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第一夫人:丈夫金大中在日本险些被人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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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8日,丈夫金大中在日本被绑架。那天我去安养监狱探视丈夫的一个朋友。他的罪名是看了外国杂志上关于韩国的报道。上次我与中央情报部李龙泽局长见面的时候曾拜托他帮忙让我能够探视被关押的朋友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样的机会。终于在监狱里见到了好久没见面的“政治犯”,我的心里稍稍轻松了一些。在回来的路上,我去了安养的葡萄园买了三串葡萄,一串给了跟在我们后面的情报部的汽车司机,一串给了我们的司机。回到家,时间已经不早了。日本电视台的记者们呼啦啦地来到我家,拿着相机和摄像机在屋子里到处拍摄了一通。我很纳闷,这还是宣布“维新”十个月以来头一回有的事情,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想问个究竟,可是他们说要快点把胶卷带上飞机,以后再告诉我,于是便急匆匆地走掉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好久,电话铃声响了。


“金大中在东京的宾馆里失踪了,你知道吗?”


那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便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咯噔”一下,慌慌张张地不知如何是好。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当时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当时已经是空军军官的大儿子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儿子都住在家里。之后,日本《朝日新闻》的郑浩相记者和丈夫的朋友旅日侨胞金钟忠打来了电话,可是梁一东党首和金敬仁议员却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们应该知道我有多么焦急,可是却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为此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金钟忠说:


“现在日本警方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下落,但是还没有找到。他失踪的地方是韩国政府人员经常住的酒店,所以不是安全的地方。”


我突然回想起仅仅在两年前发生的那场交通事故,这让我感到更加不安,有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大儿子下班回家后大声呼喊着“爸爸!”,然后放声痛哭起来。天黑了,我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于是漫无目的地和秘书一起去了日本大使的官邸。外面站岗的警察询问了我们的身份,他说大使正在休息,就这样我们被拒之门外。我心急如焚,肝肠寸断,勉强压制住焦躁的心情去了位于笔洞的大哥家,让大哥收听国外的广播。我熬了一夜,第二天带着陈情书去了外交部,尹锡宪副部长出面接收了我递交的陈情书和办理护照所需要的文件。


“您先回家吧,我会跟您联系的。”


第二天早上他打来电话说:


“等确认了他的下落以后,您可以去日本!”


他的意思显而易懂,可是政府高层官员亲自给我答复这还是第一次,我很感谢。我又去了更高的地方--国务总理办公室。我陈述了相同的内容,并要求他们解除对我家的监视。他们答复说金钟泌总理到地方出差了。我只能把文件留下,之后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答复。后来我又听说丈夫是在市内的格兰皇宫酒店见了梁一东党首后,出来的时候被讲韩国话、举动异常的人绑架走了。日本警方已经在全国撒下搜查网,可是还没有找到他的下落。我们家里没有一名韩国记者,而外国记者却很多。在丈夫生死未卜的黑暗之中,我能做的只有祷告了。几个月前沧川教会的劝勉者任明礼搬到了我家旁边,很多人聚集到他家彻夜祷告。当时,著名的复兴会讲师李天硕牧师安慰我说,他在祷告时出现的幻觉中看到了丈夫,他对我说:


“不用担心。他肯定会活着回来的,他还会以‘金大中’这个名字取得大成就的。”


那时很多从未见过面的人都为我们祷告。不知道有多少国民都在为他的安危担忧。


我从一开始就相信这是情报部所为,所以我也知道不会有人帮助我们。日本政府好像也没有积极展开调查,已经沦落为政权“摆设”的在野党更是在一旁看执政党的眼色行事。而这件事在美国和日本等国际社会却成了新闻的焦点。


在丈夫失踪的第六天,也就是13日晚,我想了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呼吁。我准备文件决定向红十字会申请办理护照,因为有人打电话来说“9点的新闻报道说如果家属申请,红十字会可以发放护照”。我抱着希望整理所需的文件,这时曾经照看关押者家属的金韩林女士和安顺德、金正礼因为担心我而到家里来看我。就在我和她们在卧室里交谈的时候,客厅里突然一阵骚乱。


“回来了!”


