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一辈子不穿西服 整治腐败决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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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李先念:一辈子不穿西服 整治腐败决不手软   何立波   新华网 2010年12月31日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李先念严于律己,勤俭简朴,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严格要求子女,正确对待亲属要求,克己奉公,一心为党,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李先念的草鞋情结  

李先念:一辈子不穿西服 整治腐败决不手软


何立波


新华网 2010年12月31日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李先念严于律己,勤俭简朴,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严格要求子女,正确对待亲属要求,克己奉公,一心为党,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李先念的草鞋情结


李先念在艰苦战争的岁月里经常同下级干部吃住在一起,以便及时了解实情,掌握第一手材料。每到宿营地时,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他就亲自检查安排吃住,看望慰问伤病员。他同广大战士一样,身穿粗布军衣,打着绑腿,足登草鞋,根本看不出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在延安,有一次他光着膀子挑大粪,见者无不表示惊异和钦佩,他却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农民有的不也是这样干么。”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川北,在旺苍县木门寺召开了著名的“木门军事会议”,决定扩军整编红军,将红11师扩编为第30军,余天云任军长,李先念任政委。红30军浩浩荡荡开进了九龙场,砺兵秣马,准备在木门至黄猫垭一带和敌曾南夫部决一死战。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积极支援红军,运粮草、筑工事,为红军编草鞋。


一天,李先念来到鸽子庙,见十多个人正在编草鞋。其中一个小伙子编草鞋手脚麻利,编得又快又好,就亲切地问他:“老乡,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啦?”小伙子回答说:“我叫余官章,今年22岁,一天能编四五双草鞋。”说罢,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望着眼前这位长官模样的红军。李先念的警卫员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余官章马上站起来,叫了一声:“首长!”李先念见他站起来,腿是瘸的,就关切地问他腿是怎么瘸的。余官章说:“小时候腿上长了个毒疮,流脓灌浆的,直到右腿缩了筋,走路就短一截。”李先念吩咐警卫员,叫卫生员给他送药包扎,还经常去看他,教他唱红军歌谣。余官章见李政委这样平易近人,对他又格外关心,心里总是欠巴巴的。他回家找了些牢实的旧布条,精心编了两双布筋草鞋。李先念穿上很合脚,又软和,就夸赞余官章:“你的手真巧!”此后戎马倥偬几十年,李先念始终没有忘记九龙场,没有忘记给他编草鞋的余官章。


1993年,在纪念红军入川60周年之际,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专程到当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寻访李先念战斗的足迹。在旺苍县“木门军事会议陈列馆”,林佳楣看到了那张杂木制作的草鞋床。陈列馆工作人员告诉她,那是60年前九龙场老百姓为红军编草鞋的工具,余官章就是用这张草鞋床为李先念编了两双布筋草鞋。林佳楣说,七年前李先念在接见南江县长时,还提到过这位老乡。当林佳楣了解到82岁的余官章老人依然健在时,就想专程去旺苍九龙场看望他。地方的同志告诉林佳楣,木门到九龙的公路正在扩建,路况不好,林佳楣感到很惋惜。回到招待所,林佳楣给余官章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尊敬的老人家,感谢您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我们代表李先念同志,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愿您健康长寿!”同时,还为余官章老人捎去茶叶、糕点。余官章一直珍藏着这封书信,他说,看到这封书信,就像看到当年的李先念政委。


带头艰苦奋斗 对贪污腐败决不手软


抗战时期,李先念曾担任鄂豫边区军事部长、边区党委书记,5师师长兼政委。在反腐倡廉思想教育中,他多次在部队和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宣传毛泽东的故事,用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小油灯下“一熬就是几个通宵,连饭端来了也顾不上吃”、“一支铅笔用得捉不住还舍不得丢”、“思考问题时把灯芯捻得小小的”、“生活不搞特殊化,一只鸡让所有在家的首长分享”等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故事教育大家。在一次抗大十分校的毕业会上,李先念指出:“革命军队的每一个军人,特别是干部和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大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边区根据地逐步扩大,机关职能部门也相应增多,随之而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贪污腐化行为也表现出来。正如边区党委委员吴祖贻所列举的那样:人家摊派保甲经费,我们便也来一个“抗日月捐保甲摊派”;人家从上到下地“奉行公事”,便也处处靠命令来领导行政工作,不检查,不督促,以致自己机关的干部贪污腐化。


