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政治文明的肿瘤——关于战国法家术治派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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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术治派,必须从申不害和韩非说起。所谓申韩之术,此之谓也。






申不害的足迹





申不害是个奇人。其祖籍是郑国的京邑,在今日汜水东南平原上的一座城池。申不害的父亲,曾经在末代郑国做过小吏。因此,申不害有机会读书,青少年时期也可能做过官府小吏员或仆役。能够确证的事实是:在申不害年青的时候,韩国吞灭了郑国,申不害与父亲一起,成为故郑之贱臣,也就是遗民。如此家族,国家灭亡之后的必然归宿,是归家耕田。




依据申不害后来成才的事实,其人生变化的枢纽应当在贱臣身份期间。战国初期,社会的人身自由程度很大。最大的可能是,申不害筹集了些许钱币,愤而离开韩国,到列国游学去了。能在后来著书立说,而且能够成为开创法家术治派的政治理论家,说明申不害曾经有过相对广泛的交游,有过专心修习法家的经历。而当时,齐国的自田氏桓公起设立的稷下学宫,已经非常兴盛,几乎包容了天下的所有学派。一个游学士子要获得政治理念的深化,稷下学宫几乎是必然的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申不害有过较长时期的稷下学宫的求学阅历。




总之是,最迟至韩昭侯八年,也就是公元前355年韩国变法,申不害已经成为法家名士了。




这时,距离公元前375年的韩国吞灭郑国,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假定韩国灭郑时,申不害是20岁以内;那么,此时的申不害就已经是30余岁或40岁出头的盛年之期了,已经是一个具有独特信念的成熟的政治理论家了。合理推算,申不害的求学经历,至少在15年上下。




史料中从来没有关于申不害老师的蛛丝马迹。关于申不害的思想源,只有《史记》的一句话: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但是,思想的起源,不等同于授业的老师。因此,申不害的独立成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多师而无师,实际上是自学成才。






申不害思想产生的学术背景




申不害理论体系的基本理念是:治国行法,以术驭臣。




有治国行法这一支柱,申不害被当时社会公认为法家。




又因为,有以术驭臣这另一个支柱,申不害又被当时社会认定为法家中的术治派。




在战国中期的开始阶段,术治主张所以能成为法家中的一个流派,其背景原因是:李悝、吴起变法之后,这一时期的法家理论体系已经趋于丰厚成熟;齐国稷下学宫的慎到,主张行法以君权至上,被称为法家学说的势治派;继承李悝《法经》的青年学者商鞅,则主张治国唯法,被看作法家学说中法治派。也就是说,法家历经近百年发展,其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了既定的两大流派。所以,申不害的术治理论的出现,自然就成为法家一个新的流派。战国法家的三大流派,以申不害的术治派出现为标志,已经先后问世了,成熟了。




从思想基础的意义上看,这是战国第二波变法浪潮所以成为战国变法最高潮的根源。


术治派的基本理论框架





战国法家的术治派,在后世遭受扭曲最大,有必要恢复它在当时的真实面目。




首先,法家术治派的根基,是尊奉法治,主张治国行法。




这里,推行法治是术治的前提,而不是抛弃法治,以术治取而代之。这是法家术治派最基本的理论结构逻辑,也是术治派以变法事实所证明的实践逻辑,是不能被忽视的基本出发点。《史记》记载申不害的变法实践,简单归结了两个方面: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用当代话语说,这就是对内整肃社会,对外强兵备战。整肃内政、治理社会、富国强兵,都是法家变法最基本的历史方式。在这种面对全社会的变革实践中,不以法治为总纲,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太史公所说的最低目标——国内以治。




