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程朱理学的歪曲[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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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满清对程朱理学的歪曲 宋明理学,是最压制君权的学说,朱子提出理高于势,要求皇帝正心诚意,正是建构了一个高于皇权的理的概念,并以此建立了一整套思想体系,使强权丧失了合理合法性。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一次伟大突破。宋明理学是对早期儒学的继承和发扬,绝非退步和否定。宋明理学,在人格修养上继承了孟子,并且将之发扬,真正的宋明理学家,如二程,朱熹,看他们的人生事迹,怎么会是依附强权,矮化自己的人呢?      自古以来歪曲儒家思想就大有人在,既有统治者,也有一种拿儒家思想包括理学之皮做为进身之阶的人,但这些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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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对程朱理学的歪曲

宋明理学,是最压制君权的学说,朱子提出理高于势,要求皇帝正心诚意,正是建构了一个高于皇权的理的概念,并以此建立了一整套思想体系,使强权丧失了合理合法性。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一次伟大突破。宋明理学是对早期儒学的继承和发扬,绝非退步和否定。宋明理学,在人格修养上继承了孟子,并且将之发扬,真正的宋明理学家,如二程,朱熹,看他们的人生事迹,怎么会是依附强权,矮化自己的人呢?


自古以来歪曲儒家思想就大有人在,既有统治者,也有一种拿儒家思想包括理学之皮做为进身之阶的人,但这些人是真正的儒家和理学的信徒吗?绕过他们,去指责儒学和理学,无异于那种只会冲向红布的斗牛,攻击错了目标。


理学,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小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宋明理学又称宋明新儒学)。


理学(新儒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理学(新儒学)对佛道理论的融合从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就开始了,不是等到几百年后的心学。


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与歪曲


⒈、程朱理学的本意及其在宋明的作用


一般人心目中的程朱理学是什么印象?为统治者服务的愚民工具,为皇帝效忠,桎梏普通百姓人民,三纲五常,存天理去人欲,窒息社会发展的活力,阉割人民的反抗精神等等。


这种印象的得来,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看看自称宣扬奉行程朱理学的满清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很难不得出结论,程朱理学确实是反动落后保守甚至残暴的思想工具。


这样看来,对程朱理学的大批判特批判,乃至彻底否定,自然也是应该的了。


但问题是程朱理学果真是如此么?


如果不满足于人云亦云,稍微了解一下程朱理学本身的内容,以及那些信奉程朱理学者的事迹,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说的那种印象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程朱理学归根结底不过是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变化都有自身的道理都遵循着一定的理。理也就是事物的规律和联系,所以理学把理上升到世界本原的哲学高度,认为人应该揭示每一种事物的理,认识这些理,遵循这些理。应该说理学是儒学的系统化哲学化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明升华、理性高度发达后才能有的产物,是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些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对理学有一具体的认识。程颐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


再如朱熹对“致知格物”的解释:他说所谓“致”就是“推极”,也就是推广应用到最大限度,所谓知,就是“识”,应该就是知识的意思,所谓“致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的意思是“至”,“物”,则就是“事”,整个联系起来就应该是推广应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尽最大限度去认识了解事物变化的道理。


朱熹等人把“理”上升到世界本源的高度,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


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此外“他还强调理的客观性,说‘理不在人皆在物’,认为理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并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他还提出,穷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程氏遗书卷十一)[145]p522-523。


许多人受到长期灌输的影响,认为程朱理学所谓的“理”只是局限在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其实这是根本错误的,程朱理学的理是自然万物的理,探索自然事物的道理,本身即是理学中非常强调的一环!


正因为此。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朱熹非常推崇,他说“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他认为程朱理学本质上和辨证唯物主义没有区别。李约瑟还说程朱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他还明确地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再说程朱理学在社会伦理内的观点,就拿一直以来最受人诟病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来说吧,揆情度理,发根究源,其并非是禁欲主义,而只是说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不是如何解释“灭”字,而是如何解释“人欲”。在程朱理学中,人欲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人欲对应的概念是人心,

“‘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1]


“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夫妇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是人伦的正当表现,甚至具有天地合德的本体涵义,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引诱己婚的异并破坏他人的家庭便是人欲,这个界限是不言而喻的”(同书第2页)


