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辅成王是不得已而为之





谈起西周,乃至于整个三千年的封建时代,都躲避不开一个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周公旦。人们对他既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他不仅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学者于一身;而且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制礼作乐,建立了开创性的宗法及典章制度,于危难时刻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一饭三吐脯,一沐三捉发”,还政于成王,更是成为数千年来有为之士学习的榜样与楷模,大公无私的道德高地。孔子有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朱熹曾言:“国学也,圣贤之学也,仲尼孟珂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但是学习归学习,自他之后无一人能够到达这个高度,使他趋近于神话人士。




陌生的是,由于秦始皇帝焚书以后,造成远古历史文献大量缺失;并且由于宋朝的程、朱理学极力推崇和无限拔高周公旦的形象,不仅将一些著作(如周礼)的著作权划归周公旦名下,而且把一些历史事实(周公是否称王)做了粉饰和修改。而古代社会变革家们为了找寻变革的理论依据,都扛起了周公旦的大旗。王莽以《周礼》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以周公旦的行为做标准,搞起了乌托邦。王安石变法也高举着“周公遗法”的这面旗帜。甚至,西魏的创建者,北周的开国奠基人太祖文皇帝,鲜卑族的宇文泰;遵照《周礼》也干了一把托古改制,并且还算基本成功。这些,使周公旦成为政治家们争夺的理论制高点,更使人们对周公旦的认知,从人的本身逐渐移到了至圣先神。




现代根据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的研究,已经确定《周礼》(亦称周官)为战国时期的著作,非周公旦所撰。周公旦是否“摄政称王”,目前有三种观点,一,肯定是摄政称王,认为是西周初年的史实;持这种观点的大都是近现代历史学家、学者,另有大量秦汉以前的古籍资料记载。二,未“摄政称王”;持这个观点的以清人疑古派催述为代表,另有陈梦家、马承源两位已故西周青铜器考古专家。三,摄政未称王。由于篇幅所限,这个问题就不继续深入讨论。




周公旦为后人所称颂且影响久远的,并记载确凿无疑的有三件事:一,东征,平定“三监”叛乱,维持了西周的政权稳定。二,第二次大规模分封诸侯及归政成王。三,确立宗法制度。




这三件事情对西周王朝的巩固无疑产生了积极意义和切实的作用。但这些作为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建立国家的中心。征讨平息叛乱,是为了国家权利中心的稳定;分封诸侯,划分权利和责任以保护中心的安全;宗法制度,确定自己的宗主核心地位。所以,在清理殷商残余势力,消除不稳定因素的这些意义之外;还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关于国家中心的确立及地理位置的争夺。




关于管、蔡“三监”叛乱的原因,史料上是这样说的。“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畔周。”(《史记·周本纪》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今文尚书·金縢》)除去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与周公旦争夺权利。




周公担心诸侯叛周,按照情理应该主要是防范那些态度暧昧的外姓诸侯和亲殷商的部族势力,不是藩屏周的亲兄弟友邦君。但是没料到,恰恰抢先造反却是他们,三哥管叔鲜,小弟蔡叔度和霍叔。




若说管叔及群弟与周公争夺周王朝的领导权,依据不足。周公旦不仅从头至尾参与灭商及辅助武王创立西周,而且武王在入商纣宫殿宣布商灭亡的一刻,确立了周公旦在周王朝的地位。“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钺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之一,象征权利,甚至代表军权。周公旦把大钺,意味着他是周王朝除武王之外的第二号人物,姜太公虽然是军事统帅,但政治地位不如周公旦高,且非同姓。而且除了他以外,下面的太公望(姜尚),太保召公奭,毕公高等人都位居前列。管叔鲜和蔡叔度虽然也在西周王朝被尊崇,第一时间被封邦建侯,位列五侯末两位,看守殷商贵族和遗民;但显然没有与其争夺朝廷权利的资格。




但是“疑周公,恐其对成王不利”这个原因,倒是颇有来历。这就牵扯到了周的继承制和当时的习俗,应该是周公旦破坏了规矩。殷商的帝位继承实行了很长一段“兄终弟及”帝位继承制度不假,也造成过九王乱世;但自庚丁以后至帝辛(纣王)的四代帝王,依次是庚丁—(子)武乙—(子)太丁—(子)帝乙—(子)帝辛(纣王),都是子袭帝位;帝辛(纣王)甚至是因为是嫡出,虽然上面还有庶兄微子启,却是他继承了帝位。“父死子继”经过一百多年来的贯彻,已经普遍为诸侯贵族们认同和约定俗成。而西周建立之前的王位继承制度,更是完全没有实行过兄终弟及的记录,有据可查的自古公亶父开始,古公亶父传子季历,季历传子昌(文王),昌传子发(武王)。在《史记》和《古本竹书纪年》中都有明确记载。甚至在史记中记述的古公亶父之前的部落首领袭承中,也都是父死子袭;因为这个是孤证的原因,所以不做切实依据。由于殷商已经移风易俗了百多年,而西周从祖上就没有这个定例,所以周公旦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搞摄政或者称王,都不免引起兄弟间的猜疑,甚至其他族系远疏和外姓的诸侯也产生了很大疑虑。周公旦在东征之前,特意找姜太公和太保召公做说服和解释等思想工作,即是证明。大家都认为他要搞兄终弟及,复辟,开历史的倒车。