申不害本人,对奉法治国也有过明确的说法。韩非在自己的《外储说·左上篇》中引证了申不害的话: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太平御览卷六三八》也引证了申不害的话: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第一则,申不害将法治的功能归结为两个支柱,一是赏功制度化,二是任用官员制度化;应该说,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战时法治的两个基本方面。第二则,申不害明确了法治的三个实践原则:一是法律要明确无误,要大力推行;二是法律要正义,要遏制人性之恶;三是以律法为准绳,而不以人的智力评判为准绳;这就是任法不任智,是明确地反对人治。由史书残存的申不害的言论可以看出,申不害的著作虽然已经在历史河流中漂散,但在当时的完整文本中,一定有大量的关于推行法治的论述。




从《韩非子》对申不害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申不害的变法实践,不存在是否推行法治的问题,而是法治推行的彻底性问题。韩非在《定法篇》中对申不害的批评,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其二,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第一则批评,说得是申不害推行法治缺乏一致性,颁布的宪令不统一;第二则批评,说得是申不害不清理晋国的传统律法,就颁布韩国的新法;不废除韩国前代君主的旧法,就发布新君的新法,导致法治混乱。这两则批评,都是推行法治的彻底性问题,而不是抛弃法治的问题。




因此,无论从理论到实践,法家术治派的申不害,首先都是一个推行法治的法家。






术治派产生的社会根源





韩非子是后世公认的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对法、术、势三派都有精辟论证。




《韩非子》中有一篇《三难》,是集中破解国君通常遭遇的三个最大政治灾难的一篇文章。颇具意味的是,韩非子在《三难》中,高度肯定了孔子对政治基本点的一问三答的行为。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皆有相互论战,法家批评儒家,儒家批评法家,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法家人物公开高度肯定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言论,却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韩非,曾经将儒家比喻为为害国家的五蠹——五种毒虫之一,能在这里高度肯定孔子,确实是空前的。在这篇文章里,韩非子认为孔子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对政治的要害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是知下的表现。依据韩非子理论的逻辑延伸,知下之明,是法术(督察术)的最基本方面。




让我们来复原一下孔子的这个故事。情境再现——








郊野亭下。叶国大夫子高肃然一躬:“敢问夫子,为政之要何在?”




孔子端坐:“政,在悦近而来远。”




宫殿。鲁哀公躬身:“敢问夫子,为政之要何在?”




孔子:“政在选贤。”




池畔。齐景公笑问:“夫子啊,你说这政事,有个轴心吗?”




孔子肃然:“政在节财。”




大道旁。孔子与群弟子在车旁歇息。




子贡皱着眉头问:“敢问夫子,三公之问皆同,夫子所答不同,何也?”




孔子平淡地:“三国治情不同,故,政事轴心不同也。叶国都城大,地域小,民众多有逃亡之心;故此,为政之要在人心归附,悦近来远。鲁国三桓并立,奸佞愚君;故此,为政之要在选贤任能。齐国君主挥霍无度,故此,为政之要在节财。”




子贡感喟:“啊,为政之要,因国而异哉!”






韩非子对此事的总体评价是:仲尼之对,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




紧接着,韩非子感喟有加,又说了一番对孔子高度评价的理由: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仲尼)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申不害则从另一个方面,对知下不明的危害,有痛切的认识。他说:“必使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不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若知下不明,便可能发生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弑君而取国的恶性事件。




为什么申不害和韩非子都要强调知下之明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呢?




根本的原因,存在于社会政治的现实之中。在那个实力大争的时代,权力争夺的残酷性是空前的。各国的恶性政变接踵发生,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战时背景下,国家权力的集中与稳定,是推行任何社会变革的最基本的要求。作为力行变法的战国法家,在这方面的高度警觉,绝不是空穴来风。而要做到国家权力的安全稳定地运行,防范潜在的隐患,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战国法家看来,无论是国君,还是政治家、理论家,其洞察社会、熟悉国情、知晓臣下权力阶层中的破坏性作为,都是最基本的政治才能,也是最基本的政治需要。




这就是知下之明。




这里的下,首先是组成国家机器的臣下权力阶层,但又不仅仅是臣下阶层。




从本质上说,这个下,是一个政治家所面对的整个社会。




知下之明的重要性,催生了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术治派,后世称为申韩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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