按照有些人的可笑理解,理学家既然要去人欲,灭人欲,那大概应该象和尚一样才对了。


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程颐是程颢的弟弟也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他“在为皇帝讲书的时候,扳着面孔,一副十分庄严的态度。有一年春天,他看到小皇帝依着栏杆折柳枝玩,他就教训皇帝:‘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使得皇帝很不高兴。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程颐当时以皇帝老师自居,一切无所顾避” [2]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卷36,页579 )[3]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程朱理学到了明代又如何呢?应该说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理学仍旧是限制君权,防止专制最重要的思想的武器,同时也是促使他们研究自然规律的指导思想。


就前者来说,前面曾经举过吕坤的言论“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吕坤正是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正统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再比如大批东林党人,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高攀龙等人,本身也是尊崇理学的。


就后者来说,明代诸多科技论著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物理小识》等的作者,其研究记述的动机本身也都和理学所说的“格物致知”有直接关系,如“明朝末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今天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著作。他的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说,此书‘虽命医书,实该物理’。就是说,这是一部探求物理的著作”[4]


也正因为探求事物的道理,格物致知本就是理学的应有之义,所以“他们的活动,当时就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徐光启的工作,获得了崇祯皇帝的支持。李时珍的书,由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作序,后来由朝廷命令刊行。而象《天工开物》等一问世就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并且一再刊印(在清朝该书濒临失传,后来从国外图书馆重新引回中国)。而象徐霞客游记同样是明朝当时江南文人的领袖钱谦益,对徐霞客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赞扬,甚至提出了‘徐霞客精神’这样一个概念”[5]


[1]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43页


[2] 同上,第71页


[3] 转引自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史林》1995年第1期


[4]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31页


[5] 同上,第862页



程朱理学在满清所受遭遇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满清要选择程朱理学作为表面加以尊崇,实则进行阉割的对象?


我觉得原因如下,因为程朱理学本身更容易塑造出一种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它更鼓励人们为了某个合理的目标作出牺牲,绝不屈服在外来压迫,暴力威胁的淫威之下。一旦清廷公开反对程朱理学,那么程朱理学必然成为一种反政府的意识形态,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其威力绝对不下于近代一些让人们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而决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潜在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因此程朱理学对清廷的统治可能造成的威胁最大。


相反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学的灵魂核心阉割掉,置换掉,那么程朱理学所具有的严密性,趋同性,以及稳固性,反过来可以为维护满清统治所用。而同时,以清廷褒奖宣扬的官方面目而出现的程朱理学,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潜在的反清知识分子感到反感,并进而疏离厌恶,这样程朱理学就真正被清廷所垄断,不可能再对清廷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而王阳明的心学,本身更多的是强调个性解放,“以已心之是非为是非”,随心所欲的成分更大,难以形成一种一致的,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这从王学在明代就分化出王学左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流派就能见端倪),一遇到外来压迫,这种心学体系很难成为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更难以整合出坚定顽强的反抗力量,相反很容易流变为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只要施加严酷的暴力压迫,心学自然就能消灭于无形之中。满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本身也就连带把王阳明心学消灭,将心学可能有的进步作用化解于无形。


对于满清表面尊崇朱学的用意,当时到清朝的朝鲜使者也有很精辟深刻的分析,“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北京的朴趾源在《热河日纪》里面说道: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以勤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12]


应该说清廷所采用的策略确实很卑劣,很恶毒,但也很有效。它们通过推崇程朱,来消灭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学阉割成为他们所用的奴才哲学,而同时也顺带消灭了陆王心学。这样一来宋明两大思想成就,理学与心学在满清统治下被全盘瓦解。


在清代,真诚信奉程朱理学如吕留良及其学生子孙,固然要被清廷屠杀剿灭,如果敢于明确措辞反对程朱理学,那同样要倒霉,如谢济世以“毁谤程朱”“肆诋程朱”而遭清廷入罪。


于是程朱理学变成了一种不能对其进行任何真诚思考,纯粹被清廷裁减利用的工具。满清统治下的文人对清廷的暴虐敢怒不敢言,对程朱理学的任何独立思考,在满清屠刀下也成了绝对的禁区,于是只能提倡所谓汉学。


如钱穆所说“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只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


“他们所标揭的是反宋尊汉。……清儒从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异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他们的正学以言,则只在校勘、训诂、考订上,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13]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人能真正去理会程朱理学在宋明时期的本义究竟是什么了。相反,因为因为满清表面上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于是满清统治下社会的黑暗丑恶被许多人自然而然的看成是程朱理学造成的罪恶。


而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对程朱理学的反感乃至排斥造成的又是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段裂与倒退!这是明代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理学对立面心学的发扬与流行完全是两回事情!