这个事情要跟兄弟们解释清楚很难,但也不是无法解决;而且放在周公旦身上,根本就不算什么难事。周公旦,西周的第一理论家和笔杆子,讨伐商的宣言书《牧誓》,周公旦打的底稿并做记录;后面的政府公告及告戒书《大诰》、《金縢》、《康诰》、《酒诰》、《洛诰》、《多士》等俱出自他一人之手,简直就是西周王朝的宣传队。其中各篇文章,都是逻辑清晰、循循善诱、至情入理,以这个水平去做解释工作,很是专业对口。先写封信或派人带个话沟通一下,然后约齐三哥管叔鲜和五弟蔡叔度找个地方见个面,吃顿饭,喝点小酒,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谈一谈,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然而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恶化,最后是刀兵相见。是不是没有时间去解释,化干戈为玉帛呢?从周公旦“摄政”或“称王”到东征,距离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解释的时间足够,甚至可以说很充分。那剩下的问题就是周公旦有没有去跟管、蔡两位兄弟去沟通。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史料记载依据,但从周公旦的为人来看,应该是做过沟通的。周公旦为西周王朝社稷,忙得吃顿饭都要几次吐出来为处理公务,洗个澡也要三番五次的挽起头发跑出来接见办事员。说明他是个非常勤奋且行事积极主动的人,以后对成王的教诲以及对殷商遗民的安排,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说明他这个人考虑周道,细心缜密,非常有耐心。管、蔡二位既然属于比较大的势力(五侯之末两位),地位仅次于周公、太公、召公、毕公,又负责监视武庚禄父;还是亲兄弟。周公旦没有道理不去向他们解释沟通。所以显而易见,是解释过,但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谈通。




谈不通的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心问题,而且这关系到管、蔡二人的切实利益。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过:都邑者,政治与文化标征也。这个意思就是说首都当是国家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和表率。武王灭商之后,就考虑到如果以丰、镐西部旧地为首都,为政治文化中心,势必与广大的东部和南部地区距离太远,无法顾及和便于统治。所以提出在洛邑营建成周,为天下之中心,这是周武王的既定国策。




出土的西周成王年间,且唯一有年份记载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上对此事有明确记载:“惟王初壅宅于成周。复武王丰福,自天。才(在)四月丙戍,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戠,视于公氏有爵(恪)于天,彻命。敬享哉!惟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这段铭文的意思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以后就在宫廷上告祭于天,以洛邑(成周)为天下中心,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小子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这是武王在世时的决定,可惜还没开始实施他就驾鹤西游了。但从这个既定国策里可以完全看出武王的建国思路。当时西周控制的是西部、中部和部分南部地区,东部地区虽然也分封了诸侯,但没有到位,所以周王朝还需要继续向东拓展。在中部地区建立政治文化中心,对向东的持续扩展,无论从距离、调动、人力、物力以及成效性上,都比从西部的丰镐旧都要便利得多。“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要保护西周的权利中心,而这个中心指的就是新都洛邑。




武王灭商后封建诸侯的安排就很能说明这个构想。封召公奭于北燕,控制北方的北狄和东北方的孤竹国。东面封姜太公于营丘称齐,控制东夷。封周公旦于鲁,控制东南的奄国和淮夷。西面封毕公高于丰镐附近的毕原,封虢叔原属地为虢国,以挡犬戎。南面因为其时没有任何部族威胁,所以未见封国。洛邑的西北方向山西一带范围,武王时期也未封建国,但成王恰到好处的把弟弟叔虞封于唐,史称“桐叶封虞”,叔虞后人迁都于晋水,建立晋国,完成了对洛邑西北方向上的藩屏。武王灭商后即刻封管叔鲜于鄘,蔡叔度于卫,封纣王子武庚禄父于邶(一说霍叔封于邶),史称“三监”。鄘、卫两地靠近河南中部,而邶在河南北部与殷商旧都相邻。洛邑(今洛阳地区)地处河南中部偏西,鄘、卫两诸侯国距此不过百余公里,夹在洛邑和殷商旧都之间,不仅有监视殷商遗民的作用,还可以藩屏洛邑。这样从外到内,都围绕着王朝新中心——洛邑的保护来部署。




