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城乡差距就两条路,都不好走”


中国青年报:如果让您扼要地说,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孙平:改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成都从2003年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改革,到2007年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目标指向一直是很明确的。


不管在中国东部还是西部,城乡差距是每个地方都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重要根源。要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青年报:缩小城乡差距有哪些困难?


孙平: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几十年的制度造成两者完全被分割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发了11个一号文件都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指向缩小城乡差距,但事实上城乡差距却越来越大,主要体现在收入上差距大。


直观来看,收入差距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是农业产出太低,二是农业人口太多。所以只有在两条路上想办法:一是让农村人口减少,实现城市化;二是让农业产出大幅度提升。


但这两条路都不好走,都建立在大量投入的基础之上。


首先,农民进城需要有就业、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各种保障,这是城市化的成本。成都市统计局曾测算过,一个农民进城的成本大约是20万元,300万农民进城就需要6000亿元,这是不菲的代价。现在通过征地拆迁实现的农转非,数量是很有限的。


其次,通过农业现代化来提高农业的产出,同样需要大量资金。假如每亩地投入1万元能使产出翻番,700万亩耕地就需要投入700亿元,全国18亿亩耕地就需要投入18万亿元。


“我告诉农民,改革是什么”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城乡差距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孙平:当前我国城乡土地不同权、不同价,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农民的房子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流动,只能自住。同样是土地,农村土地被附加上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社会保障。


所以,要使城乡土地同权同价,就要向农村覆盖公共服务体系,把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剥离出来,使土地流动的束缚得到解放。这样,农民即使没有土地,依然能享受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民即使没有房子,也能得到住房保障。


中国青年报:成都市的改革如何破解这个困难?


孙平:我到农村调研的时候,农民问我:改革都改些啥?我告诉他们:改革就是“我要拿走你的土地,你可以找我拼命”。


关于农村产权改革,初期基层干部群众有很多问题,我告诉他们,村里的事情由你们自己来定,我只提一条要求,那就是:个人的财产权个人说了算,他人和多数人都不能干预。


在回顾总结七年多改革实践时,我们认为首要的是改变过去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农民必须稳定在农村”的传统认识和政策取向,明确新时期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新一轮发展。


我提到过的困难,都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突破。成都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可以概括为“三化”,即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


“改革阻力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青年报:请具体解释一下这“三化”?


孙平:经济市场化,就是要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目前的农村只停留在商品经济阶段,还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即要素拥有者能自主地进行公平交易,而现行一些制度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导致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同地不同权更不同价,形成了剥夺农民的利益基础。


管理民主化,就是要推进基层民主。成都农民在改革中创造了村民议事会,这不是政府推动的,而是各地不约而同的做法。


社会公平化,是指政府的城乡公共服务要公平。这意味着要向农村投入更多的资金,成都7年来坚持“补课”,把农村的公共服务差距补齐。投入这笔钱不是划不划算的问题,政府必须这么做。


中国青年报:在这轮改革中,您认为市长的力量大,还是市场的力量大?


孙平:刚开始,政府发挥的作用大些。但这么大规模的改革,需要大量的投入,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最终还是要靠市场。


中国青年报: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享受了哪些优惠政策?得到了哪些支持?



孙平:成都没有享受什么特殊政策。要说支持,中央允许我们先行先试,就是最大的支持。成都一年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上所花的上百亿元,全靠自掏腰包。其实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而已。


中国青年报:改革的很多措施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阻力大吗?


孙平:阻力是显而易见的。市场越发达,政府的权力越有限。过去公不公平政府说了算,现在得看社会评价。我们在检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基层干部不理解。所以,以前是靠压下去的,现在顺利多了,但还是有阻力。


我们坚持“三化”的方向是清晰的,从来没有摇摆过。需要发动群众,让他们来监督改革的进程。当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时候,改革就不可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