对清代的这种学术上的倒退,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一文中也有深入论述,这里摘引一些内容


“尊汉与诋宋都带上了明显的盲目性,而风会所趋,又使盲目性成了影响多数的东西。”


“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


“(王鸣圣)‘未尝一日废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已经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间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


从理学大儒吕留良的遭遇看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


钱穆说“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


吕留良案件,广为人知,所以不必详述其过程。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上至入土之尸,下及襁褓之孩,无一幸免,或挫骨,或凌迟,或杀头,或流放,或为奴”。至于其著作,“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


那么吕留良究竟宣扬了些什么思想让清廷统治者如此震慑恐惧呢,以至于他死后还要将其尸体剐割挫骨以泄愤呢?


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被清廷销毁,无从得见,但也有只鳞片爪,逃过罗网,侥幸存留至今。钱穆说“晚村评点四书文,其语保传迄今者,有《四书讲义》四十三卷”。


钱穆的著作中摘引了一些内容片段,也可以窥见吕留良思想一斑,这里不妨也转引一些,以便一般读者了解。


“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种种不仁之心,都从他不仁之心揣拟”


“自三代以后,习成一功利世界,……凡礼乐刑政、制度、理财用人之道,纯是私心做就,……故程朱责难于君,必先正心诚意,非迂阔也”


“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历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从他私利心上要装折出不忍人之政来,如何装折得好?”


“后世事君,其初应举时,原为门户温饱起见。一片美田宅,长子孙,无穷嗜欲之私,先据其中,而后讲如何事君。便讲到敬,也只成一种固宠患失的学问”


“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为生民也。……君臣之尊卑虽定,而其递降相去,只一间耳。三代以后,尊君卑臣,相去悬绝。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摄。及其不能摄也,则纂弑随之。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与天宇隔绝”


“自三代以后,以诈力取天下,以法术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饰补苴。君臣之间,皆以驾驭术数为事。……总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来,由‘天降下民’起义。此一伦不正,上体骄而下志污。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故差自农。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


“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


“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曾静《知新录》中言‘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耳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


从上面这些摘引可以看出,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

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读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人,很容易就发现,《明夷待访录》中所说的内容与这里摘引的吕留良对君主帝王以及君臣关系的观点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只不过是黄宗羲师从刘宗周,总体来看,还是属于王阳明心学体系的传人。两人一个是从程朱理学出发,另一个是王阳明心学为根底,最后形成的观点却颇多一致(尽管两人后来关系并不很好,甚至互相嘲讽抨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中国自身文化体系内孕育的思想,无论心学还是理学,都是文明进步,社会进步的结果,在不受满清统治干扰的情况下,其趋向都是进步的,并不存在一个进步开明,另一个保守僵化的问题。


尽管黄吕二人思想殊途同归,但他们的论著观点遭遇的命运却大不相同。钱穆曾经发过一番感叹“余观其说,颇似黎洲(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论。……黎洲著之于《待访录》,而晚村见之于《四书讲义》,……惟黎洲《待访录》,自晚清以来,极为一时传诵,而晚村《四书讲义》则注意者少。身后声名,固亦有幸有不幸。而外族淫威之深摧严抑,足以使学者精神长埋至于数百年而终不显白。”


造成这种际遇差别的原因,除了黄宗羲更韬光养晦,甚至在晚年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与清统治者虚与委蛇,说一些违心话,作媚顺之态以迷惑对方;而吕留良则更刚烈,更决绝外。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在于对于清统治者而言论,吕留良从程朱理学出发阐述的观点对他们的威胁更大。


清朝统治者是通过把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学说,以达到垄断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来阉割程朱理学,并进而阉割士人精神的目的,而吕留良恰恰是还原程朱理学的精神内涵,这是从根本上击中满清统治者的要害,从思想基础上威胁满清统治的合法性,也就难怪满清统治者对其恨之入骨,视若虎狼了。


当吕留良案件爆发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也还未被清廷完全磨灭,还有人敢于清廷凶虐淫威之下,为其辩护。比如当时有绍兴人唐孙镐写《讨诸葛际盛檄》为吕留良争辩,齐周华写《救吕晚村先生悖逆凶悍一案疏》


结果唐孙镐被秘密杀害,雍正批示说“似此妄匪之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也,可将此论秘密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暗暗外结可也”


而齐周华被投狱五年,受尽酷刑,后来虽然被放了出来,结果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还是被判了凌迟处死。


