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历史不容篡改 (转载)

田园风光201008 收藏 11 3940

古彭万俟轩





/来自***社区 */


一、蒋介石消极抗战卖国求荣的铁证





/来自***社区 */


㈠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㈡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㈢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㈣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㈤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二、国民党百名高官和将领叛国投敌



㈠蒋介石差点成为“汪精卫”



㈡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㈢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投敌“大盘点”



三、抗战期间交战各方阵亡将领名单



㈠抗战期间阵亡的共产党武装将领(197名)



㈡抗战期间阵亡的国民党将领(100名)



㈢死在中国境内的日军将领名单(99名)



四、蒋介石集团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



㈠二战中的最大丑闻:走私贪污军用物资



㈡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㈢抗战8年货币发行量增加738倍



㈣40余万国军败在5万日寇手下



㈤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



㈥蒋介石承认:国军骚扰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五、八路军抗战八年重要战役过千次:推荐阅读《八路军·表册》



㈠历史资料全以表格形式记载



㈡载入重要战役战斗1093个



㈢团以上干部牺牲(病故)728人



㈣资料全面、详实、系统、准确



六、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的五大丑闻



丑闻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丑闻之二: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丑闻之三: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丑闻之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丑闻之五:抗战后期日本为对付共产党放蒋介石一马



七、日伪档案戳穿中国精英无耻谎言



八、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让国人蒙羞



㈠蒋介石消极抗战令国人寒心



㈡“九一八”给国人带来难忘的耻辱



㈢虚假历史难以掩盖事实真相



九、蒋介石集团与侵华战犯关系暧昧



㈠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㈡蒋介石力保侵华战犯冈村宁次



㈢侵华战犯极力颂扬蒋介石集团



十、积极抗日与消极抗日的鲜明对比



㈠死在国民党手里的抗日英雄



㈡民主人士怒斥: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



㈢蒋介石消极抗日“功绩”实录



附一:共产党与国民党谁领导了抗日战争?



附二:关于蒋介石“爱国”的两则谎言



前言



《蒋介石消极抗日的“底线”——关于抗日战争的对话》一文在网上贴出后,绝大多数网友拍手叫好。但也触动了某些极右非毛反共人士的敏感神经。这篇文章就像挖了他们家的祖坟,在如丧考妣的哀嚎声中,纷纷对笔者大加挞伐。他们除了极尽污蔑谩骂之外,还恶毒捏造臭名昭著的“三大观点”:中共消极抗战,游而不击,借抗日之名保存实力;蒋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国的抗战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极抗战的说法;抗战期间,国民党200多名将官阵亡,共产党方面只死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左权。



针对极右分子的无耻谰言,笔者 10月18日 以《驳斥“中共不抗战”的有力证据》为题,引用网友“彦强”的帖子,通过中国共产党大量高级将领和干部牺牲在抗日战场的活生生历史事实,对那些极右分子的造谣污蔑进行反击。该文在网上贴出后,立即被多家网路媒体转载,受到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好评。我曾在该文中建议并呼吁:



针对那些非毛反共分子的猖狂进攻,我们再不能等闲视之或置之不理了。中央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相关部门均应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尽快组织人力物力搜集这方面资料,把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抗日武装牺牲的烈士搜集整理编写成书,并将他们的姓名、职务、牺牲地点公布于众。这样一来,那些别有用心的反共分子一直标榜的“国民党蒋介石积极抗战”,以及恶毒攻击“共产党毛泽东保存实力,游而不击,为打内战积蓄力量”的无耻谰言,都会不攻自破。



我在此强烈呼吁:爱国的网友们同样应该尽快行动起来,搜集资料,用铁的事实回击和戳穿那些非毛反共分子的无耻谰言和谎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中坚力量”正名贡献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我的建议和呼吁迅速得到回应。一位名叫“红色战士”的博友, 10月20日晚上 在我博客里留言,并留下1万多字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他搜集整理的,也有他从相关渠道转引的。他留给我的资料包括三大类:一是蒋介石消极抗日、卖国反共的证据;二是国名党军队投敌叛国的历史资料;三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高级指挥员牺牲战死的史实和确切数字。



我认为,“红色战士”提供的这些资料异常珍贵,也是对非毛反共人士进行回击的强有力证据。所以我决定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献给大家。因为材料比较丰富,且内容不同,我决定按类别以《抗战史实》为题,陆续介绍给广大网友和热情关注此事的读者。在整理发表这些资料时,笔者再次向博友“红色战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蒋介石消极抗战卖国求荣的铁证



㈠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年8月22日 )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3年9月23日 )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㈡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 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㈢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 1937年8月7日 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年8月7日 )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 ,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 1937年11月5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年1月11日 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 1月16日 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 3月17日 ,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 9月13日 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㈣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㈤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㈡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㈢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投敌“大盘点”



下面这些败类都是国名党的军事将领,不包括这些投敌叛国的党政要员。(注:这些数字与《解放日报》上公布的有出入,这属于当时统计原因造成的遗漏。)