“议员回来了!”


众人高喊着纷纷涌向大门。我赶紧走出去,进来的人真是丈夫吗?这是真的吗?不会是做梦吧。我已经分不清楚是现实还是梦境,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走进卧室后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我的手说他看到了耶稣。我们全都一起跪下祷告。在进行感谢祷告的时候,我一直泪如泉涌,泪水浸湿了我的衣服。以下是丈夫的叙述。


那些人想把我扔到海里水葬,他们把我放倒在木板上,又用绳子把我绑得结结实实的,还在我的手和脚上系上了很重的铁砣。我心想这下子肯定必死无疑,怎样才能活下去呢,我正在努力寻找一切希望,就在这时耶稣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被绑架后我一直在祷告,而在此绝望之时,我却忘记了祷告,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活下去。我赶紧抓住了基督的衣角:


“救救我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为了韩国的国民,我还有要做的事呢。求求您救救我吧!”


就在那一瞬间,远处传来了“轰轰”的声音。“飞机!”甲板上传来了人们慌乱的脚步声。船加快了速度,船身开始摇晃,之后又渐渐慢了下来,这时一位有庆尚道口音的男子对我说:


“是金大中先生吧?”


“是。”


“1971年的大选,我在釜山投了您的票。您得救了。”


“这是哪儿?”


“德岛。”


他们解开了我身上的绳子,之后给了我吃的和喝的,但是没有给我摘掉眼睛上的绷带。(后来得知11日晚船到了釜山近海,在那过了一夜,12日早上7点船靠了岸。在接受了健康检查后,我被带到了一辆车上。)车沿途经过了农家,两天后在一个建筑里,有一个像是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听声音是一个年轻男子,他对我说:


“金大中先生,你为何要在海外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呢?”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大韩民国,我反对的只是现在的政权,而不是国家。”


“政府不就是国家吗?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继续反对吧!”


后来,他又说:


“现在,我们打算把先生带到你家附近,然后释放你。这是上面的命令。你下车后先去小解,然后就可以摘掉眼罩回家了。”


他就这样回家了。


他到家后不到两个小时,记者们便纷至沓来。有一个自称是“爱国青年救国队员”的青年给各个媒体打电话说:“金大中已经回家了,是我们把他带回来的。对金大中这种在国外轻狂至极的家伙,今后我们不会轻易放过他。”


丈夫的嘴角破了,带着血迹,手腕上也有淤血,衣服皱巴巴的,看起来十分憔悴。国内外的记者们继续蜂拥而至,丈夫整个晚上都在会见记者,向他们不断重复绑架的经过。朴正熙政权这次又开始散布谣言说“此次绑架是金大中自编自导的一出戏”。啊,难道他们真的不怕遭天谴吗,我的心情无法平静。8月14日政府发表了声明,其主旨是“此次绑架事件与政府无关”。15日,麻浦警察局局长来到我家,下令要求除家人、管家、司机和保姆以外的其他所有人全部离开,甚至连兄弟和秘书都禁止入内。警察和情报部的官员占了一间屋子,让三个人轮班常驻我家。卧室和客厅的电话也被掐断了,仅存的一部电话被他们霸占,有人打电话来,他们就会说“不在家”“睡觉了”,根本不让我们接听。他们对丈夫进行的调查也很离谱。本来应该问一些诸如绑架的经过、犯罪嫌疑人的衣着长相等问题,可是他们并不问这些,反倒把调查的重点放到了丈夫在海外开展的政治活动上。警察、检察机关和情报部联合起来像审讯犯人一样盘查丈夫。调查结束后,一直到10月26日我们都被关在家中。只是在丈夫到家的13日、14日和解除软禁的26日这三天允许丈夫会见了记者。