当然更令清廷憎恶恐惧的就是吕留良通过孔子和朱熹来阐发的民族主义观点。


“晚村身为亡国遗民,于此虽然耿耿,若骨之鲠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终有所顾忌不敢一吐以为快者。故于论‘微管仲’一节独表其意曰‘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者。此即夷夏也。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任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晚村所以深斥姚江而敬推朱子者,其意亦在是也。”


“夫至于天下之自命豪杰者,皆靡所不为之光棍,则更何论于君臣之义,更何论于夷夏之防!以若是之人心,讲若是之学术,而宛转践踏于异族股蹄之下,亦惟有不惜摇尾乞怜,永沦地狱而已,复何兴复振起之望耶!其时社会已有宋儒之诮,而晚村独深喜宋人”


“晚村(即吕留良)之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阐王为梯荣捷径者所获梦想于万一也。”


真诚信奉程朱理学者受到杀戮迫害,而那些把程朱理学歪曲成为替满清服务工具的奴才却受到满清统治者的竭力褒扬。


钱穆把吕留良的境遇与陆稼书的境遇作了一个对比:


“晚村尝与陆稼书交游,论学甚洽。其后稼书议论,颇多蹈袭晚村。而晚村所以尊朱,实别有其宗旨,与稼书绝不同。……然则晚村之在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者所梦想于万一也”


“稼书身后,清廷褒崇有加,从祀孔庙,俨然一代儒宗,而晚村合门骈诛,戮及尸骨,今《三鱼堂集》涉及晚村语,皆删削不敢存一字。实则稼书尊朱抑王言论,多袭晚村。惟晚村宗旨在戒人为许衡、吴澄,稼书则不免教人为许衡、吴澄耳。然则处异族淫威之下,国已亡、政亦失,耳言学术思想,其事不可悲之甚耶!”


满清对程朱理学表面尊崇,实则阉割架空,也可以从当时朝鲜人的记载中窥见一二。葛兆光在其长文《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的“朝鲜人眼中的清代学术”一节中说

朝鲜人觉得,“清朝的读书人好像对孔子之学,特别是正宗的宋明理学并不那么在行,对儒家学者的著作也不那么尊重。康熙五十一年(1712),闵镇远在途中看见乡塾,就问学童说,你们读书,以什么书为先。学童回答是《三字经》。接着问,你们教朱熹的《小学》么?回答是‘即今皇帝以为,《小学》中语皆经史之说,既读经史,则不可又读此书,禁天下不得学习矣’。这使得极端尊朱的朝鲜人闵镇远相当不以为然,觉得真是‘可怪’。那个时候,这种诧异和蔑视似乎很普遍,一个叫做韩元震(1682一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这些还剩下表面的理学也已经腐朽,他们对于自我标榜理学的人有名无实,很不以为然,讽刺地说当时清国的理学家,‘先骂二氏,自以为理学者,此习不知创自何典,夫理学贵于躬行实践,若虚诋二氏即为理学,则卑贱矣’。这种‘理学’,在朝鲜的文人看来,不仅不是士人修身养德的学问,不仅来历并不纯粹,而且还是官方设下的学术和思想圈套”


“当他们发现清国的文人讨论《春秋》居然不遵朱熹的说法,‘终不提论华夷内外’时,就故意挑出来质问说,‘文固可佳,而但孔圣之所以作《春秋》,专为上下之分,内外之别而作也,今无此等语,可谓失旨矣’”。


“在这些维护朱子之学立场坚定,而且对于真理在握相当自信和自尊的朝鲜使者面前,一些立场不那么坚定的清人,多少有些愧歉与尴尬,像严诚(1732一?)就向洪大容坦率地承认,‘近时经学荒芜’;潘庭筠(1742一?)也在洪大容的追问下,一面承认‘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一面打个圆场,讪讪辩护说,‘然天下尽有潜心圣贤之学者,非俗儒之概例也’”。


“正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嘉庆六年(1801三次出使清帝国,与纪昀、李鼎元等学者都有交往的柳得恭看到的,‘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南方诸子所究心者六书,所尊慕者郑康成’。当时在北京的书肆里,竟然连《语类》等朱子学的书也没有,纪昀托人为朝鲜人购这些书,还要到南方去订购,‘受托之人又以为不急之物,可以缓求,故悠忽至今’”


韦伯对中国儒家的批判是否能够成立?


下面我们来分析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的观点.


