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先生不但反满,还反明粉农民军。他的《南明史》可以说对农民军有许多溢美之词。但是只要看看《南明史》,就能明白顾诚是主张四川人口减少主要原因是大西军与明朝势力反复拉锯后的结果。这里面真没有清朝什么事情。


从1647年起,四川、贵州两省处于军阀割据自雄的局面。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下迅速南撤,三月间已经进入云南。清军方面,肃亲王在正月间驻于合川,委任明朝降将王遵坦为四川巡抚。当时南明四川巡抚马乾扼守内江,豪格命王遵坦对他进行招降,马乾回信说:“某为大臣,义无降理。古人有言,封疆之臣应死封疆,此正某毕命之时也。”


二月,内江被清军占领,马乾不屈而死②。同月内,豪格进至遵义(明代属四川,今贵州遵义市),明督师大学士王应熊逃往赤水卫①。明四川总兵贾登联、副将谭得胜降清,豪格以设宴犒军为名,把二将及所统官兵全部杀害②。由于四川地区连年战乱,社会生产几乎完全停顿,无法解决粮饷供应,豪格只好就此止步,率领满、汉军经陕西回京,留下王遵坦、李国英(原左良玉部下总兵)等明朝降将驻守四川,兵力非常单薄。奉豪格之命分守各地的将领因粮饷不继,加上南明将领的反攻,根本站不住脚,被迫向川北撤退。


如清叙府署总兵马化豹守叙府(今宜宾)八个月,从所属州县征得的粮食只有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官兵枵腹难忍,除将骡马宰吃外,“凡捉获贼徒未奉职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马化豹无可奈何,由叙府经富顺撤回保宁。这年十一月间降清的明朝陕西将领赵荣贵反正,领兵“围困保宁府(四川阆中),各镇俱上保宁解围”③。成都总兵李国英原在遂宁、射洪一带同于大海、李占春部明军作战,也率兵退回保宁加强防守④。清朝在四川实际上只控制着保宁及其附近一小片地区。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四川巡抚王遵坦病死,由李国英继任。


在大西军和清军主力转移以后,四川、贵州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明自弘光朝廷以来虽然任命了阁部、总督、巡抚之类的高级官员,大抵仅拥虚名,实权分别掌握在盘踞各地的军阀手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知互相争权夺利,不能组成一支统一的队伍,利用清军势单力薄的机会收复全川。


其中主要的人物有:杨展,四川嘉定(今乐山)人,明崇祯十二年武进士,任职参将。大西军入川后他一度被俘,逃出后在叙州(今宜宾)拼凑了一支军队,1646年进抵嘉定、峨眉一带。在兵荒马乱、哀鸿遍野的情况下,杨展能够注重恢复生产,“遣使告籴黔楚,自绅士以下至弟子生员皆给资,农民予牛种,使择地而耕,愿从戎者补伍,百工杂流各以艺就养,孤贫无告者廪之”①。由于措施得力,一年以后成绩斐然,成了当时四川惟一自给有余的地方。南明永历朝廷先后给他加封华阳伯、锦江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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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部署的出兵川、黔,凭借武力收编永历朝廷残存的地方割据武装,是完全正义的。不把这些祸国殃民的军阀势力扫掉,大西军就不可能进入抗清前线,南明的残疆剩土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抗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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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孙可望部署的南明军队已经控制了贵州全省,前锋进入湖南西部和四川南部。针对这一形势,清廷除了加强湖广的防务外,派遣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固山额真李国翰带领所部兵马由陕西汉中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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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年二月初七日吴、李二部到达保宁(今四川阆中)①。——四月下旬,吴三桂等派遣另一支由甲喇章京杨正泰、郭云龙、右路总兵南一魁、叙州总兵马化豹带领的清军进攻叙州(今四川宜宾),明守将王复臣、白文选主动撤退到永宁(今叙永)③。至此,清军除了原先控制的保宁地区外,已夺得成都、重庆、叙州、马湖、邛州、雅州、嘉定、眉州等府县,清政府认为“全蜀渐次底定”,应当讲求“善后”之策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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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经营四川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说明问题,先谈一下四川各地的情况。自从明末战乱以来,四川大部分地区凋敝荒凉,特别是自然条件最好的成都平原几乎没有人烟,只要经营得法,完全可以建设成南明重要的复兴基地。


这些地方都已由刘文秀所统大军收复。清军据守的保宁,人口和耕地却很少。郝浴自顺治八年十一月到任经过调查,次年奏报说:保(宁)、顺(庆)、潼(川)、龙(安)四府州“所垦熟田止二百三十五顷,不及别省中县十分之一”;“三府一州二十九县,共得九千三百五十余口,数不及别省半县,而满、汉官兵数倍之。”


驻于保宁的清四川“司、道、府、州等官员”连薪俸也拿不到,“惟各令丁奴垦荒自赡”①。清军退守保宁时,顺庆、潼川、绵州等地均为明军所收复,清方控制的耕地、人口更是少得可怜。保宁城中储积的一些军粮几乎全是由陕西汉中历尽艰辛转运来的,势必不能持久。顺治十二年五月清朝一件奏疏中还说:“夫沃野千里原指成都而言,其东南俱财赋所出。今归我版图者止山多田瘠、出产寡薄之川北一隅,而东南有食可以养兵之地皆为贼所盘踞”②,颇能说明当时四川的经济情况有利于明,不利于清。



以上摘自顾诚《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