对于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危害性,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人是十分重视的。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王翰、吴祖贻、夏忠武等就曾多次在党、政、军机关会议上大讲特讲。


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人不仅要求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作为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5师师长兼政委的李先念,其表率作用就更为突出。1942年12月,在大悟山反“扫荡”的一次急行军中,由于风大雨疾,路窄泥泞,走在队伍前面的李先念突然摔倒在地上,参谋肖健章赶忙上前搀扶,李先念摆了摆手,忙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擦着身上的泥水,一边温和地对肖健章说:“别管我,你把路带好点就行了。”李先念的一言一行,战士们听到耳里,看在眼中,不知不觉行军的步伐便加快了好多。李先念很关心战士,很关心百姓,极其注重搞好军民关系。一次,他的警卫员何小乐在大悟白果树湾给房东严大妈挑水,不小心把水桶给摔坏了。李先念急忙叫小何借来斧头、刨子和锯,一会儿功夫就把两只水桶修好了。李先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来不搞特殊化,处处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深受全军将士的尊敬和爱戴。在5师开展反贪污腐化活动中,他带头自我检查,并特别叮嘱他身边工作的干部,要带头作好表率。“贪污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这是他经常与党员、干部谈话时的口头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5师警卫团的全体官兵就表现得很突出。干部从没有敲诈百姓的事情发生,没有贪污腐化的现象。战士从没有拿过老百姓的一针一线。部队所到之处,与群众关系像鱼水一样,倍受老百姓欢迎。


1942年4月3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风普遍开展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的决定。由于敌伪顽的夹击和围剿,鄂豫边区环境险恶,动荡不安。部队、机关“一日十仗,一仗三移”的现象成为家常便饭。边区党委根据这一客观现状,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部队和机关开展“战时整顿三风”运动。李先念认为,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是党在边区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骨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者,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领导工作方法与革命事业关系甚大,他们的形象就是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所以,只有首先去掉他们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真正端正党风;只有首先整掉他们身上的歪风,才能成功地组织和领导军民完成民族抗战的重任。 1943年11月12日 ,李先念在5师直属干部大会上严肃指出:“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干部,整顿党风要首先整哪些人呢?确定对象以小团首长、县委常委、正规军营以上干部为主。因为这些人的歪风来了特别吓人。干部比战斗员进步,懂得的问题多,他胆大,谬论也多,他们的歪风来了,能把人吹倒。所以我们要整大风,要整这些人的风。只要把这些人的风整好了,再来的就是和暖的春风了。”


李先念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但又始终不渝地坚持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铁的纪律的严肃性,毫不留情地惩治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1942年11月,李先念亲自批准处决了5师部队中的2名腐败分子。他通过这件事教育5师的广大指战员:为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使我们能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对于犯纪犯法的人是不能宽容的,是要进行严厉的制裁的。我们要认识到,党有党纪、军有军纪、政府有法令。“如果庞大的党的组织,无一定铁的纪律,你们想想,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战斗力,怎么能领导对敌作战获取胜利?”这件事情发生后,李先念还经常告诫大家,绝对不能自高自大,自夸其功,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功绩来抵塞党的纪律和军纪,原谅自己的缺点,否则就无进取的力量,就无前途。他还经常给同志讲历史故事,如关云长只夸其过五关斩六将的成绩,镇守荆州时不听孔明的话,违犯“联吴抗曹”的统一战线政策而走麦城,为吕蒙所杀,遗恨千秋。


李先念是湖北红安人。红安盛产花生,李先念也爱吃花生。在行军或工作之余,只要条件允许,他便会买花生吃,且总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李先念在领导中原突围时,深山野岭,人烟稀少,粮食匮乏。司令部机关走在队伍中间,李先念命令司令部机关的同志宁可少吃,宁可挨饿,也要把大部分食物留给断后的部队。因此,司令部的人员常常空着肚皮走路,李先念也同大家一样饿着肚子,他还从来不要别人为他另找食物。警卫人员的心情特别沉重,眼看着李先念指挥部队行军打仗,解决给养,安置伤病号,有时通宵达旦不得休息,但他们却无法保证他吃饱肚子。然而李先念却处之泰然,若无其事。有时喝碗青菜汤,照样乐呵呵地和大家一道前进。在西进突围过伏牛山区时,食物极端匮乏,司令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宰了牲口。警卫人员做了几个肉团,留给李先念食用。当他们把肉团送给李先念时,他把肉团再切成小块,要警卫人员每人吃一块,他自己留一块。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接,李先念说:“好吧,你们不吃,我也不吃了,你们都饿死了,我一个人革命能成功么?”望着李先念憔悴而发黄的脸色,大家只好含泪把肉团吃下去。李先念节俭是出了名的。寒冬时节,指挥部机关买来木炭取暖,他规定一次只准烧三根木炭,不能多放。国共两党在武汉谈判时,李先念和王震曾去汉口买皮鞋,王震笑着说:“你应该买双上等的皮鞋,和谈时也显一显阔气,不要被国民党和美国人笑我们太寒碜了。”李先念笑了笑,左挑右挑,买了一双最便宜的,用手抖了抖,说:“这不很漂亮么。”这双鞋李先念只在谈判时穿了,回到指挥部后再也没有穿过。