1.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2.1939年,蔡雄飞,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3.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4.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5.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6.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7.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8.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9.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0.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1.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2.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3.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4.1942年2月杨诚 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5.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7.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8.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1.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22.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23.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24.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25.1943年1月,吴化文,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26.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7.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8.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9.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30.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31.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2.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3.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4.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5.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36.1943年2月张海平 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7.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8.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39.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40.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2.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43.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4.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45.1943年5月,赵星彩,第24集团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 随庞孙投敌;



48.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49.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0.1943年5月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51.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2.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3.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6.1943年5月,齐子修,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被俘投敌;



57.1943年5月,邱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58.1943年6月,荣子恒,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59.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0.1943年7月,陈孝强,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1.1944年9月,贺凯宪,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


三、抗战期间交战各方阵亡将领名单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确定无疑的,也是我们需要始终坚持的抗战史观。



但是,国内那些“蒋遗”(蒋家王朝的遗民)却不这么看。自去年以来,一些文化“精英”在其把持的平面媒体上,大肆叫嚣,掀起一波又一波非毛反共的声浪,核心就是“重写抗战史”。为什么要“重写”呢?他们表面上要“揭开历史迷雾”,其实内心里就是要改变抗战史观,大肆宣扬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把国民党蒋介石作为抗战主轴。所谓“主轴”也就是“中流砥柱”的意思。



“蒋遗”们要“重写抗战史”的“依据”,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自“7.7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的将军牺牲了100多人,何应钦则说是200位以上”。“蒋遗还给“重写”提出了佐证:“中共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和彭雪枫两位将军”。一边是100多位乃至200位,一边“仅有两位”,这是何等大的差距啊!事实果真像“蒋遗”们说的那样吗?“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几组相关数据。这些证据有的出自近代史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有的来自档案资料,还有的是国共双方公开的数据。我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去伪存真,将可信度最高的几份材料搜集整理出来。它们分别是:网上流传甚广的国民党军阵亡将领名单;八路军、新四军、抗联阵亡将领名单;日军在中国境内死亡将领名单。通过比较,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到底谁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笔者一直认为,正确的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对这些历史事实做出科学分析、比较和鉴别。


先看当时的军事基础,即国共双方抗战结束时的军力。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约600万,陆军、空军齐备;共产党方面的兵力约60万,无空军。国民党军队掌握了全部的国际援助资源;共产党军队没有军饷来源,被日寇、国民党两面封锁,只能靠大生产解决边区军民吃饭穿衣问题。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1942年以后,主力部队的火力已经超过日军;共产党的装备大多来自战斗缴获,少部分简单武器自制,包括土地雷之类。国民党的军队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共产党的军队一直战斗在日寇占领区。国民党一退再退,直到没有地方退为止;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在日寇无数次大小扫荡面前,武装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根据地反而越来越大。



再看国共双方“将领”的标准。国民党有完整的军衔体系,中共没有正规的军衔。抗战期间,共产党副主席身份的周恩来,因特殊需要才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中将”军衔。所以,单看军衔是不公平的。比较客观的是看具体职位。笔者在搜集到的100位国民党阵亡将领名单中(这份名单是网上流传人数最多的,我们找不到何应钦所说“200位以上”的证据),发现这些将领最低职位是“大队长”或“团长”。国军旅长一般是少将,团长、大队长的“将军”多为阵亡后国民政府“追认”。根据上述标准,笔者整理的共产党武装阵亡“将领”名单中,八路军取旅长以上职务,新四军取团长以上职务,抗联取支队长以上职务。这样做是客观公正的。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共产党方面阵亡的“将领”合计197位,国民党阵亡的将领合计100位。按照“蒋遗”们所谓“重写”的证据,再比较国共双方10比1的军队实力,共产党付出的阵亡“将领”比率,要高出国民党20倍以上。如此高的“将领”牺牲比率,一方面证实了共产党军队“将领”身先士卒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反证究竟谁是“抗战中流砥柱”的核心问题。

笔者在搜集材料过程中,还发现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新四军阵亡的高级指挥员,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抗日战场上,而是死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动地方势力甚至国民党正规军的之手。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就损失了将近20位高级指挥员。这再次证明了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本质。



最近两年,“蒋遗”们还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刻意抹杀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伟大历史功绩”。其实,他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客观评价国民党军队抗战历史的,也充分肯定他们的作用,同时还把坚持抗战、英勇杀敌的国民党爱国将士与消极抗日的蒋介石集团严格区别开来。在笔者搜集到的100位国民党阵亡将领名单中,已知的就有18位被新中国追认为革命烈士。另外,我们看到的“卢沟桥事变纪念馆”、“台儿庄战役纪念馆”、“淞沪战役纪念馆”等等……都是主要纪念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蒋遗”的这些污蔑不是故意造谣,就是别有用心。



我是始终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所有抗日英烈的,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他们都是抗日民族英雄,都值得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缅怀和敬仰。



笔者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抗日阵亡将领名单以及日军在中国死亡的将领名单列在后面。这是笔者目前搜集到的最完整的资料。欢迎广大网友和读者对该材料进行增补,错讹或遗漏的地方也请提出,以便进一步修正,使该名单能成为最权威的抗战历史资料。






5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1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