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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华北形势


其实日本人对于殷汝耕也不是很满意。殷汝耕虽然是日本名牌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连妻子也是日本人,对帝国绝对忠诚可靠,奴气绝对是够的。但是奴才奴才,要当奴才也得有资格。殷汝耕在中国政界只能算是个小萝卜头,威望有限,更没有可靠的武力作后盾。作为华北自治的先驱,殷汝耕可以起到些表率作用,指望他挑起华北自治的重担显然没有可能。日本不需要扶不起来的阿斗。——平山大侠


1、松井久太郎:(189年——1942年)日军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少将。

2、宋哲元:(1885年10月30日——1942年)字明轩,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的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之家。

1922年,冯玉祥因军功升任河南督军。宋哲元被提升为第 25混成旅旅长,正式踏入将官阶层。当时冯玉祥麾下共有5个亲信将领担任旅长的职务,也就是后来西北军的主要支柱,所以这5名旅长也就被人称为西北军的 “五虎上将”。宋哲元自从跟随冯玉祥以来一贯以忠勇无私、任劳任怨、智勇双全而闻名全军,所以被同事比拟为“常山赵子龙”。

1931年6月,南京政府正式授予宋哲元所部为陆军第29军的番号,全军共辖37、38两个步兵师,共6个步兵旅。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刘汝明。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38师师长张自忠。

3、池田纯久:(189年——1942年)日中国驻屯军作战主任参谋。

4、胤景川:(189年——1942年)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下属,外务省中国课长。


天津海光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大将剧烈地咳嗽了一阵子,有气无力地说:“诸位,帝国支那驻屯军将对北平中国西北军29军采取行动,一举解决华北问题,现在先请土肥原君来介绍一下华北自治活动的有关情况。”

土肥原贤二说:“还是请胤景君来介绍吧。”

一个面目清瘦、个子矮小的人站了起来,向与会者鞠了一躬,开口说道:“诸位,华北自治活动是从皇军成功的从冀察两省驱逐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势力之后开始的……”

柳原振雄悄声对坐在身旁的中西功说:“胤景川是外务省中国课长。土肥原贤二的下属。”

“1935年6月27日,在皇军的支持下,白坚武在北平举事,可惜被中国驻军镇压。紧接着在8月,发生了‘香河事件’。这一年8月,香河县政府宣布增加土地税,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普遍不满。这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于是在特务机关的组织下,在日本浪人的鼓动下,在日本宪兵的武力支援下,地方豪绅武宜亨以抗税为借口,组织数千民众冲击县城。

但是支那驻屯军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不好把事情闹大,遂放弃了对事件的支持,叛乱不久就被河北省主席商震镇压,武本人逃跑去向不明。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经历了两次失败后,第三次我们把目标定在了中国滦榆兼蓟密区行政督查专员殷汝耕身上,总算是小有斩获……”

“华北自治需要有实力、有威望的中国人出头,白坚武、武宜亨在这两点上都不合格,所以皇军也没有打算对他们下太大功夫。殷汝耕比他们要好些,但是也并不理想。皇军理想中的自治领袖首推原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字、孙传芳,可惜他们两人并不上钩。其次是宋哲元、商震、万福麟、韩复渠、阎锡山等华北非中央系将领。”土肥原贤二插话说。

“因此,我们工作的重点,最后确定的第一号人选就是宋哲元。”胤景川接着说“外务省和帝国军部对于策动华北自治报有极大的期望, 1935年,宋哲元担任平津卫戍司令兼29军军长之后,土肥原君曾经数次与其晤面,让宋哲元通电全国,使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宣布华北自治政府成立。

日本政府则支持宋哲元成为华北自治政府的首脑,从事实上至少先把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同时扩大对华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南京蒋介石政府针锋相对,对宋哲元是又拉又压。