“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


老同志们回忆说,先念同志从不讲究吃穿,建国后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解放后,他在湖北工作期间,生活条件改善了,早饭常常是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中晚餐也不过是一荤一素一个汤,顶多再加个小碟子;当留客人吃饭时,也不加菜,只是量大一点。对此,李先念常常说:“比起过去的生活已经是天堂了。”“个人生活太奢侈了,会丧失贫下中农的感情。”就是在担任了国家主席后,他招待客人也是规定四菜一汤,粗茶淡饭,根本不喝酒。出差到外地,他也从不接受地方的招待。李先念常教育地方的同志说:“每个同志,特别是党员,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是宝贵的。我们的人格道德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人格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人格道德是虚伪的,我们的人格道德是实际的,处处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特别是在单独活动时,千万不能丧失自己的人格道德,要绝对尊重自己的人格,不破坏党的利益,不同流合污。”




1960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率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经河南南下,来到故乡湖北红安视察。这是全国解放后李先念第二次回故乡。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黄冈地委、专署负责人姜一、马友才也分别从武昌、黄州赶到红安,陪同李先念视察。回故乡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李先念此时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与前次截然不同,这次没讲一句风趣话,满脸的威严。原来,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省市粮食告急,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加之一些地方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使本来就很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变得更为严峻。很长一段时间,李先念几乎每天早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阅各地上报中央的粮食报表。此次南行,他肩负着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纠“五风”的重大使命。途经河南信阳地区,他见许多群众的鞋子上套了一层用来表示哀悼死者的白纱布,他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到达红安后,李先念一下车就问县委书记张景田,红安的灾情如何?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有没有饿死人?张景田如实作了汇报。与农村基层干部座谈时,李先念毫不留情地批评一些地方干部搞特殊,把干群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过去打天下时很聪明,懂得要紧紧依靠群众和怎样依靠群众,现在搞建设却糊涂了,忘了本,群众饿肚子也麻木不仁,这哪里像是共产党的干部?群众有怨气是对的嘛,骂娘也活该!现在看一个干部是否合格,首先要看他的群众观念如何,是不是与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对官僚主义严重,搞浮夸,不关心群众疾苦,只顾自己享受的人,要坚决撤下来,不然,留在那个位置上害死人!讲到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时,李先念指出,红安荒地多得很,要发动群众多种瓜菜,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以瓜代粮。这时,随行人员介绍,“瓜菜代”是李副总理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都认为是个好办法,中央已发了文件,要求全国推广。李先念说:“这也是逼出来的。全国几亿人口要吃饭,粮食就那么多,不想些办法怎么行?”他要求全县各级干部深入实际,开动脑筋想办法,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与广大群众共渡难关。


当天夜晚,红安县委派人将李先念的姐姐李德琴和外甥陈锡民接到县城。李先念单独与姐姐、外甥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你们说说看,县里有没有饿死人?”李先念严肃地问。陈锡民回答:“我们湾里没有,整个高桥区的情况也还好,但二程区和其他一些地方死了一些人,还有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李先念说:“那是缺营养,搞点黄豆吃,症状就能减轻。”李德琴插话:“田地干得发裂,哪里还长黄豆哟!”“这是个问题!”李先念说完,又换了一个话题:“干部作风么样?”“绝大多数还好,与群众一起劳动,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也有个别人差些,喜欢吹牛,老想占群众的便宜。”陈锡民说的是实话。“生产上的事情,社员能不能作主?”“前几年还不行,今年有较大转变,基本上可以作主。”“准不准搞副业,比如说养鸡养鸭?”李德琴直言相告:“社员连粥还喝不饱,哪里能养这些东西。”她喝了口水,接着说,“先念啊,你做了这么大的官,红安缺粮,你也不管管?!”李先念严肃地说:“我的姐姐哟,你不要讲蛮话,红安人要吃饭,黑安人也要吃饭啊!全国这么大,到处缺粮食,都像你们这样伸手,我李先念有天大的本事也招架不下,你就不能为我想一想?”


