有益于社会的奇妙仪器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学者发明的,可以用它们来观测日蚀和月蚀,或者识别几个世纪以来每天都在不断变化的行星的状态。皇帝旨谕按照中国历法来说明这两种仪器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并让人把它们搬进自己的内室,安放在御座两旁。我从北京出发回国前,曾面辞皇帝,在他的内室就见到了那两件仪器,可见康熙皇帝是多么珍视这些仪器。从那时起直至现在,皇帝不仅对法国制作的天文仪器,而且对来自法国的所有艺术品都高度赞赏,因为我们献给他的礼物是他从未见过的,而且因其超出他物的优点而得到了他的肯定。


没过多久,朝廷王公显要们都知道了皇帝喜爱欧洲仪器,为了取悦皇帝,他们四处搜罗,于是,与我们交好的人们都急切地向我们索取欧洲制造的数学仪器和天文仪器了。他们认为只有献给皇帝两三种这样的仪器,才能使得龙颜大悦。事实上,康熙皇帝也并未满足于已经献给他的那点仪器,他还从沿海各省总督手中弄到了这类仪器。于是,我们只好写信给洪若翰、李明、刘应3位同道,请他们运送一些皇帝需要的仪器到北京来。这3位神父把自己手中的照准仪、大型象限仪、大型箱装罗盘仪、干燥磷剂、液体磷剂等珍贵的物品送给了我们。我们便以这三位神父的名义,将这些珍品进献给了皇帝。皇帝欣然收下了,并将之视为珍品。


有一次,皇帝外出巡幸后回宫时,我们准备了铜版印刷的解剖图及其说明文字,以及十几个解剖学定理,一起呈献给皇帝。一看到这些图文,皇帝神情大喜,于是,为了表示对解剖学定理的重视,他下令从御用画师中挑选了一名擅于细绘的画师,令其放下其他工作,专门来描绘解剖图。但是,皇帝当时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以至于无法致力于解剖学的研究,所以这项工作只得被暂时中断。尽管如此,皇帝仍然没有放弃对一些主要疾病的了解,尤其是他以前得过的、现在仍然折磨着他的那几种疾病,他希望通过我们来了解欧洲医学对这些疾病产生原因的解释。


康熙皇帝生来富有怜悯之心,他谕令用金银制作了旅行药壶,在旅行途中,他喜欢把这些药品恩赐给随驾的皇子、朝廷王侯和侍从人员们。一旦他得知哪个侍从患病时,他就立刻委派御医携带对该患者有特效的药品前去医治,不管这种药品多么贵重,也毫不在乎。我们当中得过病的,也同样受过皇帝的这种恩赐。

我们用从欧洲带来的药品治愈了许多疾病患者,其中包括几位宫廷官员及一个侍卫。不久之后,皇帝也身染重疾,服用御医的药迟迟未见功效,后来如果不是服用了我们的药品,皇帝甚至就不能脱离病危的危险,然而当时御医却想抢功,要将使皇帝痊愈作为自己的功劳,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目的。皇帝是服用了我们进献的奎宁才恢复了健康的,奎宁正巧是当时来到北京的洪若翰和刘应两位神父带来的。由此,我们深深感激上帝的特别援助,想来一定是由于去年康熙皇帝赐予国民信仰天主教的自由,上帝为答谢他的恩惠,并使他今后更加宠信传教士而施加福佑的吧!正如康熙皇帝自己在皇子以及朝臣们面前所说的那样,上帝希望皇帝在健康及生命上都能受益于传教士。


康熙皇帝一向相当尊敬南怀仁神父,从一开始就对他表现出赏慕之情。但是最近几年来,由于沉醉于研究西洋科学,皇帝未曾像过去那样对他表示额外的恩宠了。实际上,康熙皇帝不和任何人过分亲近。即使是国内的王侯和皇子,除了举行公开仪式的场合外,也很难亲近皇帝。所以,对于了解这一点的人们来说,他们很难相信康熙皇帝会给我们以如此特殊待遇,何况我们不过是一些外国僧侣,竟能如此随便地经常接近皇帝。皇宫里的人们总是惊讶于皇帝对我们的诸多恩遇。每天,皇帝都和我们在一起达一两个小时,而且在此期间,房间里只有两三个宦官陪侍。我们和皇帝谈论关于西洋科学、西欧各国的风俗、传闻,以及其他各种问题。其中我们最愿意对皇帝谈起的话题,就是关于路易大帝的宏伟业绩,而这同样也可以说是康熙皇帝最喜欢听的话题。在进行这样的谈论的时候,皇帝竟让我们坐在御座的两旁,要知道,除皇子外,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皇帝的这种特殊恩赐。


对于我们的尊重和宠爱,皇帝并不加以掩饰,尽管在众人面前,他不会对我们表示出特殊的喜爱,然而在皇帝独自一人时,他是那样控制不住对我们的感情。南怀仁神父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受到了皇帝极大的优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除此以外,安多神父到达中国时受到奉旨进京的优待,以及最初的5名法国耶稣会士被召进宫受到皇帝款待的情形,这都是朝廷上下人所共知的。8年前,中俄两国缔结了和平条约时,奉康熙皇帝的圣意,徐日昇、张诚两位神父列席媾和会谈并据有重要地位,这也是当时的俄方全权大使亲眼所见。在我们到达中国的前一年,康熙皇帝派遣闵明我神父出使俄国。据说,遵照皇帝谕旨,在闵明我神父离境前所到之处,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皇帝派我出使法国时,在有外国传教士的地方,尤其是有英国和葡萄牙商人的地方,各省总督也都奉旨公开地欢送我。当时的情形也一定会成为人们谈论的要闻吧!正是由于在中国受到如此盛情的欢送,所以,我在东方所到之处,甚至连对法国怀有敌意的人也对我表示了尊敬。


在我们之前为皇帝效力的耶稣会士,为了尊重天主教的谦逊精神,曾竭力向皇帝及朝廷王侯们表明,自己受到的恩遇是违背这一精神的,所以尽量辞谢。我们以这些传教士为楷模,同样表明自己的这种态度。但是我们也知道,皇帝对我们这样破格的恩遇,有利于让全国上下都对传教士产生敬意,加强人们对传教事业的重视,因而这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尽管我们常常辞谢,但有时仍希望蒙受皇帝的恩宠。


康熙皇帝由于研究西欧科学的好学心,对我们的圣教也产生了兴趣。在传教士们进讲西欧科学的时候,皇帝通过与南怀仁神父的闲谈,了解到了关于天主教的初步知识。于是,传教士们特地向皇帝敬献了几种关于天主教的书籍,其中包括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名著《天主实义》。皇帝浏览了这些书籍,并对《天主实义》表示了特别的敬意,把这部书留在身边达6个多月。此外,我们还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地给皇帝讲解天主教的重要理论。不久皇帝允许我们在皇宫里自由传教,甚至我们还不止一次地听说,皇帝根据天主教的教义对这一宗教的价值表示了肯定,并依据迄今为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势头,认为这一外来宗教将来必定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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