蒋介石担心宋哲元真的投了我们,便派何应钦北上坐镇,同时密电河北省主席商震监督宋哲元。诸位知道何应钦是亲日派头领,他磨磨蹭蹭地不愿立即北上负责,而商震则称病躲进了保定的医院。

宋哲元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确实有着很多不满,但他又怕背上汉奸的骂名,面对这种局面,他玩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游戏,试图以皇军的压力为借口,摆开了一付将在皇军压力下,不得不寻求在不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前提条件下的自治的架势。蒋介石当然坚决予以反对。鉴于宋哲元很有些玩寇以自重的味道,12月9日晚,蒋介石致电宋哲元,把他训斥了一顿,指责他中了‘日本诱陷之毒计,所作所为己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不允许作为地方军事长官的宋哲元进行对日交涉。’

1935年,11月12日,土肥原君亲自向宋哲元摊牌,明确要求他要在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皇军就要出兵山东、河北帮他自治。11月20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为他撑腰,表示:‘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后,绝不令冗独为其难。’蒋介石的话说得很硬,宋哲元也不敢玩得太过火,11月20日,宋哲元向报界宣布‘华北事件停止谈判’,并通知我方说:‘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

现在宋哲元夹在中间的日子十分难过,他不敢公然当傀儡,但是平津、冀察的大权又是个天大的诱惑,他也有抵抗的想法,又不敢贸然与我们决裂。

拉拢宋哲元暂时不成,1935年11月24日,在土肥原君的亲自策动下,中国滦榆兼蓟密区行政督查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中央,宣布冀东自治’。在根据塘沾停战协定设定的冀东22县非武装区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这一地区变成了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

其实我们对于殷汝耕也不是很满意。殷汝耕虽然是日本名牌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连妻子也是日本人,对帝国绝对忠诚可靠,奴气绝对是够的。但是奴才奴才,要当奴才也得有资格。殷汝耕在中国政界只能算是个小萝卜头,威望有限,更没有可靠的武力作后盾。作为华北自治的先驱,殷汝耕可以起到些表率作用,指望他挑起华北自治的重担显然没有可能。皇军不需要扶不起来的阿斗。

对南京政府来说,殷汝耕的自治己经开了个很坏的头,如果万一把宋哲元也带走,那华北就真的彻底大势去矣。11月26日,南京政府明令撤销殷汝耕的一切职务,宣布通缉殷汝耕,明确表示了对此类行为的态度,更给了宋哲元一个很明确的警告。为了应付可能的危局,中央军部分部队开始北调。”

“那么,宋的,态度又如何?”田代问。

胤景川说“此时宋哲元的态度更加暖昧。如果南京政府决心抵抗,他当然也就有胆量一战,反之如果南京政府继续持妥协态度,那么他也不打算落在后面再当牺牲品。

11月29日,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将军在给老长官冯玉祥的信中充分暴露了宋哲元的想法:政府如决定整个抗日,请速调大军北上,则29军愿为前驱。否则,徒令29军单独牺牲,华北造成第二满洲状态,恐于国家无补’。”

“宋哲元真实的想法是对日、蒋的话各听一半,不偏不倚,两边都不得罪。”土肥原贤二补充说。

“土肥原君说得是,从11月29日到12月9日,宋哲元就是这样,一方面,他寻找种种借口尽量拖延宣布自治的时间,不向我方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最后干脆溜回在天津的寓所躲了起来;一方面他又以日方的压力为借口,向南京方面索取更多的权力。他的主要谋士之一29军总参议萧振漏,在记者招待会上有意无意的透露出了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三个条件:侵犯主权,不干涉内政,不侵占领土。言辞中己经显露出了似乎不得不屈服于我方压力的 苦衷,借以向南京政府施压。”

11月30日,何应钦到华北主持。南京政府的打算是,如果条件许可,那么就由何应钦担任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职务。实在行不通,就设立--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担任委员长。可以以‘同防共、适当修改币制改革’的条件建立一种事实上的华北半自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