当时,二儿子弘业是一名后备军官,他正在京畿道彦阳服役。大概是在丈夫回家两三天后,老二回到家中。他一进门就跪倒在地向父亲行大礼,并放声痛哭。这是老二第二次从兵营里偷着跑出来,第一次是他听到父亲失踪的消息后,想请假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做好了被关禁闭的准备,偷偷跑回了家,回家后他看到我还很镇定,便立刻返回了部队。这一次他正在地里干活,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父亲的声音,于是做好了死的思想准备再次从部队里跑了出来。丈夫对放声大哭的弘业说:“爸爸让你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对不起,可是总得有人去做这些事。”


我们不知道老二这是第二次从部队里偷着跑出来。他怕我们担心,所以没告诉我们。8月23日,日本《读卖新闻》在头版报道了该报驻汉城分社的特别消息:“金大中绑架事件,与情报部官员有关。”这是第一次称绑架事件与国家机关有关的报道。于是,韩国政府立即关闭了《读卖新闻》驻汉城分社,并将三名记者驱逐出境。当天,日本法务省大臣在国会上表示:“凭我的直觉,这很明显是某国秘密警察的作为。因为这是在国会进行答辩,所以我无法透露某国的名字”。其中有一名犯人留下了指纹,他就是当时韩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秘金东云。


10月中旬,情报部李龙泽局长来到我家。他怂恿丈夫说,现在已经自由了,跟家人一起去美国吧。丈夫也想去美国。李局长再次来我家的时候,说他已经去青瓦台见了总统,并得到了总统的许可,让我们尽快离开。我说要把家里整理一下再走,他又再三催促我赶紧做好跟丈夫一起离开的准备。我们急急忙忙整理好了行李等待着,可是从那以后他又没了消息。


我们带着赖世和教授带来的哈佛大学的邀请函去申请办理护照,结果文件却被退了回来。1974年6月1日,丈夫收到了汉城地方法院的传票。法院传唤他的理由是1963年丈夫担任总统候选人尹潽善的发言人期间,在参加选举的过程中违反了选举法。他们原本催促我们尽快离开,现在又反过来束缚我们的手脚,态度来了个大转弯,这突如其来的态度转变据说是因为日本反对我们去美国。这是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联手的结果,因为日本也害怕绑架事件会在美国继续成为关注热点,从而令日本陷入困境。他们从十年前的文件堆里找出了一个“正在裁决”的案子,从而制造了一个极其拙劣的借口。


而对于日本警察厅提出传唤金东云的要求,韩国政府则以外交官具有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在日本的领土上发生了绑架事件,这明显是侵害了日本的主权。日本国内媒体将这件事吵得沸沸扬扬,于是金钟泌立即访问日本,向日本表达了歉意,从而化解了此事。1974年8月发生了旅日侨胞文世光枪击陆英修女士事件,致使日本陷入了窘境,从而使得两国政府不得不勾结起来。


绑架事件就这样陷入了迷局,没有一条真相被查清楚。日本政府对人权的态度也在很多方面与西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67年发生的“东柏林事件”中,当中央情报部把在西德和法国留学的韩国学生以及著名艺术家非法绑架后,西德政府态度很强硬,向韩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表示将采取不惜中断经济援助和断绝两国关系等措施。由此,韩国政府不得不恢复世界级作曲家尹伊桑和画家李应鲁等人原来的地位。


最终将丈夫从以谋杀为目的绑架中解救出来的还是金敬仁议员和美国朋友。在东京格兰皇宫饭店,金敬仁议员送丈夫一起从房间里出来,却偶然间成了绑架现场的证人。绑架犯原本计划将丈夫在宾馆的浴缸里杀害后,再将其放在登山背包里带走。


在丈夫就要被水葬的关键时刻,当时美国驻韩大使菲利普o哈比卜(PhilipHabib)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韩情报站站长唐纳德o格雷格(DonaldGregg)联合实施了营救行动,将丈夫解救出来。据说哈比卜大使一直担心金大中的人身安全,那天三点钟左右在接到绑架报告后,他迅速了解了具体情况,然后立即给青瓦台的朴总统打电话表示强烈抗议。据说由于情况太紧急,他根本无法等待本国的命令就采取了行动。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相信在水葬之前出现的飞机是美国的直升机,但后来担任美国驻韩国大使的格雷格更正说,因为是在日本领土,所以不是美国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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