首先有必要引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一段话,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因为这段话更适用于《儒教与道教》一书


这段话如下:


“我们至少必须告诫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性。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们只希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译文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引起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者必须对他的著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的、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主要讨论的是西方的新教,所以这一段故作谦虚的表态多少是有些无的放矢了。但是拿来用在《儒教与道教》一书,却是恰到好处,正如韦伯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对中国的了解相当的无知,大多是皮相之谈,更有许多地方严重歪曲事实。我们所能佩服他的只是他能在这样无知的情况下,就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来写这种性质的著作。


我们不会象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对《儒教与道教》进行那么详细的分析,只在大体上进行针对性的批判


韦伯在这本书里对中国的儒家做了大量的污蔑和攻击,按照他的说法,儒教中国人“从来也不对某一神圣的‘事业’或‘观念’善尽恭顺之道”,“‘道’既非‘事业’或‘观念’,而只是有约束力的传统主义礼仪的体现。它的戒律是‘虚无’(Leere),而非‘行动’”;缺乏商务上的信赖,“只重视维护面子,结果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猜疑。”;“儒家的所谓自我完善乃是一种亵渎圣明的、崇拜生物的理想”;而且“还相信巫术”;还有儒教只会教导人适应世界,而不能改造世界。等等,诸如此类。


应该说,所有这些加在儒家头上的罪名,只不过是韦伯建立在无知和偏见基础上的一派胡言!别的且不说,就以所谓的事业和观念而言,中国的儒家从来就有对事业对信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代又一代儒家学者加在自己身上的重担,指导自己的行动准则!这样一种豪迈的精神,是西方匍匐在宗教和上帝面前的侏儒和奴才所不具备的。


至于所谓缺乏信赖,更是胡扯,礼义仁智信,所谓信也就是诚信,本就是儒家行为道德规范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儒家的信也被实实在在的运用到商业上去,根据明代的人李乐的《续见闻杂记》中的记载“李乐的老师唐枢有一位同宗的侄子打算经商,苦于没有资金,就与唐枢商量。唐枢就对他说:‘汝往市中问许多业贾者,其资本皆自己有之,抑借诸富人者乎?’他宗侄就去了一倘市场,并作了调查,回来告诉唐枢:‘十有六七是从富人那里借来的资本。’唐枢就说:‘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负之尔!未暇求本,先须立信;信立,则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矣’”(转引自[40])


陈宝良对此发议论说“这一段记载充分说明,富人资本,只求生利,这是一种必然。经商之前,在资本的获取上面,首先就是建立起一种信用。显然唐枢见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信用在信贷制度上的重要性。所谓的信用,原本只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而在此已被提高到商人的一种精神,并成为重建商人伦理的基础”


相反西方建立在对上帝信仰之上的道德,普遍缺乏诚信,


按照布罗代尔的介绍可,西方在近代前,普遍缺乏商业上的信用


“所有店铺主都可能遇到拖欠或者赖帐这类倒霉的事情,一位名叫弗郎斯瓦.波姆罗尔的制枪工匠闲来喜欢做诗,他于1632年抱怨生计艰难,出门讨帐,煞费苦心,赶上拖欠,得有耐心”


“所有这些信件出自里昂不同商人的手笔,……在路易十四时代,兰斯一名商人轻易不肯借贷,他引用一句谚语为证。“借钱时称兄道弟,还债时骂婊子养的”


由于信贷法规很不完备,便产生连锁性的依附关系和困难”[32]p57


布洛赫的著作中更交代了在西方近代有弄虚作假成风的传统


“不仅个别人喜欢作伪,而且那是一个偏爱弄虚作假的时代。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盛行的那几代人之间,……诸如此类的赝品真是不胜枚举。在那些岁月里,好象整个欧洲都回响着一曲声势浩大的谎言交响曲。在中世纪,尤其在八世纪到十二世纪,弄虚作假的现象泛滥成灾,那时伪造了大量的特许状,牧师团法规,教皇法令,其中大多数自然是为了私利而编造的,例如为教会获得有争议的财产,维护罗马教廷的权威。”


“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那些被公认为最虔诚,甚至是最正直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参与这种勾当。可见作伪能够不违背公共道德。至于剽窃在当时本来就被公认为理所当然的。厚颜无耻的编年史家和圣徒行传的作者都整段整段的抄袭前人的著作。”[42]p71-p72


这些事实足以把韦伯的谬论戳穿!


至于韦伯所谓的儒家的自我完善,是亵渎神明,崇拜生物,这更象是一个无知的宗教狂徒对别的思想的攻击性呓语,这也就不必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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