周公旦掌权,无论是“摄政”还是“称王”,就意味着武王这个既定国策的实施,不是彻底泡汤就是无限期推迟。因为迁都不是一件搬家小事,它是在政权极其稳固和国家带头人拥有极大威望这两个基本条件都达到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的一项重大举措。殷商的盘庚迁都就是个例子,盘庚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之余,还要拿出决断的魄力和众人上下宾服的威严。所以,西周初年的政治家们,除了建国者武王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有这个迁都的资格和资本。当时西周的情况是,国家初建,创始人死得太早,政权还不十分稳固,还有一部分地区的部族同情或倾向于已经被灭亡的旧政权殷商;自然新的执政人,无论上台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国家的政权巩固也好,为社会的持续稳定也罢,那怕就是真心当野心家;也一定会在原国家权利的核心地区巩固政权和地位。除非是迫不得已,或者是头脑不清楚的蛮干,才会迁都。当然,按规矩的正统继承人成王当政,就另当别论。




国都不是洛邑,政治文化中心依然是丰、镐;对管叔、蔡叔等人的利益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假若国都在洛邑,管叔和蔡叔的侯国距之不过百余公里,不仅进贡入朝很方便,少跑许多路;而且就属于王畿范围之内,政权的核心地区。而国都依旧是丰、镐,管、蔡二叔多跑上千里地不说,更直接脱离了西周政权的核心。管、蔡二叔的地位在西周王朝虽然不如周公旦、太公望、召公奭等人显赫,甚至可以说不如毕公高,但比其他如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诸位开国功臣来说,更加得到武王的尊崇,在这些人的地位之上。依据有二:一,灭殷商后,武王大封诸侯,依次是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管叔鲜、蔡叔度,是为五侯;证明他们哥俩属于周王朝的权利核心。武王让他俩带武庚禄父(一说霍叔)监察殷商遗民,责任之重大,非信任的心腹诸侯不能委此重托。二,除去虢叔以外,闳夭等人均未有封国,这里虽然有武王以姬姓封侯为先的前提标准的缘由,但所谓无功无禄,功当其地。而且管、蔡的封土面积比虢叔的要大得多,管、蔡的封地都相当于后来一个县的范围,而虢叔的西虢国只相当于一个乡。国都还在镐京,自然被排除在王朝的权利核心之外。由心腹诸侯变为看守殷商遗民的牢头,管、蔡二叔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的大。当然姜太公、召公奭、周公旦的封国距离丰、镐更远,都比管、蔡的距离远上一倍还要多。但是他们本人都没到任,都在镐京述职,只派自己的儿子去开国建邦。而管、蔡二叔却是实打实的蹲守在自己的鄘、卫封国里。如此,由国家中心位置的归属,引发了周公旦和管、蔡的巨大矛盾和冲突。




周公旦的第二次封建诸侯和建立宗法制度,无疑也是围绕着建立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目的而展开。只是他确定的中心是丰、镐的宗周,而非洛邑的成周。东征把奄、淮夷赶出了淮河流域,轰到了长江以南地区;将武庚禄父赶到了河北北部(后被杀);东夷族最大的一支势力徐夷也给压缩成了几个附属于鲁的小国。灭管叔,放逐了蔡叔。殷商遗民或流亡到东北,另建新国;或被迁到洛邑,受到管制;或分给新封的各国,作了奴隶。扫荡了一切西周的敌对势力和不稳定因素,使西周的政局稳定并扩充了大片的统治区域。东方的几大诸侯国燕、齐、鲁站稳了脚根,控制地域广大;中部地区遍布小的诸侯国,以为宗周的藩屏。至此,整个西周的版图由西向东形成一个张开的纸扇形状。扇轴,就是扇骨订集的部分,扇子以此为轴打开;此为宗周。中部数量众多的小诸侯国就相当于扇骨,而东部幅员辽阔的几大诸侯国就连成了扇面。扇面如果出了问题,有扇骨顶着;由于扇骨的数量多,有几根不听使唤也不耽误使用。由宗周通过中部众多小诸侯国到东部大诸侯国成扇形发散,再由扇面经扇骨汇集到一个中心点——扇轴(宗周),一切都以轴(宗周)来转动,并且一层一层保护着宗周的安全。紧密而有序,确实也很好地做到了“众建亲戚以藩屏周”。