姐姐李德琴和外甥陈锡民低头不语,李先念严肃地说:“当然我手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也不是没权力调拨。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只能由省里调剂解决,我个人无权给红安拨粮。”分别时,他要姐姐和外甥回去后代问乡亲们好,告诉大家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不能只想到向上伸手,要自力更生,在参加集体生产之余,可以搞点副业。没有粮食,鸡鸭也不是完全不能养。山上有的是虫子,河里塘里也有鱼虾,让鸡上山,鸭下塘,照样可以长肉下蛋。




这次回家掌握的情况与红安县委汇报的差不多。事后,李先念对随行人员说:“红安县委还是实事求是的。”由于要赶往省里作反“五风”的报告,他这次回乡只在县里停留了一天。为了防止县里在伙食上给他搞特殊,他亲自向县委负责人嘱咐“三不准”:不准炒荤菜,不准煮米饭,不准搞酒喝。从来到走共吃四餐饭,李先念同随行人员一样,吃的是荞麦粑和青菜炒豆渣。


一辈子不穿西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中国领导人的服装上也发生了变化。许多中央领导人喜欢穿西服、打领带,以展示对外开放的形象。夫人林佳楣多次建议李先念赶上时髦,也做一套西装,但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带着浓重的乡音说:“为什么一定要穿西服,领带就像吊颈的绳子,勒死人了。我看中山装就很好,我就穿中山装。”李先念一生从未穿过一次西装。李先念小时候读过两年半私塾,后来带兵打仗,只是在延安上了一年抗大,性格不免粗犷。尽管如此,李先念对子女历来是疼爱有加,从不打骂。


李先念是农民的儿子,从大别山走出来,打惯了赤脚,参加革命后穿上了草鞋和布鞋。1983年,李先念当选国家主席,外事活动频繁,必须穿皮鞋,偏偏他最不爱穿皮鞋。当时的警卫秘书曾庆林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把皮鞋放在红旗轿车里,抵达人民大会堂后,李先念在车上把皮鞋换上,会见外宾结束后进入红旗车,立即把皮鞋脱掉,换上布鞋。后来,李先念一直保持了这种习惯。


李先念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他常告诫子女:“政治上要强,思想上要强。”教育子女一定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轻松的工作的,决不能半途而废。”他的几个子女今天各有所成,是与他身教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分不开的。对待亲属或乡亲,李先念也是从公出发,从不搞特殊化。五六十年代,有的亲属和乡亲想通过他介绍到城里工作,李先念总是耐心解释说,我没有那个权利,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从我口袋里掏出来的。他的姐姐、外甥、侄子,也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子女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许经商赚钱。二女儿李紫阳说:“‘文革’前我确实对我父亲很不了解,但是父亲去世之后,通过历史文献,通过拍专题片子,我感觉我父亲这个人的确值得写,值得尊敬,他做了很多工作,却从不拉自己的小圈子,他始终很低调。”“有人说,你父亲管着经济大权,你干什么都可以,做几笔生意就能发财了。可我爸爸从来不让我们经商下海。其实,我们的生活跟大家一样,也不富裕,我也和他提过,但他从来不同意我们经商。他一再讲,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要珍惜。所以,我们家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经商下海的。”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自己也非常简朴。他办公室的家具都是过去老旧的,有的还是他从湖北带到北京的。


晚年的李先念有两件事,让小女儿李小林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她回忆道:“晚年时的父亲身体素质欠佳,医生说要补充维生素,家里就每天给他榨一杯橙汁,当他知道榨一杯橙汁要五六个橙子时,心疼地说:‘太浪费了,以后不要榨橙汁,吃两个就行了。’”“后来,父亲长期在北京医院住院,孩子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就经常到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去打一份汤,一份要花25块钱,父亲知道后,一再叮嘱说,别去打汤了,太贵了。”


李先念一生对党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临终时对李紫阳说了一句:死后让国家给自己开一次飞机,一定要把骨灰撒在祁连山。这是李先念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要求。遵照李先念的遗嘱,骨灰撒在了李先念曾经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


2009年6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李先念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他把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经常说‘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他经常叮嘱家人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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