宗法制度的创立更是一根根无形的扇骨,不仅更紧密的维系着统治关系,增添了感情、血缘的砝码,也给这种扇形布局增加了更大的保险系数。西周初立是以蕞尔小邦取代了殷商大邦,人口大约就十几万,需要内部的紧密团结。周初的功臣贵族在灭商以前都是先周的一些小贵族和宗室子弟,随着武王的军事胜利,他们很快被分封授爵,成为大贵族,去管辖他们从未管辖过的广大领土,处理相比从前庞大繁杂的地区事物。为了树立威信和在宗族的体系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就要追叙祖先的功勋,并把自己获得的荣誉祭告于先祖。隆重祭告的地方在宗庙,所以宗庙自动成为宗族的地理核心。宗族中又分大宗和小宗,周王为大宗,诸侯对周王而言是小宗,但诸侯对卿大夫而言又是大宗,卿大夫在自己的诸侯面前是小宗,但又在自己的采邑内是大宗。这样从上到下构成了一个金字塔,从下面的小宗追溯上去到塔尖,最后的宗主只有一个,就是周王。所以周王先祖的宗庙在哪里,国家的政治中心就在哪里。宗法制度要求有非常严格的世系相承关系,周王祭祀祖先的宗庙只能是一个。从这一点来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心,不可能有两个。宗庙因为特殊原因可以迁徙,但不可以西建一个,东来一个配对;否则,不严肃,而且容易造成混乱。




周公旦东征之后于西周王朝扇型布局的安排和宗法制度的制订,已经使丰、镐旧都成为王朝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中心,即使后来主政的成王复营成周(洛邑),但宗周的核心地位已无法动摇。有出土的大量成王以后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予以佐证:“惟九月,王才宗周令盂。”(康王时期大盂鼎铭文);“惟八月初吉,才宗周。甲戍,王令毛白更虢成公服……”(穆王时期班簋铭文);“惟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爯旂于丰”(恭王时期卫盉铭文);“正月既望甲午,王才周师量宫。”(懿王时期大师虘簋铭文)[注:周的王师分西六师和殷八师,西六师在丰、镐卫戍,称为周师;殷八师卫戍成周];“王才宗周,旦,王各穆庙,即立。”(孝王时期大克鼎铭文);“惟三年五月丁子(巳),王才宗周,令史颂友、里君、百生,帅于成周”(宣王时期史颂鼎铭文)。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明确提到周王所在位置的鼎器铭文中,标明周王在宗周发布命令的占百分之八十之多。而且内容涉及治国方针,整理军队,指派官职,出征,朝觐,赏赐,等一系列政治活动。说明宗周自始至终是西周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




武王的既定国策已经明确表示,是以洛邑为天下政治文化中心的国都,东北、东、东南、西各个方向上都有势力强大的同姓和异姓诸侯国作外围的一线藩屏,内有鄘、卫及众多的小诸侯国做二线藩屏,紧密的保护着西周的中心——洛邑。从分布上看呈一个蜘蛛网状,非常富有弹性。而且这样的安排,从现代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说,是个超前的高明之举,它使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从各个方向上都具备了广大的战略纵深。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犬戎及北狄甚至鬼方虽然都是马上民族,行动迅速,来去自如,在军事战术上相比于西周具有很大灵活性。但战线一拉长,进入敌人的腹地等于孤军深入,没有后续支援和后勤供给,靠抢支撑不了几天,这个优势就荡然无存。洛邑从外围很难攻破,内部又有宗法制度的控制;这样从外到内确保了国都的安全。




周公旦的扇形布局从内部的控制看非常有效和紧凑,但面对外来的威胁显然有些脆弱。宗周突兀在北方少数民族犬戎的长期威胁之下,没有纵深保护,扇轴一断,扇子自然散架。先王季历及文王、武王时期,对犬戎恩威并施,部分犬戎承认了周的宗主地位,并参加了武王的战争。其中一支申戎更是建邦立国,叫西申;后来被周宣王迁封到了南方,即幽王时期引犬戎破镐京的申国。镐京左有崤函山脉,右有沃野千里的陇蜀平原,四塞皆固,看似固若金汤。这些情况使周公旦完全没有考虑到,镐京有来自北方外部威胁的可能。但他不知道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国都的地理位置对一个封建国度来说,不亚于生存下去的根本。周公旦的短视行为造成了西周一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影威胁下——戎狄。而此后西周各时代不断地陷入与犬戎的对外战争中,凭借实力的强大,维系了数百年。但当国力势弱时,因为一次偶然的烽火戏诸侯事件,西周轰然猝毙,从此一厥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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